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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工作经历、社会资本与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

2017-10-31李树良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17年5期
关键词:耐用品小汽车家用

摘 要:

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在社會资本中介作用条件下,研究非农工作经历对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农工作经历能够有效促进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且此种经历对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的影响在中部地区显著,在东部地区不显著。相对于社会规范与社会参与而言,社会信任对于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应因地制宜地加强农民在打工及社会交往期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建设,拓宽打工农民获取高质量、重要信息的社会网络资源,扩大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

关键词:

非农工作经历;社会资本;耐用品消费;区域差异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5-0100-11;中图分类号:F126.1;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农民的外出打工经历源于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农民进城打工不但为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建设做出了贡献,而且也使得农民增加了个人收入,拥有了资金资本。开阔眼界,增长了技能的同时,提高了人力资本,并且拓宽了社会网络,增加了社会资本。这些资本都为农民进行耐用品的消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在现实当中农民有无非农工作经历对享受型耐用品消费存在区别吗?如果有,非农工作经历对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的作用是否存在区域差异?基于此,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农户的微观数据,在考虑社会资本以及农户家庭、个人特征等因素的前提条件下,从实证角度回答以上问题。

从非农工作经历(或者打工经历、外出务工)的角度研究“三农”问题的CSSCI文献不多,有学者研究得出外出打工经历对农村女性居民健康的促进作用大于男性农村居民,并且外出地点越远对健康的促进作用越大(秦立建等,2014)。[1]而且,具有非农工作经历的农民回乡务农收入明显高于没有此种经历的农民务农收入,社会关系网络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冉璐等,2013)。[2]由于非农工作经历增长了农民的技能、开阔了农民的眼界,农民凭借这种技能可以进行职业转换,有研究表明,打工经历使得农村劳动者从事各种非农职业的可能性平均提高约30%,且随着打工时间的增长,其创业变成市民的可能性就越大(罗凯,2009)。[3]社会资本来源于社会关系网络(Coleman,1988)[4],是社会关系网络的总和。就农民而言,其社会资本所涵盖的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参与①不仅取决于其血缘和地缘基础,而且也与农民的生活和从业经历有关(李树茁,2007)。[5]特别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出和非农就业,农民社会资本在原来基础上得到了拓展和延伸,社会规范、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都突破了传统的血缘和地缘限制。主要体现在外出务工之前农民的社会网络具有典型中国乡土特色的初级关系,即以相互交织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进城以后农民为了适应城市的生存和发展,会逐渐拓展以“业缘和友缘”为主的工具理性取向的次级关系,即在城市再构社会关系网络,带来网络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张鑫等,2015[6])。袁国方、邰秀军等(2014)[7]认为外出务工收入对农民耐用品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其贡献在所有收入变量对耐用品消费的贡献中比重最大),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和外出务工收入对不同类型的农民消费倾向具有不同的影响。中国农民的享受型消费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根源和社会功能。家用小汽车作为农民一种较昂贵的耐用消费品,象征着一个人的财富和品格,代表着富贵和时尚,是一种“身份名片”。Moreno(2014)[8]认为在模糊状态下,(房屋、汽车)耐用品购买者保留价格的决定变化遵循一个参数化的模型,(房屋、汽车)隐含期权的价值在模糊感知水平中不断减少。Willem 和 John(2013)[9]指出耐用品消费对利率下降的敏感性减弱,影响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效率,也是目前经济复苏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耐用品消费的非线性特点,有些学者(张兵兵等,2013)[10]从美国家庭汽车消费市场分析入手,认为二手汽车交易需求是影响新车消费需求最为重要的因素,其影响要超过个人收入支出的影响。李树良(2016a)和周亚军(2015)认为,农村居民耐用品消费受社会保障水平、收入水平、消费环境、消费观念与消费心理以及家电企业的营销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增强农民消费信心,扩大耐用品消费,从而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11][12]

纵观耐用品消费的研究不难发现:一是学者们从收入、社会保障、消费观念研究农村居民耐用品消费的较多,而从非农工作经历角度研究农民耐用品消费的较少,从该角度研究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的几乎没有;二是现有农民消费等研究采用宏观数据的较多,而从微观层面研究的少;三是从社会保障、健康、收入类型、消费观念等因素影响耐用品消费研究的较多,而从社会资本角度研究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很少。几乎没有学者从非农工作经历、社会资本的角度实证研究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有鉴于此,本文以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4405个农户微观数据为研究样本,检验非农工作经历对农民享受型耐用品(家用小汽车)消费的影响。同时考虑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并对比全国与东、中、西部地区有无非农工作经历的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的差异,以便解释非农工作经历、社会资本对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的影响机理,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1.研究假设

外出打工前,长期务农的农民拥有的资源主要以“血缘和地缘”部分为主。进城后,为了适应新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促使其在城市不断建立以业缘和友缘为主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获取社会资本的范围得到拓展,网络规模变大。随着业缘和友缘为主的新型关系的形成,务工农民的社会资本中资源丰富且异质性较强的弱关系比例提升(朱红根,2012[13]),网络密度变小;高社会阶层群体嵌入在务工农民社会关系网络的概率变大,网络资源整体质量变高。由此提出研究假设1:非农工作经历能够通过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社团参与等途径拓宽农民的社会网络,增加社会资本。

从农民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功能来看,按照“弱关系强度假设”原则来搭建结构跨越桥梁,获得差异性资源和有效的非重复性市场信息,能带来更为有效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民群体而言,打工经历①是搭建结构跨越桥梁的重要方式与渠道,它突破了农民传统的社会交往场所,带来了跨越结构边界的社会网络[14]。由此提出研究假设2:有非农工作经历的农民比没有非农工作经历的农民消费更多的家用小汽车。

2.模型构建

经过对现有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因素的实证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学者们主要运用四类计量分析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二元选择模型分析、有序数据的多元离散选择模型分析以及普通的多元离散选择模型分析。本研究把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即对家用小汽车的消费决策理解成一个二向性问题,即因变量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变量。故可将“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设置为虚拟变量,令购买了家用小汽车的样本取值为“1”,没有购买家用小汽车的样本取值为“0”。Logit模型是分析二向性选择问题的常用工具,其理论基础为二元选择理论。模型函数为概率分布函数,具体表述如下:

3.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采取的是多层次分层抽样的方法,对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11400多户家庭进行了调查,包含中国农户家庭的基本信息、参与非农工作、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社会参与以及家用小汽车享受型耐用品消费等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信息。根据问卷村委会、居委会筛选农村区域,删除不知道、不适用等残缺值样本后最终得到4405份考察样本,其中有非农工作经历的农户923个,占比20.95%;没有非农工作经历的农户3482个,占比79.05%。考察样本涵盖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除海南、新疆、西藏),其中东部地区有10个省、直辖市共864个样本,中部地区有8个省共1928个样本,西部地区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613个样本。

自变量非农工作经历根据问卷的“A58您工作经历及状况是?”的回答予以设定:目前从事非农工作=1,其他=0(此处考虑到非农工作经历对社会资本及家用小汽车消费的影响顺序,并假定“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经历”延续到家用小汽车购买前)。根据2013CGSS问卷的问题设计特点,社会资本的测量分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社会参与三个维度,根据问卷A33、A34问题的回答项测量社会信任;A31a、A31b问题的回答项测量社会规范;A44、A6、B22问题的回答项测量社会参与变量。选定家庭年收入、家庭规模、经济状况、健康、教育、年龄、性别、政治面貌作为家庭和个人特征的控制变量。因变量“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通过问题项“A66” 农民是否拥有家用小汽车的情况设定二元变量予以测量(拥有家用小汽车赋值为1,没有/不适用赋值为0)。各项指标的选取、描述及定义见表1。

三、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1.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所属东、中、西部区域对样本农民进行分类,然后按是否具有非农工作经历直观比较两类农民的家用小汽车消费情况。由表2可知,首先,从全国范围来看,有非农工作经历农民的家用小汽车消费数量高于没有非农工作经历的农民家用小汽车消费数量。有非农工作经历农民的家用小汽车拥有量为每万人1614辆,是没有非农工作经历的农民家用小汽车拥有量的2.7倍。其次,从区域范围来看,所有地区有非农工作经历农民的家用小汽车消费数量皆高于没有非农工作经历的农民家用小汽车消费数量。西部地区的差异最小,有非农工作经历农民的家用小汽车拥有量比没有非农工作经历农民家用小汽车拥有量多659辆(每万人);东部地区次之,有非农工作经历农民的家用小汽车拥有量比没有非农工作经历农民家用小汽车拥有量多798辆(每万人);中部地区差距最大,有非农工作经历农民的家用小汽车拥有量比没有非农工作经历农民家用小汽车拥有量多1226辆(每万人)。

总之,按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划分,根据农民是否具有非农工作经历分成两类,其家用小汽车(享受型)耐用品消费分布具有明显差异,有非农工作经历的农民家用小汽车拥有量高于没有非农工作经历的农民家用小汽车拥有量;从区域差距看,农民家用小汽车拥有量在西部地区差距最小,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區差距最大。

2.实证模型分析结果

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3、表4、表5、表6所示,模型整体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 F检验,据此可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非农工作经历能够有效促进农民享受型(家用小汽车)耐用品消费,且在东、中、西部地区具有明显的消费促进差异,即非农工作经历对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影响在中部地区显著;非农工作经历对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影响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就全国(表3)而言,非农工作经历在1%(两项系数)和5%(一项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农民对家用小汽车的消费。从中部地区(表5)来看,非农工作经历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农民对于家用小汽车的购买;在西部地区(表6),非农工作经历在10%(三项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农民对于家用小汽车的消费;在东部地区(表4)非农工作经历正向影响农民对于家用小汽车(享受型)的购买,但不显著。总之,非农工作经历在全国和中西部地区较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对于家用小汽车享受型耐用品的消费,在东部地区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假设2得到验证。

第二,相对于社会规范与社会参与而言,社会信任对于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较大。从全国(表3)和东(表4)中(表5)西(表6)部的回归结果看,社会信任变量对农民家用小汽车的回归系数在全国(表3)、东部地区(表4)、西部地区(表6)都是正值,说明社会信任正向影响农民对享受型耐用品消费,在中部地区(表5)都为负值,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在中部地区社会信任较显著负向影响农民对享受型耐用品的消费;社会规范变量对农民家用小汽车的回归系数在全国(表3)、东部(表4)、中部(表5)地区对农民家用小汽车的回归系数都是负值,说明社会规范对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存在挤出效应,在西部地区(表6)对农民家用小汽车的回归系数都是正值,说明社会规范正向影响农民对享受型耐用品消费;社会参与变量对农民家用小汽车的回归系数在全国(表3)、西部地区(表6)都是正值,说明社会参与在该地区正向影响农民对享受型耐用品消费,其系数在东部(表4)、中部(表5)地区为负值,说明社会参与在该地区对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存在挤出效应。

第三,非农工作经历不仅直接影响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而且通过社会资本的间接作用影响农民家用小汽车消费。从全国(表3)的非农工作经历与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回归结果看,社会信任、社会参与交叉项正向影响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其中社会信任一项交叉项影响较显著。从各地区的非农工作经历与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回归结果看,在东部地区(表4),社会规范、社会参与交叉项的系数为正值,表明它对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社会信任交叉项两项系数为负值,说明它对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具有负向作用,存在挤出效应;在中部地区(表5),非农工作经历与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回归系数皆为负值,说明它对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具有负向作用,存在挤出效应;在西部地区(表6),非农工作经历与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回归系数多项(四项)为负值,说明交叉项在该地区负向影响农民享受型的耐用品消费。综合全国(表3)来看,有非农工作经历的农民可以通过社会信任、社会参与拓宽社会网络渠道,进而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促进其享受型耐用品消费,假设1得到验证。

第四,从家庭控制变量家庭年收入、家庭规模、经济状况来看,无论是在全国(表3)的回归结果中,还是在东部(表4)地区、中部(表5)地区、西部(表6)地区的各区域的回归结果中,家庭控制变量都显著正向影响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说明家庭年收入越高、家庭规模越大、经济状况越好的农民越愿意而且有能力进行享受型耐用品的消费。

第五,从个人特征控制变量来看,对全国(表3)的回归结果而言,受教育年限的系数皆为高度显著的正值,说明受教育年限显著正向促进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同时身为男性、中共党员的农民对家用小汽车的消费比女性、非中共党员的农民对家用小汽车消费多;健康状况对农民家用小汽车的购买存在挤出效应。对东部地区(表4)而言,受教育年限较显著正向促进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身为女性、中共党员的农民对家用小汽车的消费比男性、非中共党员的农民对家用小汽车消费多;健康状况对农民家用小汽车的购买存在挤出效应。对中部地区(表5)而言,性别、政治面貌较显著正向影响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说明身为男性、中共党员的农民对家用小汽车的消费比女性、非中共党员的农民对家用小汽车消费多;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皆正向影响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但不显著。对西部地区(表6)而言,受教育年限在10%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且健康状况、政治面貌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负向影响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性别正向影响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说明身为男性的农民对家用小汽车的消费比女性的农民对家用小汽车消费多,年龄对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影响不大。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研究非农工作经历对农民享受型耐用品(家用小汽车)消费的影响,在考虑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下,比较全国与东、中、西部地区非农工作经历对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非农工作经历能够有效促进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且非农工作经历在东、中、西部地区具有明显的消费促进差异,即非农工作经历对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影响在中部地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在东部地区不显著。(2)相对于社会规范与社会参与而言,社会信任对于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3)非农工作经历不仅直接影响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而且通过社会资本的间接作用影响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

根据研究结论有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在利用“三去一降一补”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期,要想补齐农民耐用品消费的“短板”就要充分重视社会资本这个重要的资源配置替代机制。政府要有序引导农民打工期间强化个人的社会网络建设,提升社会网络资源质量,助力补齐农民耐用品消费“短板”,为拉动农民消费,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贡献力量。第二,针对非农工作经历在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对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的影响差异,应因地制宜地加強中部、西部地区农民在打工及社会交往期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建设,政府要多方位优化服务水平,创造打工农民接触、结识营销、金融、社会团体等相关机构及人群的机会,提高打工农民获取高质量、重要信息的社会网络资源,进而帮助其提升享受型耐用品消费能力。第三,在不断提升打工农民社会资本的同时,应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打工的资金资本和人力资本,使得三个“资本”同步提高,不断扩大农民耐用品消费市场份额,提升全国农民的消费结构,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参考文献:

[1]秦立建,陈波,蒋中一.外出打工经历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J].中国软科学,2014(5):58-65.

[2]冉璐,谢家智,张明.非农工作经历与农民务农收入[J].农业技术经济,2013,(6):32-39.

[3]罗凯.打工经历与职业转换和创业参与[J].世界经济,2009(6):77-80.

[4]James Coleman,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Supplement),95-120.

[5]李树茁等.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67-76.

[6]张鑫,谢家智,张明.打工经历、社会资本与农民初创企业绩效[J].软科学,2015,Val.29(4):140-144.

[7]袁国方,邰秀军,仪明金.外出务工对欠发达地区农民消费倾向的影响[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9-74.

[8]Othón M.Moreno.“Consumption of Durable Goods under Ambiguity,” working paper,Banco de México.2014.

[9]Willem Van Zandweghe and John Carter Braxton.“Has Durable Goods Spending Become Less Sensitive to Interest Rates?” working paper,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2013.

[10]张兵兵,徐康宁.影响耐用品消费需求的因素研究--来自美国家庭汽车消费市场的经验分析[J].软科学,2013(7):74-77.

[11]李树良.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民消费观念和耐用品消费的影响[J].西部论坛,2016(3):37-44.

[12]周亚军.基于跨时限制模型的耐用品消费与中国经济项目差额波动研究[J].商业研究,2015(2):16-23.

[13]朱红根,解春艳.农民工返乡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2(4):36-46.

[14]孙东琪,陆大道,朱鹤.中国东部地带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化及机制研究[J].经济經纬,2016(1):1-7.

Non-farm Work Experience、Social Capital and Famer s Enjoyable Durable Goods Consumption

LI Shu-liang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usiness planning school,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2013 CGSS data, study what the effect non-farm work experience will have on the famers enjoyable level consumption of durable goods,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t is found that the non-farm work experience can affect famers enjoyable level consumption of durable goods, and the effect is remarkable in the central area, but not in a remarkable way in the eastern area. The effect of social trust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social norm、social participation in total. We should adjus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enhance the famer s social net construction during working time, and broaden the peasant workers access to high quality、important information of the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in order to expand the farmers enjoyable level consumption of durable goods.

Key words:

Non-farm work experience; Social capital; Durable goods consumption; Regional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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