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肖冰

铜盘，盘口和盘中央錾刻图案

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是古代人类对人类发展的重大贡献。

世界上出现青铜器的历史是很悠久的。人类最早开始冶炼和使用青铜器，大约是在公元前4000年初的伊朗南部、土耳其、美索不达米亚一带。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制品是一件出土于甘肃省东乡回族自治县马家窑类型遗址中的青铜小刀，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几乎从其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被赋予浓重的政治、宗教色彩，它被视为王权统治的象征及贵族等级身份的体现，因而，中国青铜工艺倍受重视，得到长足而充分的发展，青铜铸品的辉煌程度是其他文明地区的青铜时代无法与之相比拟的。

随着我国的考古事业不断发展，又在古代中原地区发现了较早的青铜器。据1999年4期《文史知识》王浩撰文《最早的冶铸容器——铜爵》记载：“中国境内最早的铜器，出现于新石器末期——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及齐家文化的遗址中，遗物有红铜、青铜及黄铜制品，但都是小件的。大型的铜爵，是1982年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这具铜爵，青铜制、长流、体态短矮，器壁较薄，表面无纹、平底。这件青铜器的发现，符合文献纪年的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它与文献记载中的夏代纪年、分布范围大致相近。在相当于夏代的考古学文化中，发现青铜容器，充分表明了夏代确实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①

铜盘，盘口和盘中央錾刻图案

作为饮酒的酒具——爵的出现，是与农耕技术的提高密切相关。随着五谷产量的提高，有了富裕粮食，人们便尝试着酿酒。有了酒，人们又开始制作用来饮酒的酒具。铜器未发明以前，饮酒的器具是由陶土制成的，随着铜器铸造技术的日益成熟，陶制的酒具改换为铜制的饮酒器具。

随着历史长河的演进，新疆的青铜器，大约距今3000—2500年左右。在天山南北各遗址中都发现了铜刀、铜镞、铜锥、铜斧、铜镜、铜马以及各种铜质的装饰品。

新疆的考古工作者，还在全疆各地发现了大量大型冶铸遗址。因此，位于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河畔的古代铜矿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西域尤其是伊犁河流域的历史发展和民族活动，毫无疑问具有重大的意义。

“古铜矿遗址位于尼勒克县县城南约3公里的天山奴拉赛沟，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沟谷，矿脉顺沟展布。从考古工作者调查采集到石器等遗物的分析，并依据竖井圆木碳十四测定年代，证明这一遗址距今已达2500年左右，也就是相当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这样古老的采矿遗址，不仅在新疆地区是首次发现，就是在全国和中亚范围内也是极其罕见的”。②

西域在汉唐之际，冶铸业是很发达的。伊犁不仅有奴拉赛古铜矿，还发现圆头山古铜矿，有两条破碎带，附有锅形洼地，这些洼地可能是当时采矿的矿坑。

南疆各地还有洛浦县阿克山遗址，库车阿艾山、提克买遗址和民丰县尼雅冶铸遗址。遗址附近还发现剩余的烧结铁、残破的陶冶鼓风管、石锤、石凿、红矿粉等。

关于新疆的冶铸业，史书上也有记载。《魏书》载：“龟兹、疏勒三国有冶铸业。”《汉书·西域传》载：若羌“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剑甲”；鄯善“能作兵，与若羌同，”自且末以西，“作兵略与汉同”；莎车“有铁山”；龟兹“能铸冶，有铅”。《汉书·西域传》曰：“自宛以西至安息国……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兵器。”汉代中原冶铁技术向西传播，是汉族人民对西域各族友好的表现。是促进西域各族人民经济发展的一件大事。

总之，汉唐时代，西域地区已享有较高的冶铸文明，西域居民不仅能自产自销某些金属产品，而且还能外销。“西域汉唐时期的冶铸文明不但有其本土的悠久历史，而且还受着中原冶铸文明的同步影响。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西域早期的冶铸文明，也即冶铸文明的起源，既与北亚的冶铸文明有关，也与中原的冶铸文明有关，与中亚的冶铸文明没有直接的关系。”③

造型各异的青铜器

各种资料表明，从夏代开始青铜器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尤以商代后期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并牢固地奠定了基础。

中原青铜器的发现也有所进展：以郑州二里冈为代表的商代前期青铜器，出现了许多造型各异的食器，酒器与水器。如鼎、鬲、甗、角、爵、斝、觚、盉、尊、罍、盘，以及工具与武器。器物造型准确规整，装饰艺术虽属动物或几何形单层花纹，但已较前大为长进了。④

物竞天择，人类的发生、发展必然要适应大自然，繁衍代谢差等的毫无例外地被淘汰。青铜器的造型与纹饰图案，及线条的运用上，既细腻严谨，又粗犷豪放，都与其它题材的图案一样，具有形象性、装饰性、感染性、社会性。

新疆天山南北出土的青铜器造型各异，有大型的：例如，在伊犁征集了许多件青铜器，有传说中的“塞人”武士铜像，草原游牧民族的“人面兽足铜方盘”，草原文物——“虎牌和项圈”，以及兽足铜鍑、铜镰、铜马衔等等；小型的有铜耳环、铜发钗、金耳环、小铁刀等等。上述铜器的绝对年代，多数认为是在公元前六至四世纪前后。

基于与内地中原地区交通、经济、文化交流等因素，西域居民接受了中原的弓、剑、矛、甲、犁、货币等铸造技术，还有铰具、马镫、镟、锄、锯、镰、勺、匙、炉灶、坩锅、鼓风设备等技艺，甚至出土中还发现了中亚、北亚的草原文化的遗痕。但总的来说，是具有浓郁的汉风风格的基因。

青铜器的制作与强化装饰形象的造型规律和表现技巧有关。我认为，在东疆地区发现的早期青铜器中尤为明显。它以动物题材为造型与装饰艺术的实用性相结合，也就是实用性与装饰性融汇的一种类型。象铜牌饰纹、铜镜和铜刀的柄部，其造型不仅讲究，纹饰又精致、古朴。明显地将各种线条刻画成各种动物的外形轮廓，采用浮雕式，圆雕式甚至是透雕饰的动物纹造型。此件鹿首柄饰不仅惟妙惟肖，神态迷人，以及弧背铜刀造型的新颖不仅有实用价值，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还有那羊形柄铜镜，夸大其大角羊纹的弧度，而且深挖其内在美感、形式感，使自然形态“浓缩”、“升华”，创造出赋有色彩的装饰纹样，这也基于游牧民族对于动物纹的感情。

自然形态的处理必须融入对其认识与理解，才是纹样变化的源头。犹如在木垒县发现的野猪博马纹铜牌饰。在长13米，宽6.5厘米的边框内，站立一只野猪在低头伸颈咬住马的右前腿，其左面还有一匹马却咬住野猪的肩部，紧张的一刹那，显示出双方力的较量，活生生地充溢整个饰牌纹饰之中，它又借鉴北方草原鄂尔多斯风格的艺术品情韵，让人玩味于两者巧妙之处。

青铜货币

关于青铜货币，据夏鼐先生考据：早在安息帝国时（公元前247年一224年），便与我国发生了交通关系。我国《史记》、前后《汉书》、《魏略》等称其为安息国。

萨珊王朝时，波斯和我国就有交通关系，它的银币有传到我国。史载就其“货用大银钱”。它的银币在内地也有多处发现。这是历史上中国与波斯友好交往的物证。

夏鼐先生还说：“解放后，我国考古工作空前地展开了。关于萨珊银币，不但在新疆的吐鲁番盆地发现了一批10枚，并且在陕西西安近郊和河南陕县的会兴镇附近，也从古墓中发现了几枚。在新疆吐鲁番盆地，曾多次出土了波斯银币。且系波斯萨珊朝铸造。其中有的发现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银币被含在死亡者口中，或盖在死者两眼上面，以示银币的贵重。银币单位是“德拉克麦”，重量约4.1克。货币的造型特点是和谐中见变化，充满了异国情调。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还出土了东罗马金币，其年代为公元7—8世纪。形状为圆形无孔，打压制成。正面为东罗马国王头像，头戴王冠，王冠颈部有宝珠装饰。其背面为女神立像，有翅，右手持长方形十字架。图像四周边缘有拉丁字母。

铜鍑

新疆的青铜货币，目前仅见六种。即高昌吉利小钱、龟兹小钱Ⅰ型、龟兹小钱Ⅱ型、龟兹小钱Ⅲ型、汉佉二体大钱、汉佉二体小钱。这六个类型的钱币虽大小各异，但均为圆形轮廓，正反面均有文字，尤其是前4个类型的钱币，均有方形孔，与中原钱币相似。

在铸造钱币上，新疆也具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公元18世纪在和阗出土的和阗银币，它的直径1.6厘米，具有哈比不拉1钱的小天罡，打压法制造，圆形无孔，正反面有铭文。正面铭文为阿拉伯文，意为“真主是唯一的穆罕默德的使者”，回历1283，背面铭文为察合台文，意为“和阗精铸”。作价为白银一钱。现存新疆博物馆。

铜短剑和铜刀

其次是出土于昌吉古城的一枚察哈台国银币也是公元18世纪打压制造的。圆形无孔，两面均有铭文。正面中心圈内铭文为铸造地点或币戳符号，背面中心部位两行铭文为：公正的最大的。周围小字为回历年代。现存新疆考古所。

金属器皿的铸造

新疆自古就有“金玉之邦”的美称。境内阿尔泰山盛产黄金、云母与稀有金属和各种宝石。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阿尔泰山七十二条沟，沟沟有黄金。”从古到今，阿尔泰山的每一条峡谷、河流，象吸铁石一样，吸引了许多的“淘金者”。阿尔泰山采金历史悠久，据说最早始于17世纪，鼎盛期约为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在当地建有金矿局。

据考古工作者多次调查，发现属于先秦时代的金属器物冶铸遗址。如南疆的疏附县附近阿克塔拉遗址出土了小铜块；在喀喇玉尔衮遗址发现了铜环。引人注目的是一件以细密的造型和饱满充实的图案纹饰的黄金宝石罐。在暖色的金黄色调中，使璀灿夺目的黄金更加亮丽。在那圆形的器盖上横压出七瓣忍冬纹，并刻出七颗滴水形状的宝石座。柄钮已残缺，颈肩部焊接一周锁锈状的条饰，并镶嵌红艳艳宝石一圈，红宝石的下面饰以三菱形红色宝石纹饰，体现着一种造型的变幻与色彩的调配，创造出富有新意的造型语汇，着意追求装饰性艺术效果。

在天山南北各地遗址出土了不少金、银、器皿与装饰品，在此不再赘述，这些实物的出土证实了新疆早就拥有丰富的金、银等矿藏。

无独有偶，在乌鲁木齐南山的阿拉沟，发现一座黄金墓。出土古尸身上缀满了大大小小的装饰，金灿灿，夺目耀眼。计有8块虎纹金牌，4条对虎纹金箔带，1块金狮牌，金珠花、串珠共200多件。据说距今大约2000年左右的“塞人”有此遗风。他们崇尚金饰，崇尚虎纹与狮纹，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风气。象塞人、车师人和匈奴人曾在中天山沟谷活动过，这座黄金墓就是物证。他们都是游牧的马背民族，“逐水草而居”是他们的生活习俗。

在吐鲁番盆地交河故城沟西台地的东南面，还保存有几十座竖穴墓。在古墓中出土有金光闪闪的黄金饰品。象金冠、金腰牌、金胸针和金戒指。这些都是墓室主人生前喜爱之物，死后也随入墓葬。

其中，有一件出土金冠是采用大块金片压制而成，却清晰可见生气勃勃的老虎形象。用黄金制成动物等装饰图案的冠或腰牌等装饰品，这在两千年前中国北方和中亚北部草原地带曾经流行，是典型的草原文化圈的文物，因此，这片墓室的主人与草原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丝路南道一片荒漠中，发现了古代博克达沁城金疙瘩墓地，出土了一件珍贵金器被称为“八龙金带扣”。其长度为9.8米，宽6厘米，重50克。在其带扣上镌刻着生动的龙纹作翻腾状，既具有一种神秘的气氛，又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它镶嵌红、绿宝石，错落有致、浑然一体。据考证是汉代遗物。

在北疆新源县康苏乡境内出土了一件金卧虎，高3.2米，长为7.5厘米。大约为公元前5——前3世纪。金箔打制，虎作睡卧状，却在静态中也显出了老虎的威风。

正如《新疆风物志》所说：“新疆阿拉沟等地相当于战国时期的规模宏大的墓葬中，出土了当地“塞种人”使用的大量金、银、铜器。金银器上镌刻生动而富有特征的虎、狮、熊等动物形象。这些，既表明当时阶级分化已趋于激烈，如果不是占有大量奴隶的统治阶级，绝不可能拥有众多贵重的金银铜器作为殉葬品而埋入墓穴。”

铜花押

铜灯盏

青铜镜

中国的青铜镜源远流长，自夏、商、周，至清代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出土铜镜。青铜铜镜是青铜器中的一个分支。新疆天山南北遗址中出土了不少青铜镜，而且纹饰各异，相当精致。

据说，古时的人最早照容饰面，是站在平静的水面前，以水鉴形，以水为镜，谓之“水鉴”。我国《尚书》、《国语》中有所记载。

随着冶铸技术的发展，古代铜镜便应运而生。铜镜成为仪容修饰不可缺少的饰物。古人云：“以铜为镜，可正衣冠”。

国内出土最早的一面铜镜，是1975年甘肃广河齐家坪墓葬中发现的无纹素面镜。

新疆境内出土的铜镜很有特色，在新疆境内和静县察吾乎沟出土的蜷兽纹铜镜。据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8——公元前5世纪。圆形、桥形钮、窄缘。圆镜中心镌刻一条蜷曲的兽纹。刻成圆目、巨口咧牙，并列成短线纹饰附于体上，尾部呈卷曲状，内侧有肥硕的后腿，形态凶猛，线条简练。动物纹饰含金量较高,为目前新疆仅见的时代最早的铜镜。现存新疆考古所。

四神规距镜，和静县7号墓出土。此镜年代为公元1世纪。纹饰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为主体。旋转奔驰，生动活泼。外圈为一环绕的铭文，大意是：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馕，浮游天下敖四海等28个篆书体字样。边缘饰以三角纹和流云纹。整体纹饰端庄秀雅，内容丰富，冶铸精良，是一件中原汉代铜镜之精品。现存新疆和静县博物馆。

天山南北出土的铜镜很多，大部分是由内地商旅者带过来的，很受本土民族喜爱。例如：许由缫父故事镜、柳毅传书故事镜、还有与动物相近的草兽纹铜镜等等在此不再赘述。

关于龙纹的传说

“龙”的形象，在中国已是家喻户晓的形象。众说纷纭。实际上是没有真龙的。我比较赞成2000年2期《苏州杂志》上矫毅撰文《谈龙文化和刻龙印》。他说：“1989年7月在河南濮阳市郊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墓葬中，发掘出用蚌壳砌塑成的龙、虎等形象。龙长2.5米左右，周身长有鳞结络；面形长如马，有足，足有五爪。共发现三条这样的龙。这座墓葬距今约有六、七千年了。很多考古专家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遗留的最早的龙的形象，而且非常完整，堪称‘华夏第一龙。’”

从发掘出来的资料表明，龙的形象在仰韶文化、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出来了。由此将龙文化的历史比原来所知又推前了二、三千年。

传播到西域各地的服饰、青铜器等等文物上，也有龙纹文化，也就是说龙纹文化早已被本土民族所接受、所喜爱了。

注释：

①周亚撰文《青铜的中国》，载《艺术世界》1998年5、6月合刊。

②《新疆文物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55—156页。

③陈良伟撰文《试论西域文明的起源》，载《新疆文物》1988年第1期。

④杜迺松论《夏代青铜器》载《文史知识》1994年第2期

（本文图片由张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