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秀

摘要：在中非关系不断深化的推动下，非洲主题的图书出版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尽管如此，还应在加大对非洲图书出版的支持力度、与国内非洲学界形成良性互动、加大非学术类图书出版的力度和进一步拓展图书发行渠道等方面做出努力。

关键词：非洲图书 学术著作 中非关系

近年来，随着中非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領域的深入友好发展，中国非洲学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化，以及中国人因经商和旅游等方面的需求而希望越来越多地了解非洲，中国的出版界也相应地加大了出版非洲图书的力度。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对国内各出版社所出版的非洲图书的现状进行总结，然后指出当前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建议。

一、国内非洲图书出版物的现状与特征

国内非洲图书的出版物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由于中国的非洲学研究刚刚起步，中国学者的著作还比较少。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2010年以来，国内每年出版的非洲主题图书可达近百种。通过综合分析这些图书，笔者认为当前国内的非洲图书出版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图书出版的种类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从当前来看，国内出版的非洲图书仍然以学术类图书为主。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发布的《非洲发展报告》，近几年每年出版的非洲类学术著作可达50种左右，占到非洲图书出版的50%以上。然而仅就此类图书而言，其出版形式相较于此前主要为专著和编著也有了多样化的发展，尤其是在连续出版物方面有了很大的开拓。其中，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主编的《非洲发展报告》在2012年从《中东非洲发展报告》中拆分出来单独成册，目前已经成为影响最大的非洲连续出版物；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非洲研究评论》自2012年开始，目前已经出版了四辑。其他连续出版物还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主编的《亚非研究》，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编的《非洲经济发展报告》和《非洲经济评论》，以及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主编的《非洲研究》等。

除学术出版物外，回忆录、游记、童书和普及性读物等也开始崭露头角。这些图书的出版，表明非洲正在走出学术的象牙塔而走向普通民众，中国人了解非洲的需求，也正在逐步扩大和多元化。

第二，紧密契合非洲的热点问题与中非关系发展的大势

最近十年以来，非洲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而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有一半以上为非洲国家。有鉴于此，非洲经济的发展问题成为国内非洲图书出版最为关注的其中一个问题。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例，在其近几年出版的非洲图书中，有一半左右与非洲经济发展有关，如探讨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化和工业政策的《非洲制造：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探讨非洲经济发展道路的《比较优势动态化与非洲经济发展》等。在中非关系持续深入友好发展的大势之下，以中非关系为题的图书在近年来也成为非洲图书出版的一大领域。

第三，加大了版权引进的力度

中国的非洲图书出版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曾一度以引进国外相关著述并翻译出版为主。20世纪80年代之后，除翻译出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主编的八卷本《非洲通史》外，很少再引进其他重要的非洲图书。这种局面在近年来有了很大的改观，而相关的版权引进，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学术类图书，二是文学类图书。

学术类图书涵盖了非洲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就影响力而言，黛博拉·布罗蒂加姆的《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和丹比萨·莫约的《援助的死亡》，在国内引起的反响最大。文学类图书既包括西方作家关于非洲的著作，也包括非洲作家自己的著作。前者包括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和《非洲的青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的《非洲的笑声》和英国作家奈保尔的《大河湾》等。后者在数量上更多一些，其中包括钦努阿·阿契贝的《荒原蚁丘》《人民公仆》和《非洲的污名》等；沃莱·索因卡的《诠译者》和《狮子与宝石》等。这些图书的出版，对于国内读者从文化层面了解非洲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四，一些出版社已形成系列化和品牌化的优势

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国内的一些出版社已经在不同类型的非洲图书的出版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系列化和品牌化优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自2003年出版第一本列国志非洲志书《列国志·突尼斯》以来，迄今已经出版36本志书，共涵盖46个国家。列国志已经成为领导人出访，企业“走出去”的必备读物。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所出版的20本“非洲译丛”系列图书，因选题广泛和内容权威，在国内非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前外交官的回忆录，已经在该领域成为佼佼者。浙江人民出版社通过与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密切合作，已经出版了30多种“当代非洲发展研究”系列丛书。在非洲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方面，北京燕山出版社和南海出版社则走在了前面。

二、当前非洲图书出版所面临的问题

虽然中国的非洲图书出版工作在近年来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仍然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图书出版的品种相对较少

近年来每年出版的非洲图书已达近百种，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每年只能出版10本左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这些图书在中国每年所出版的约30万种图书中，仅占非常小的比例。由于这些图书主要以学术著作为主，单本图书的印数很少超过3000册。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可供读者尤其是非学术类读者选择的图书非常少。在当前国内实体书店遭受当当、亚马逊和京东等网上购书平台严重冲击的背景下，这种出版品种较少的问题被进一步放大：一方面，实体书店很少会将非洲图书上架销售；另一方面，读者很难在网络购书平台找到真正需要的图书。长此以往，将严重打击各出版社出版非洲图书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影响国内该类图书在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态势。

第二，选题范围和出版类型仍比较狭窄endprint

虽然当前国内非洲图书以学术图书为主凸显了国内非洲学研究在近年来的深入发展，但这类图书的选题，仍然主要以非洲历史、非洲经济发展和中非关系为主。笔者认为，在当前中非关系迅速发展，尤其是在中非产能合作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应加大非洲法律类和社会文化类图书的出版力度，因为只有熟悉非洲各国法律，全面了解非洲各国的风俗习惯、民族构成和宗教信仰等社会文化层面的知识，才能真正在开展与他们的政治与经济合作中做到有的放矢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就非学术性出版物而言，无论是介绍非洲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偏学术型的普及性读物，还是介绍非洲人文、地理、自然风光、野生动物和风土人情等偏休闲型的普及性读物，每年都不会超过20本。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国人至今仍认为非洲大陆的54个国家从本质上而言并无太大区别，除了有吸引人的自然风光和野生动物外，都是炎热、贫穷和不安全的国度。这显然与中非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严重不相称。

第三，读者群体规模较小

如果从纯理论的角度考察，非洲图书应该有着庞大的读者群体：中国与非洲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等十大合作计划，开展这些工作无疑都需要大量了解非洲的各方面人才；中国每年赴非旅游已达1000多万人次，中国在非洲的华侨华人已达100多万人，中国每年还会派遣大量农业专家和医疗队前往非洲进行援助。

然而从读者群体来看，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此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和《非洲发展报告》为例进行说明。《龙的礼物》一书的作者为美国著名中非问题专家黛博拉·布罗蒂加姆，该书英文版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出版该书中文版后，中宣部曾专门批示国内各大媒体进行宣传介绍。尽管如此，该书初版4000册图书，直到2016年才最终售罄。《非洲发展报告》为当前国内系统全面分析上一年度非洲政治、经济与安全形势和热点问题的最为权威的出版物。该书每年的印数为1500册，但实际销量还达不到1000册。至于读者群体相对较小的原因，笔者认为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内容大多过于专业，可读性不强；其次，国人更喜欢从网络上寻找有用的信息，阅读碎片化；再者，尽管中非关系发展迅速，但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希望去了解和认识非洲；最后，在非洲图书的发行与销售上还存在渠道不畅的问题。

第四，图书翻译质量参差不齐

近年来非洲图书的版权引进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有不少图书在翻译上存在较大的问题，从而给读者阅读带来一定的困难。笔者在此仅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一是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非洲政治导论》一书，该书将“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翻译成“津巴布韦非洲国家联盟”，将“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翻译成“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而实际上，国内学界一直将前者译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后者译为“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另一个例子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非洲内幕》一书，该书将“刚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译成“刚果自由国”，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Leopold）译成“利奥波尔”，将“蒙巴萨”（Mombasa）译成“蒙美萨”，将“大裂谷”译成“裂缝谷”，凡此种种。翻译图书之所以会存在各种问题，固然与译著目前尚未被纳入学术评价体系、翻译费价格较低、译者大多不具备专业学术水平等有关，但这些问题的出现，无疑将会对整个非洲翻译出版造成负面影响。

三、加强非洲图书出版的建议

非洲图书出版不仅将可能成为国内图书出版业的一大业务增长点，而且加强此类图书的出版工作，将会在文化层面为推动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和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一定的贡献。有鉴于此，笔者拟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自己的陋见。

第一，加大对非洲图书出版的支持力度

从短期来看，由于发行量较少和读者群体规模较小的限制，非洲图书仍然不会有很大的盈利空间。在此种情况之下，需要政府从宏观层面和出版社从微观层面做出努力。可在国家出版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出版资助上扩大对非洲类图书的支持力度，并在税收方面针对此类图书进行一定的减免。就出版社而言，可在选题策划、绩效考核、发行与宣传等方面对此类图书做出一定的倾斜。

第二，与国内非洲学界形成良性互动

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学术研究可推动相关领域的图书出版工作，图书出版更可推动该领域学术研究的传承与进一步的开拓。从当前来看，无论是非洲学研究还是非洲图书出版，在国内都还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因而加强二者的合作乃至形成良性互动，均具有积极的意义。目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通过与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之间的紧密合作，已经在非洲图书出版领域走在国内各出版社的前列。

第三，加大非学术类图书出版的力度

中国非洲图书的出版必须尽快走出象牙塔，因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非学术类普及性读物是他们了解非洲最好的选择。笔者认为，各出版社需尽快打破靠出版补贴来出版学术类图书的做法，真正根据市场需求来自主策划选题，力争打造一批非学术类畅销书。而就这类图书的选题而言，在当前中非合作的大背景下，應以介绍非洲的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经济发展、社会文化、风土人情和民族与宗教为主，其作者最好为国内相关领域的非洲问题专家，其内容和语言表述必须要做到通俗易懂。

第四，进一步拓展图书发行渠道

从当前来看，非洲图书，尤其是学术类图书的发行仍主要以馆配为主。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必须打破这种渠道的限制。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其一，与实体书店和网上购书平台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力争在出版量持续增加的情况下，设立非洲专区，方便读者进行挑选与购买；其二，扩大非洲图书的宣传力度，可有针对性地在期刊、报纸等上面发表书评或进行推介，使更多的人及时了解相关出版信息；其三，充分利用国外书展的机会开展对外合作，与销售中文图书的外国书店建立合作关系，将更多的非洲图书推介到国外，尤其是非洲国家，以利于当地华侨华人购买；其四，利用国家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将更多的非洲图书翻译并推向国外，实现“引起来”与“走出去”相结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