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明 李建坤

“八一”南昌起义前后朱德和他的讲武堂同学

■李晓明 李建坤

范石生鼎力助朱德

南昌起义后，朱德等人指挥部队南下广东潮汕，在粤北要地乐昌三河坝附近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残酷围剿，4000多人只剩下1000余人。这支被称之为起义部队的“余脉”，在朱德的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来到湘南汝城，被饥寒和疾病所困扰，急需休整。这时，朱德再次得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范石生的鼎力相助。

事隔30多年后，1962年6月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说：“南昌起义前，驻在湘南的范石生第十六军同我们党保持着统一战线。该军内仍然有我们党的组织，范石生也有同我们联合一起进入广东之意。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时，恩来同志就给我们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部发生联系时用”。⑦

1927年10月，朱德到达汝城后，范石生接到报告，随即亲自赶来迎接朱德，两人一见面就紧握双手，热泪盈眶，情景十分动人。

范石生（1887—1939），原名石僧，字小泉，号小翁，云南峨山县人，清末秀才，自称宋代名人范仲淹后裔。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以秀才从军，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与朱德同窗，“彼此志同道合，遂订兰交，过从甚密”。毕业后参加了辛亥云南临安武装起义和护国首义。

1922年，滇军总司令顾品珍响应孙中山先生号召，组军北伐，范石生任先遣军司令，向广东进发，进入广州后，被提升为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1923年，陈炯明逆军向广州反扑，陈军洪兆麟部攻到广州安地石龙车站附近，全粤震动。孙中山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范石生率部死死守住安地石龙车站左翼大花桥一线，与陈军血战。千钧一发之际，他举刀大声高呼：“广州存亡，在此一役！望兄弟们发扬我滇军战斗的传统精神，随我杀！”官兵们顿时士气大振，跟着他冲锋陷阵，打得敌人死伤甚众，全线后溃。孙中山亲题“功在国家”匾额赠予范石生，并赠军刀和金链，奖励他身先士卒，保住广州的安全，大本营也特授范石生上将军衔。

井冈山会师

范石生始终如一地追随孙中山先生，征讨任何敢于威胁广州革命政权的敌人。他聪明好学，博闻强记，特别喜欢舞文弄墨，曾刻有“军中一范”图章，以示自己文武双全。然而，由于他不善权术，为人耿直兼孤芳自赏，言语诙谐风趣且又尖酸刻薄，为此得罪了蒋介石。1923年，在孙中山召开的一次东征陈炯明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作为粤军许崇智部的参谋长也参加了会议。范石生见他发言颇不顺耳，又见其军衔较低（蒋当时仅为上校），便做鄙视之状，故意问蒋为何许人也，并操起云南土话奚落了他一顿，弄得蒋介石十分尴尬与恼怒，由此埋下了祸根。

1925年，范石生出兵广西阻挡唐继尧进犯广东时，也与李宗仁谈及在广州时对蒋的情况。他说：“有时我们在烟榻上吸烟，忽然部属来报告说：‘大元帅（孙中山）来了’，我们便放下烟枪，走出来迎接大元帅，同到烟榻房间坐下，请问大元帅有何指示。如果是谭延闿或胡汉民来访，我们就从烟榻上坐起，请他们坐下高谈。有时候蒋介石也来，我们继续在烟榻上吸烟，连坐也坐不起来。”可见范石生对蒋介石的鄙夷。⑧

北伐军兴时，范石生所率领的滇军第二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约于1927年初从广西转广东东江来到湖南南部。当时，周恩来指派了共产党员余少杰、饶继昌等8人到十六军分任秘书、科长、股长等职兼党代表，十六军宣传队中也有师茂材、吴登云等人是共产党员。北伐即将取得胜利时，蒋介石下令在各军中“清党”，遭到范石生抵制。他说：“我军并无一个共产党员。”蒋介石对他极为不满，遂在范部安插密探监视他的举动。范石生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愤然感叹到：“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也不要了。还谈什么国民革命？真是挂羊头卖狗肉！”故对“清党”一事置之不理，为中共与他建立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

范石生与朱德会见后，连夜商谈了起义部休整事宜，确定了范石生部驻广东韶关，朱德部驻湘南汝城犁铺头一带。为避免蒋介石和粤、桂军阀的注意，起义部队暂用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0团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以第十六军少将高级参议的名义，任第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0团团长。（朱德为何以王楷为化名，有多种推测，但作者认为比较准确的是，朱德字玉玠，玉字去掉一点即王字，“玠”与“楷”在云南峨山土语中同为ai韵，据说王楷这个化名就是由范石生取的）。范石生并将1个团的装备，两个月的军饷以及服装、棉被和医生、西药等物资人员拨给一四0团，使这支处于极端困难中的起义部队得到及时的补充和休整，面貌焕然一新，以至第十六军军需处处长唐凤翥都惊讶地说：“范军长平时对一枪一弹都看得像命根子一样，想不到今天对朱德这个老同学、老朋友这样慷慨！”

范石生与朱德在会晤中还决定了两点：第一，范石生同意这支革命部队在组织上保持独立性，部队不编散，人事上绝对自主，对它的各种行为也不加干预；第二，范石生料到这次合作时难持久，必为蒋介石所不容，同意这支革命部队来去自由，随时要走就走，完全由中共调遣。因此，朱德率部建立了党组织，在所到之处进行政治宣传，开展农村群众工作，组织赤卫队和农民革命军打土豪、分田地，“照群众意见”杀了几个恶霸地主；为准备湘南暴动，在汝城召开了中共衡阳地区所属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范石生对这一切假装不知道，从来不闻不问，保证了朱德部队行动是自主的，不受任何限制。

1927年12月，朱德根据党的指示，率部去支援广州起义，途中听说起义已经失败，就在韶关停了下来。这时，蒋介石接到朱德就隐藏在十六军中的密报，当即来电追查，要范石生立即逮捕朱德，押送南京，并将其军队就地缴械。范石生接电后，立即写了一封密信派秘书亲自交给朱德，要他们赶快离开，又取出几万元现洋作为路费送去。范石生在信中特别嘱咐朱德，为了避免部队损失，走大路不要走小路。迫于目前的形式，他已爱莫能助，相信“最后的胜利是你们的”。⑨所以，朱德后来曾说：范石生“给了我们不少的帮助，我们始终心心相印。在红军的发展上来讲，范石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⑩

正是在范石生的鼎力帮助下，朱德领导的这支南昌起义部队最终化险为夷，从他那儿出来后，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首先高举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国土上的红旗——镰刀斧头的红旗”，在湘南暴动后，于1928年4月底走上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实现了具有伟大革命历史意义的“朱毛会师”。

朱培德之死

“四一二”政变后，朱培德倒向了蒋介石一边。可是，在“八一”南昌起义前夕，他任用朱德，“礼送”第三军中的中共党员，并且继续“礼待”朱德，不久又上了庐山，南昌起义爆发后大约到8月9日，他才从庐山上下来。这一切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蒋介石对他一直是耿耿于怀的。1928年11月，在蒋介石以并吞、削弱异己为目的“陆军编遣”运动中，第五路军由第三、第九两个军6个师缩编为一个军第七、第十二两个师，仍称第三军。改编后，朱培德奉命率部于湘赣一带围剿“朱毛”红军，并任湘赣“剿共”总司令。

“模范二朱”同台竞技，朱培德奈何不了朱德，也不愿与老同学同室操戈，终于黯然退场，辞去了江西省主席职务，第三军也被调走。由于蒋介石军事集团以黄埔系和江浙派为主，因此出身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朱培德地位不断下降，1931年调任国民党军委办公厅主任。

1935年，朱培德忽然又被蒋介石重用，达到了其一生的巅峰：他与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李宗仁、张学良、程潜被晋升为第一批一级陆军上将，相当于国民党军中的元帅，军阶仅次于特级陆军上将（大元帅）的蒋介石，成为滇系将领中的最显赫者。

1936年春，朱培德做了一件当时一般人根本不可思议的事：他邀约王钧一同前往南京国民党国防部，以身家担保，营救被打入死牢的中共地下党员、第三军情报处长陈少航（云南凤庆县人）。虽然此事被国防部拒绝，营救失败，但身居高位的朱培德敢于出面营救与国民党敌对的中共地下党员，表明了他此时对共产党人多少还有点同情心的态度。

到了1937年2月，朱培德在参加一次会议前，由家庭护士注射了一针维生素针水，据说因为针水变质而中毒，救治无效于2月17日病逝。国民党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王钧乘机而亡

1927年，朱德到南昌后，王钧作为他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老同学，不仅极力支持朱德出任第五路军总参议兼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而且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命令第三军“清党”时，他本想只把担任政工职务，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无奈第三军中的140余名共产党员都暴露了身份，王钧才不得不代表朱培德出面把他们全部“礼送”至武汉，同时又和朱培德采取了继续“礼待”朱德的做法。在南昌起义前夕，王钧也可以说是一个帮助过朱德的讲武堂老同学。

1928年，第三军被缩编为第七师，王钧由军长任师长，跟随朱培德到湘赣“剿共”，任讨逆第一路军左翼军副司令。1929年第七师扩编为第三军，王钧再任军长。第三军调出江西后，王钧于1931年任豫鄂皖三省“剿共”右陆军副司令兼第二纵队指挥官。1935年晋级陆军中将。1936年春和朱培德营救中共地下党员陈少航失败后，于同年11月从天水乘飞机赴兰州开会途中失事身亡。国民党追赠他为陆军上将。

范石生被杀

范石生在驻粤期间与蒋介石就有芥蒂，放朱德后更加引起了蒋介石的怨恨。他的第十六军一直也被视为非嫡系的“杂牌军”，能利用则利用，不能利用就瓦解之，故于1928年被缩编为第五十一师，并常常被拖欠甚至发不到军饷。范石生萌生了解甲归田的念头。1934年，蒋介石同意了他的辞呈。范石生隧到庐山集资买房，并购置了几亩土地耕种，以祖传医术为人治病，借以维持生计。1936年，第五十一师在广东韶关，被蒋介石设计就地缴械解散。从此，范石生率领的这支征战东西，曾经威名显赫一时的北伐滇军便告瓦解。

抗日战争爆发后，范石生举家从庐山迁回昆明，从此不问政治。他先在小西门设“日月大药房”坐堂开诊，后又在蒲草田家中挂牌行医，悬壶济世，凡贫苦穷人就诊，概不收费。1939年3月17日午后，范石生祸起萧墙——他乘坐黄包车外出行诊时，行至西城脚下，骤然响起一阵枪声，车夫受伤倒下，范石生全身中13弹，倒在血泊中，魂归西天。赶来的警察抓住了两名凶手。

范石生之所以被杀，归纳起来讲，他即与蒋介石结怨很深，又得罪过龙云，而且据说当年顾品珍之死，滇军名将杨蓁被乱军所杀，都与他有关。凶手果然供出了自己就是为报父仇的杨蓁之子，范、杨两家为此把官司打上法庭，在昆明闹得沸沸扬扬，轰动一时。

金汉鼎服务于新中国

“八一”南昌起义后，朱德率领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发的起义部队，经过金汉鼎第九军的驻地进贤、临州到宜黄时，金汉鼎命令部队不加阻拦。蒋介石对他在“八一”前后的种种做法大为震怒，下令撤销第九军番号，把金汉鼎降为第十二师师长。

1928年，金汉鼎以第三军的名义，指挥3个师，奉蒋介石命令沿津浦线北上追击奉系军阀残余，进逼济南后转向泰安。在北渡齐河到达党家庄时，与驻华日军福田师团突然遭遇，双方随即展开战斗。金汉鼎冒着枪林弹雨，亲自指挥部队，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并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命令：“不要抵抗，速撤至崮山一线警戒。”

金汉鼎不满地反驳道：“两军对战，在敌人火力炽盛时撤退，部队会遭到严重损失，对士气损害很大。若一定要撤退，也得给敌人一定的打击，使其有所顾虑，待黄昏时再转移到崮山较为稳妥。”

蒋介石只得回答：“可以。”金汉鼎立即调整了兵力部署，在4个小时的激战内使日军未能越过他的防御阵地一步。第三军在他的指挥下，打死日军近百名，缴获了地图、望远镜和枪支弹药等一批军用品，写下中国军队近代史上与日军作战中较早的光辉记录。经过这次战斗，金汉鼎进一步加深了对蒋介石的不满和失望。

朱德用过的手枪

1929年。金汉鼎率第三十四、三十六两个旅围剿“朱毛”红军，他深知对手是老同学朱德，又是蒋介石蓄意驱使非嫡系部队去送死，自己坐收两败俱伤的渔利，因此在与“朱毛”红军对阵时，尽量避免主力决战，与过去的作战风格大相径庭，判若两人。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曾批出：“金汉鼎部自朱培德失掉江西地盘，王钧调蚌埠后，独处赣南，此次又参加改组派运动，对红军几个月来皆采取防御性质。”说的就是金汉鼎当时的处境和在剿共中一直表现的消极怠战的态度。这一切自然逃不过蒋介石的眼睛，他以剿共不力为借口，将金汉鼎降为第三十五旅旅长，后又彻底解除他的军职，调任中央军事参议院参事，后任全国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金汉鼎亲自主持制定禁烟条例和法令，在全国开展禁烟运动；到鸦片危害最深的云南、贵州两省，督办禁烟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抗日战争爆发后，金汉鼎于1938年出任全国军事委员会军风纪巡察团上将主任委员，负责第三、四、五战区军纪工作，在浙江宁波以违犯军纪之罪名为民除掉当地呼为“大恶霸”的驻军司令；在金华查处了国民党第七十九军段茂林部下抢劫的事件；1944年又亲临湖北实地查处了“天河口事件”，为遭到国民党第六十八、六十九军烧杀奸淫的四五十个村庄的百姓平冤，迫使国民党当局对肇事者查办严惩，给死难者的280户家属抚恤，很得人心。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愿打内战的金汉鼎辞职回到昆明居住，任云南省议会议员，后又被卢汉聘为省政府顾问，他兴办学校，造福桑梓，为家乡做了不少好事，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宣传进步思想，策划和参与了昆明起义。云南解放后，朱德特地委托陈赓和宋任穷二位将军，亲自到昆明“金公馆”看望金汉鼎，安排他作为云南省北上参观团一员，于1951年赴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国庆观礼。金汉鼎与老同学、老朋友朱德相见言欢，并和周恩来总理亲切交谈。

1956年，金汉鼎被任命为国务院高级参事（行政9级），并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从此留在北京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平统一大业竭尽全力。

1967年12月，金汉鼎因肠癌在北京病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其家属抚恤并发给革命工作人员病逝证书。

结语

朱德后来一直念及金汉鼎、范石生这些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老同学，尽管他们有着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无力改变自身的现状，并不可避免的陷入连绵不断的军阀战争，但他们胸襟坦荡，为人仗义，敢作敢为，向往真理，爱国爱民，在那个时代里，不愧是一群难得的始终如一践行他们当初追求的孙中山“同盟会”民主革命思想的英才奇杰。尤其是在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们不计个人名利，不顾个人得失，对朱德、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对起义后朱德率领的南下部队，结成统一战线，给予了巨大的帮助，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们为此做出的积极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应该永远铭记在中国革命的光荣史册上。

注释：

①（美）艾特尼丝·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②③④⑥⑨⑩载《朱德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⑤《中国十大元帅·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⑦《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载《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⑧《李宗仁回忆录》.广西政协文史委1980年编（内部资料）。

⑪张曙东《从讲武堂走出的云南人》.载《百年军校·将帅摇篮》，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单位：昆明市政协文史委顾问 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