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坚定地进行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6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指出：“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都深深扎根于、并将继续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

現实是最好的土壤。全面深化改革，带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从脚下的大地再出发，沿着中国道路，去讲述一个伟大、生动的中国故事。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面对复杂纷纭的国内外形势，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不断强调这个被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的重大判断。

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13亿多人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发展极不平衡。

带领这样一个大国跨过关键的历史关口，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犹如在浩瀚大海中劈浪前行，掌舵人至关重要。

既能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又能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提高国家效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从根本上保证了深化政治领域改革的正确方向。始终坚持把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等根本性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相继成立，加强党中央对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重要工作的直接领导力度和统筹协调能力，提高了决策和执行机制的权威性和效能。

从2015年起，每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这已成为实现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安排。

此后，中央相继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等，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等，为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供了坚强的组织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的领导，是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当代中国最广泛、最深刻社会变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

如果说，坚持党的领导，让中国这艘巨轮在驶向复兴彼岸之时有了坚定而正确的掌舵人，那么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巨轮航行的力量之源。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这是全面深化改革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提出的总目标。

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与时俱进，就是时代给出的一个新命题，也是党对于群众现实需求的回应。

2015年6月，中共中央首次以文件的形式转发了《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若干意见》。

在这份文件中，就提出了“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探索建立代表履职激励机制”等具体措施。这为各地积极开展县乡人大建设指明了方向。

如今，全国的县乡人大建设正呈现出崭新局面：一线基层代表比例大幅提升；遍布于乡镇和街道的“代表之家”成为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纽带；很多地方为代表建起了“履职档案”，来督促代表积极履职。人大代表为人民代言的作用不断强化。

对“一府两院”依法实施监督，是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也是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专题询问就是一个重要的监督渠道。改革，让这个监督渠道得到有力加强。

2014年，党中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完善专题询问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每年安排国务院领导同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专项工作报告，到会听取审议意见、回答询问。专题询问更加规范化、机制化和常态化。

如今，从中央到地方，专题询问已经成为人大盘活监督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问出了人大担当，答明了政府责任。

在创新与实践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与时俱进。

加强全口径预决算审查和监督，进一步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人民通过人大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化保障更加完善。

人民当家作主的内涵，也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升华。

2014年9月21日北京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古今中外的实践都表明，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endprint

选举之外，以“协商”的方式来调和社会矛盾、求同存异、扩大共识，成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首次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写下浓重一笔。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协商民主”写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之中。

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七种协商民主渠道，从顶层设计的高度，系统谋划了协商民主的发展路径。

“每有大事，必相咨访”，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

2015年，党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把“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确定为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并对政党协商的内容、形式和保障机制作出了规定。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得以强化。

作为协商民主的专门协商机构，政协协商在改革中被注入更多时代新意。

全面深化改革起于顶层设计，达于广袤乡野。生长于城乡社区的基层协商，为发展基层民主探索着新路径。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群众的实际困难、矛盾纠纷，多数要在这个基本单元里解决。

2015年中央出台《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对于协商的主体、形式和程序等都作出了具体规范，这让基层协商有了具体的“操作指南”。用群众习惯的方式来解决群众身边的问题，城乡社区协商正逐步上升为城乡社区的基本工作制度。

在推进多种协商渠道协商力度的同时，全面深化改革还注重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意见征集和反馈机制等，让民意在政府决策之中显现更多权重。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

2014年，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一年后，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启动，25家国家高端智库成为首批试点单位，为治国理政凝聚最广泛的力量。

深化群团改革旨在固本谋远

2015年7月，中共中央专门为群团工作召开会议，这在党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明确指出了群团工作存在的诸多问题。“群团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实质是脱离群众。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群团组织履行职责，降低了群团组织对群众的动员力、号召力、影响力，导致群团组织在群众心目中分量下降，制约党的群团工作健康发展，必须下决心进行纠正。必须用改革创新的精神来推动。”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然而现实中，无论是领导体制、还是工作方法，都逐渐与党政机关趋同，也和要联系的群众渐行渐远。

群团改革正是要让它们接通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这根“地线”。

2015年11月，在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上，全国总工会、上海市和重庆市群团改革试点方案通过审议。

全国总工会的改革也就此开启。第一刀，就开向了自己。机构精简25%，精简下来的编制补充到任务繁重、力量薄弱的县级工会。全国工会经费全年收入的95%要留在地方和基层工会。

在领导机构中，职工代表的比例提高了。许多一线技工、劳模、农民工中的优秀代表走上工会领导岗位，他们也接通了工会和一线职工的联系。

现在，工会组织的服务实效明显提升。去年一年，全国总工会直接指导地方工会办结职工法律援助案件近1600件，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1.1亿元，为820万困难户筹集送温暖资金36.9亿元，新增加农民工会员1500万人，帮助追回被拖欠工资近230亿元。

在群团改革试点的地区和组织，改革，正在让群团平台焕发出新的生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不断强化。

在党的领导下，群团改革试点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打开了新的思路。

依法治国让权力更为有法可依

当中国这艘巨轮向着复兴彼岸航行时，要靠依法治国来护航。

2014年10月底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专门研究法治建设的中央全会。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选择。

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保证。

党要把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成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法律规范，实现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有机统一。

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凡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宪法修改。法律制定和修改的重大问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党中央报告。

从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刚刚建立的宪法宣誓制度，在维护宪法权威的同时，其象征意义更加深远，意在突出依法治国的路径选择，重在凸显崇尚法治的价值追求。

当我们站在新一轮改革的起点上，如何处理改革和立法的复杂关系，尤显重要。

2013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审批。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正式启动。而随后确立的天津、广东、福建三地自贸试验区，也都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

在2014年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要求。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立法主动适应改革，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品格。

中国立法改革的大幕就此拉开。

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最后一天，大会高票表决通过了对立法法的修改。endprint

党的十八大以来，立法步伐不斷加快。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通过法律、法律解释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100件。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愿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

日益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正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

在法律框架下深化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极为重要的方向就是依法划定权力行使范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

在中国，政府对于权力的自我革命，不断升级。

2015年底，《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出台。这是党中央、国务院首次就法治政府建设发文。在这张法治政府建设的总蓝图上，进一步明确通过大力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等来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让权力更为有法可依。

政务公开，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

2016年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二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务公开是建设法治政府的一项重要制度。要以制度安排把政务公开贯穿政务运行全过程，权力运行到哪里，公开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就在这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今天，政务公开让公众更大程度参与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

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在阳光下运行，政府要学会在法治的轨道上规范自己的行为。然而这只是改革的起点。政府的权力如何才能真正用好、让百姓有获得感？

在依法准确办事的基础上提高效率，用群众获得感丈量政府改革成效，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一个科学高效、权力运行规范、责任主体明确的法治政府正在形成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让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进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历史新阶段。

改革，将保证一个发展中大国的长治久兴。

时序更替，梦想前行。

今天，我们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复杂的现实，中国道路也仍然处于成长、成熟和改革的过程中。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坚定地进行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党的领导下，一幅用民主与法治勾勒的治理图景，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责任编辑 王海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