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璐茜

摘 要：二里岗文化处在华夏文明的进程中的二里头夏文化与殷墟晚商文化之间的青铜时代的重要时期，青铜器是点燃中华文明的光火，青铜酒器又是青铜器物中最具价值的文化遗产，其独特的精神价值和艺术符号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挖掘它的艺术价值，不仅仅获得赏心悦目的艺术感受，而且对现代艺术和设计从文化传承方面带来启迪和灵感。

关键词：二里岗文化 青铜酒器 设计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发明和发展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过程。從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人类发明使用的器具不仅仅在发生着量的变化，更发生了质的飞跃。从开始的原始简单的石器、骨器，到陶器的发明和制作，直到青铜器的出现，开创了华夏文明的崭新时代。

一、青铜酒器的历史文化背景

二里岗文化是以1951年在中国郑州发现的二里岗考古遗址命名的考古文化。二里岗文化大概源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2000年中期的黄河河谷。极具特色的二里岗文化呈现的青铜酒器反映了商代前期上层人士生活状况的物质文化特征并以此为中心逐步传播到了中原地区的大部分区域，往南最远延伸到长江沿岸 。与二里头文化的器物相比较，不论是造型设计、花纹刻镂或铸造技术，都有明显发展。

郑州市及其周围六个县市内，除去郑州市区内有一座大规模的商代二里岗期城垣建筑遗址—“郑州商城”外，在郑州市郊和其周围附近六个县、市里，同样发现了有商代二里岗期遗址二十余处。因此郑州市是我国目前发现商代二里岗期遗址比较多的地区。对郑州商城内外二里岗期遗址的大面积发掘和对周围各县、市部分商代二里岗期遗址的发掘与试掘，不仅发掘出许多遗迹与墓葬，并且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青铜器等遗物。在这些出土的青铜器遗物中，除有镬、铲、刀、链等青铜生产工具与武器外，还有青铜容器约150多件 。从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武器中我们能了解到当时相关的礼仪文化。其中出土了的青铜酒器，并且还有大量陶制酒器。酒器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礼器，并且“礼”是三代时期日益完善的礼乐制度，所以二里岗文化青铜酒器的生产是当时“礼”制度重要性的物化的表现。

二、二里岗青铜酒器工艺特点

1青铜器到青铜酒器演进

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之间，有过一个铜石并用的时期。铜器的发展经历了从红铜到青铜的发展过程，铜器成型也由单范铸造到合范铸造的容器。我们可以从考古发现的二里岗文化青铜器中就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铸铜工艺的进步。我们从发现的青铜酒器到分析当时社会的发展情况和礼仪风俗。入商，进步迅速，青铜器数量也逐渐增多。所以说对二里岗青铜酒器的研究，既有代表性，又具有重要性。

中国使用铜器的记载有很多，《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乃用干戈，以征不享” ；《山海经》：“蚩尤作兵伐黄帝” ；《管子》：“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 ；《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这时候的人除了将青铜运用于兵器之外，还会在国家祭祀之时使用。，因此牵扯到维系社会的权威制度和礼仪制度。

2二里岗时期青铜酒器的特点

二里岗时期已经形成成熟和较为完整的青铜器文明系统，食器、水器特别是酒器都有相当数量的发现。那时的合范技术已经相当的高超，尽管造型丰富，依然是一范只铸一器，工艺上达到器壁均薄是普遍现象且造型精美，体现严谨和精湛的制作技术。构思巧妙的形态、富丽精致的纹饰，反映了当时经济状况和物质文明发展的成果。

三、二里岗青铜酒器的功能与造型设计的关系

我国古代青铜酒器的基本社会功能是作为祭祀礼器，而在当时最为重要和高级的礼仪活动中担当着特殊的角色。因此青铜酒器的研究首先应该从古时候的礼仪开始，然后以青铜酒器在礼活动中的特定功能用途为基本着眼点和依据。才能理解青铜酒器在礼中所应用的功能，功能又决定了其造型。这样才能对古代青铜酒器设计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1青铜爵

爵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礼器之一，大型的祭祀和宴请贵宾所使用的一种酒器，同样是奴隶主贵族阶级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关于青铜爵的功用， “饮酒”、“温酒”、“滤酒”的说法 。《说文·鬯部》：“爵，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 ”在酒器中有温、饮兼用器说。变汇成了爵的用法为温、饮兼用。

二里岗的青铜爵的形制一般为椭圆形口，前有槽状流，后有三角形尖尾，长颈斜向内收或稍直，腹斜直、微鼓或圆鼓，平底或微圆，三棱体锥状足。有双柱或独柱，器侧的颈与腹有扁形囊 。在商代祭祀活动频繁，而古人在宗庙祭祀的祼祭活动过程中经常以酒洒地拜祭祖先。《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记载：“凡祭祀，赞王币爵之事，祼将之事。 ”爵口有槽状且加长，在撒酒时与酒倒出时的流出形状呈现出同样的流线型，且成柱型不易影响撒酒时的美观。这便是将使功能和物品结合起来。爵用的三足的造型比较灵动，并且美观。三足器足最初是用最少的支点来支撑烹饪的器。后来黄河流域原始部族有三足鸟的神兽崇拜，变将三足器运用了起来。山海经里记载这只鸟是太阳里的一只神鸟，三足，能日行八万里，它是西王母的使者，它把太阳背在身上，以便于它在夜间飞行，久而久之，它便和太阳成为一体，后来也将太阳叫做三足鸟。二里岗时期的青铜爵的三足便把这就将物品和象征造型结合起来。这三足不仅有着神话寓意，更是功能性的体现。三足的稳定性非常高，使用三足造型便不在容易倾斜倒下。

发展到现在也有很多的三足酒杯，虽然不似二里岗时期是三足那样纤长，也没有了神话寓意，然而现在还有这功能性的因素。现在的温酒器的口槽处便于青铜酒器的爵十分相似。

2青铜斝

二里岗的青铜斝是与铜爵配套的酒器，专门向爵内注酒，又兼作温酒器。它主要造型特点是器口基本呈圆形，并且外敞，斝口沿有两个三棱锥状矮柱，束腰，下腹部外鼓，平底。三棱形且空足，腹和足相通。作为注酒器，其有一边是一个耳状把手，便于注酒时提起。其肚与足相通，足为空心，这便是为了温酒的时候加大与热的接触面积。这在有限的器物造型中既兼顾了容量又增加了使用功能。其把手与其中一只足在一垂直线上，在注酒时前两足抵住，在注酒时增加了稳定性。商代随着青铜斝容量的扩大，柱的高度也随之变高、距离随之变大。所以说青铜斝的双柱，在设计制作过程中，既具有重要的实际使用功能，又具有造型的装饰性目的。

3青觚

黎福清的《中国酒器文化》：“饮酒器：古代有爵、角、觥、觯、觚等。”故而觚便为饮酒之器。二里岗的觚形制一般为大敞口，长颈，深腹，细腰，平底或圆底，下有喇叭形圈足座。圈足座上多有三个对称的十字形镂孔。觚作为饮酒之器和礼器，其细腰的造型显得格外挺拔优雅，在腰身有腰部饰窄凸线弦纹与饕餮。商朝较多图腾神兽崇拜，增加相關饕餮的纹样进行装饰，使得觚更有威严的气质。其细腰的造型也在人们用于饮酒时手更便于握住器身。这便将功能与器物本身相结合。上部分素面的留白后中间的装饰形成有张有弛的美感。

觚发展到现在，酒杯也常有大敞口，长颈，深腹，细腰，平底或圆底，下有喇叭形圈足座的特点。

4其他酒器

跟随着以上三种酒器的出土的还有盉、角、尊等，但出土的数量较少。

青铜盉起源于陶盉，主要为调和酒味浓淡并有温煮的功能。盉又可以作为水器使用，以盉浇水洗手，用盘接水。

青铜角的主体部分造型与青铜爵非常相近，其二者的作用也非常近似。敞口呈凹弧形，两端尖锐，器身扁圆，腹中部有一管形长流，外伸超出器的口部，流根宽大，向上逐步收缩，到流口为一小圆管。青铜爵为开放槽式注，青铜角为管状流。

青铜尊为储存酒的酒器，但二里岗时期的尊还是青铜尊铸造比较初期的时候，造型比较简单。

“器以象制” 是中国传统手工业制作的造物原则。“器”指其物本身的功能；“象”指器物的形式也就是造型；“制”指当时的礼制。将“器、象、制”三者联系在一起，与人类生产生活的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古人造物意匠的精髓，揭示古代器物制作基本指导思想。二里岗从祭祀酒器到注酒酒器再到饮酒酒器，在饮酒的整个流程中都步步紧扣。其纹样，结构和造型，将器以象制体现了出来。

四、结语

二里岗青铜酒器功能与造型设计体现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和设计风格，无酒不成礼，祭神享祖、礼仪交往、宴宾会客等礼仪活动，酒成了敬神、敬鬼、敬人的媒介，酒也是沟通之物，盛酒的仪器自然是重要的礼器，因此，二里岗文化中的礼制自然通过酒器的功能与形象进行视觉传达，青铜酒器也必然呈现功能与造型、模样与用途的匠心匹配、相得益彰，和谐统一。二里岗时期的青铜酒器具有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件件面貌各异，很少有面目完全一致的青铜器，拓宽了艺术欣赏的视野，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黎文，二里岗文化的艺术和考古[J]，文汇报，2014

2、《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1

3、《史记》，司马迁（西汉）著，中华书局出版，2006

4、《山海经》，史礼心、李军注，华夏出版社，2005

5、《管子新注》，姜涛著，齐鲁书社出版，2006

6、《左传》，刘利等译注，中华书局，2007

7、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学社，1941 年；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8、（汉）许慎《说文解字》，（宋）徐铉 校定，中华书局，2004

9、 安金槐， 对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青铜容器分期问题的初步探讨，中原文物，1998

10、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周礼注疏卷三，第六五四页，中华书局影印，1979

参考文献：

[1] 黎文，二里岗文化的艺术和考古[J]，文汇报，2014

[2] 《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1

[3] 《史记》，司马迁（西汉）著，中华书局出版，2006

[4] 《山海经》，史礼心、李军注，华夏出版社，2005

[5] 《管子新注》，姜涛著，齐鲁书社出版，2006

[6] 《左传》，刘利等译注，中华书局，2007

[7]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学社，1941 年；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8] （汉）许慎《说文解字》，（宋）徐铉 校定，中华书局，2004

[9] 安金槐， 对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青铜容器分期问题的初步探讨，中原文物，1998

[10]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周礼注疏卷三，第六五四页，中华书局影印，1979

[11] 《范文正公集》卷二十，清刻本，范仲淹（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