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生

2015年，中国举行的抗战胜利日阅兵为世人瞩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非国庆日举行的阅兵。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仪式，阅兵是国威、军威和民族精神的体现，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起着独特的作用。从我军历史上看，1933年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也曾举行过规模盛大的阅兵。但最具政治意义而被载入史册的，无疑是1949年开国大典上的阅兵。这次阅兵是我国现代阅兵式的蓝本，以后历次天安门国庆阅兵的程序和内容基本无大改变，只是在方队和人员、装备的规模、数量上有所增减和变化。而1949年3月，我军还在北平（北京）西苑机场举行了一次阅兵。

西苑阅兵：毛泽东最后一次任检阅首长

1949年3月在北平（北京）西苑机场的阅兵，可算作开国大典阅兵的预演。这次阅兵，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由西柏坡移入北平后进行的第一项重要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定都北平的奠基礼。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领导核心移师北平，有人提出应该好好庆祝一番，但是毛泽东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向全党敲响了警钟：不做李自成。因此，当举行盛大欢迎仪式的建议报告报送到毛泽东那里时，他一口否决了。他说：“还是简单好，不要动员那么多人，等到全国解放了，再好好地庆祝。”最后，毛泽东只采纳了举行阅兵式这一建议。

1949年3月25日下午3时整，西苑机场上空升起了4颗信号弹，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乘坐的吉普车，在林彪、叶剑英、聂荣臻陪同下，徐徐开进机场。此前，在讨论毛泽东乘什么车检阅时，毛泽东坚持乘坐我军缴获的美式吉普车。

原“塔山英雄团”一营营长许和，一直珍藏着一张毛泽东在西郊机场的阅兵照。许和所在的34团，荣幸地参加了这次阅兵。他说，当时，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车上，向检阅部队一一挥手致意，这一时刻令他终生难忘。在这之后的多次阅兵，毛泽东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再也没有作为阅兵首长乘车检阅部队。

开国大典的两套阅兵方案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比原计划提前了3个月。1949年6月21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秘密访问。即将回国之际，斯大林为代表团饯行时问：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宣布成立中央政府？刘少奇根据出国前中共中央醞酿的意见据实相告：我们目前正集中力量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1月，可能是1月1日。斯大林建议：解决重大问题时固然要稳妥，要掌握时机，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我想提醒你们，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是极毒辣的一招，不能不防。刘少奇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忠告，他立刻向中共中央做出汇报。

在认真审视国际国内形势后，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决定：1949年10月1日成立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时举行一个盛大的开国典礼。

1949年7月，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很快就确定了方案：一是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是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三是举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阅兵可谓中心工作，是重中之重。毛泽东对搞好开国大阅兵特别重视。

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后，两套阅兵方案在8月17日送到周恩来的办公室。两套方案选了两个不同的地点：第一套阅兵方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天安门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和阅兵台；第二套阅兵方案在西苑机场进行。周恩来在反复权衡后，写下自己的意见：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

（阅兵）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总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

这份意见传到刘少奇手上，他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松子般大小的圆圈，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在这份意见上画圈。他们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介绍和分析后，同意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和阅兵式。

据当时负责天安门城楼布置工作的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回忆，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一片荒芜，到处是比人还高的蒿草。天安门城楼也破败得不像样子：墙皮、木皮翻卷，砖石、瓦块剥蚀，一堆堆鸽粪组成厚厚墨绿色的“地毯”，几个六棱形宫灯又小又破。他说，要面对的难题太多了，诸如挂旗、挂领袖像的问题，救火队的梯子不够长的问题，用什么办法升国旗的问题，搭建临时观礼台的问题，等等。还有更重要的安全问题。张致祥陪罗瑞卿一起检查，结果在城楼西面的门洞里清出了一枚炮弹。经过仔细清理后，准备将该门洞留做一旦发生非常情况时供党和国家领导人隐蔽藏身之用。

临时观礼台是用双层加厚木板搭建的。为确保万无一失，防止垮塌，张致祥调了一个工兵营的战士上去使劲蹦跳检验。

天安门城楼的布置，是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在征集方案时，张致祥所在华北军区抗战剧社两个投诚过来的日籍美工——肖野和森茂提出了方案最初的蓝本。他们是抗战时期反战同盟的战士，抗战胜利后愿意留华。最后，张致祥把“八面红旗，两条标语，毛主席像挂正中，楼上八个大红灯笼，金水桥上布满鲜花”这套方案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否定了金水桥摆花这一条，认为小家子气，其他意见采纳。这个经典的布置一直沿用至今。

“下刀子也不能动！”

在为开国大典紧张布置天安门城楼的同时，受阅部队也分别集中到北平市郊，开始了紧张的训练。受阅部队的人数有1.6万多人，其序列为：海军代表部队，由海校和华东舰队各一个排编成；陆军代表部队，由步兵、炮兵、装甲兵、骑兵各一个师编成；空军代表部队，由17架飞机组成。

这次阅兵训练的时间很紧，徒步方队的基础训练时间不到30天，机械化方队的训练只有屈指可数的20多个摩托小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标准极高的阅兵训练任务，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战车团把训练场摆到了北平西郊的荒地里，指战员们跟一辆辆缴获的日本坦克较上了劲。练了一阵，坦克开不动，马上回去抢修。endprint

抢眼且难度较大的骑兵代表队，由华北军区骑兵三师组成，全师在统一调整了人员、马匹和武器装备后，开到当时北平的东北旺、回龙观地区进行紧张艰苦的受阅训练。受阅部队除人员必须政治可靠、技术过硬外，马匹也必须是清一色的。按照当时马匹的颜色，全师将参加受阅的1979匹戰马分组编为黑马团、红马团、白马团共12个方队。

本来，阅兵指挥部报给中央的阅兵方案中，没有安排空军参加。但是在8月中旬，人民空军的第一个飞行中队已经在北平组建了。8月下旬的一天，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听取关于北平安全的汇报时，突然向在座的空军代表提出：你们能不能够组织一个飞行编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新中国领导人的检阅？当时军委航空局常乾坤局长肯定地答复：可以组织一个小队，小一点的。这样，阅兵式就增加了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的内容。一开始只安排9架“野马式”战斗机参加飞行。9月上旬，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南苑机场观看完飞行表演后，朱德建议：“能不能再多几架飞机，什么飞机都行。”后来，又有两架“蚊式”战斗轰炸机、3架刚修复的运输机、一架通讯机和两架教练机加入了受阅飞行队。军委航空局最后敲定，10月1日那一天，将有17架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这几乎是当时人民空军的全部家当。

因为准备参加受阅的武器装备，不少是从战场上缴获来的，仅各种口径的大炮，就有日式、美式、德式、英式、苏式等好多种，所以有人说当时我军的武器装备是“万国牌”。考虑到战士们手中的武器五花八门，严重影响到受阅时的持枪动作，也有碍观瞻。因此，为了整齐划一，阅兵指挥部规定，受阅部队统一使用“三八大盖”，各野战军把缴获的最漂亮的“三八大盖”送到北平供阅兵使用。“三八大盖”是侵华日军的主要步兵装备，也是中国抗日军民从战场上大量缴获并用来装备自己、反抗侵略的主要武器，因而在中国比较知名。

为了确保阅兵的成功，聂荣臻还在认真组织阅兵训练的同时，对北平地区在开国大典时的防空问题做了布置。当时国民党军队仍然控制着广东、广西、四川、西康等全部或大部分地区，他们还利用其空军力量，频频派出飞机向北平、天津、上海等重要城市发动空袭。为了防止国民党出动飞机袭击开国大典，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南苑机场建立了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飞行中队，担负起保卫北平的防空任务。

为保证阅兵时受阅编队机群的飞行安全，北平城上空必须处于净空状态，担任警戒任务的飞机，都在机场起飞线值班待命。在华北和所有已解放地区，都建立了防空通讯网，对每一条航线都设有监视观察点。一旦有敌情，消息马上传到华北军区航空处的飞行地面指挥部，飞机可以立即升空迎敌作战。另外，将开国大典选择在下午3时，也主要是考虑到防空问题。北平解放后，敌机几次长途奔袭，一般都是在上午，下午基本上没有出动过。事后得知，国民党空军也确实作了在这一天空袭北平的计划，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预演结束时，一向以谨慎著称的聂荣臻，向受阅部队命令：“正式阅兵那天，万一发生空袭，不能动，下刀子也不能动！必须保持队形！”参加游行的群众，也接受了防空训练教育，要求他们在发生事情时做到临危不乱，冷静沉着，一切行动听指挥。

海军打头阵，空军掀高潮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开始。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下午4时35分，盛大的阅兵式开始，朱德总司令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陪同下，乘敞篷汽车检阅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列成方阵，由东向西分列式通过天安门广场。与此同时，刚刚组建的人民空军战斗机、轰炸机，凌空掠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阅兵分列式是按海、陆、空的顺序，当时的习惯叫法是“海陆空军”，因而海军排在最前面（而1950年以后，在天安门举行的历次国庆阅兵式上，都是按陆、海、空军的顺序）。来自安东海军学校与华东军区海军的两个方队：海军军官方队和水兵方队，昂首率先走过天安门前，代表着新中国最早的海军。据原“重庆舰”水兵，参加过开国阅兵的马士武回忆，阅兵开始时，旗手李冠英向前斜擎着第一面八一军旗正步走，军旗后面是4名护旗兵。然后就是海军干部方队，方队是每排9个人，一共4排，通过了天安门广场。

当年轻的人民空军受阅战机编队出现在天安门上空时，阅兵式掀起高潮。在当时受阅飞机当中，有4架P-51型战斗机竟然全副武装，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没有先例，也是绝对禁止的。事隔多年，任当时飞行队领队的邢海帆道出个中缘由：“开国大典是在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的特殊情况下举行的，敌情十分复杂，如果敌机来袭，我们再落地装弹，那就晚了。”在受阅飞行的前一天，每个参加受阅的飞行人员都留下了这样一段誓词：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当新组建的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广场上和城楼上长时间地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声。千千万万的人们群情振奋，阅兵达到了最高潮。这时，毛泽东的脸上才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第一次“实况转播”

为让全国亿万人民分享开国大典的盛况，1949年9月30日，刚入城不久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提前向全国听众、新华社、各报社发出预告：第二天下午3点钟，将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及阅兵式，本台将对此进行同步广播。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负责人梅益和温济泽商量后决定，把这次大规模的转播叫“实况转播”。这个名词形象又生动地反映了这个新节目的含义，沿用至今。

为了组织好共和国第一次“实况转播”，从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领导到新华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当时设备简陋，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相当小，而“开国大典”将有30万人参加，显然不能适应需要。1940年曾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军委三局九队队长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制作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把9只喇叭焊接在一块金属板上，形成强大的音量，大家把它称为“九头鸟”。有关部门在天安门广场架设了多个“九头鸟”，从而解决了扩音器的问题。

还有一个难题，就是现有设备只能把天安门广场范围以内的音响转播出去，一旦出了天安门广场，远处的音响就无法传回设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机房了。可是，朱德总司令检阅部队的时候，将要乘阅兵车从天安门广场中央向东行驶，到了街的尽头再返回天安门广场。工程师黄云想了一个办法，在朱德总司令乘坐的阅兵车的挡风玻璃上安装一个话筒，用一根线连接到汽车尾部的一个小喇叭上，然后在记者和技术员乘坐的采访车上，安装一部钢丝录音机，尾随朱德的检阅车进行录音。

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现场播音员齐越和丁一岚在露天播音台前，面对仅有的两架麦克风，完成了这次阅兵实况转播的解说。当盛大阅兵式开始时，齐越和丁一岚一个兵种一个兵种地向听众作介绍，军乐声、飞机声、坦克声、马蹄声，甚至齐刷刷的脚步声，都通过无线电波及时传遍了中华大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