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儿铛铛

2017年3月，由作家丁燕所写的《工厂男孩》荣获《亚洲周刊》2016年十大好书。在《工厂男孩》之前，丁燕曾完成过《工厂女孩》，以成千上万个工厂女孩为背景，记录她们为明天而奋斗的一个个真实故事。和工厂女孩一样，工厂男孩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以自己的力量，拼命地往前跑，为了爱情、亲情奋斗，有的实现了价值，有的被打回原位，和女孩相比，他们有着更多的激情、无奈和负担，随着网络的发达，给了他们更多的可能性。2014年，丁燕再次回到东莞市樟木头镇，在工厂里住了两年，近距离地观察这些工厂男孩，他们的喜怒哀乐，对他们来说爱情有很多选择，可只要选定了，便会携手一生；困难也有许多，但90后的他们也是男人，再苦再累也要挺起胸膛往下走；未来同样有很多选择，只要有梦想，就能迸发出不一样的火花。

驻扎樟木头再写“打工男孩”

丁燕，20世纪70年代出生于新疆哈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当过记者，后专职于写作。新疆是个盛产葡萄的地方，在丁燕的记忆中，她是伴着葡萄果香长大的，对当地人来说，葡萄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水果，更是甜蜜、富裕生活的象征。爱写诗歌的她写了大量葡萄题材的诗歌，被人们亲切地誉为“葡萄诗人”，其诗歌曾多次入选《中国最佳诗歌年选》。2009年7月，丁燕的文学创作陷入了瓶颈，此后整整一年她无法写出一个字，她决定去南方，在那里重新寻找创作的灵感。2010年，她从乌鲁木齐搬到了广东东莞。

住下来后，丁燕没事就喜欢出去转转。在东莞，到处都是穿着工厂制服的女工，她们大多数都是从外地而来，来这里淘金、生活、追逐梦想，她们正处青春，却在忙碌的生活中，错失了很多美好的东西，她们有自己的梦想，也有自己的迷惘。丁燕决定静下心来，记录她们的生活。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工厂女孩》最终完成，并荣获了第九届文津图书奖。

《工厂女孩》完成后，丁燕的脚步并未停止。早在创作《工厂女孩》时，丁燕便又注意到了另外一个群体：工厂男孩。和女孩相比，他们承担的社会压力、经济负担也许更多更重。在跟一位打工男孩聊天时，对方说：“在这里，只需要会干活的人，你所想的要说的都得藏在心里，因为没人会听，大家的脚步都太快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丁燕听后心里很沉重，这些“工厂男孩”以90后居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曾经是乡村的留守儿童，他们没有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初中毕业后就迫不及待地离开老家，进入成人的生活，涉世未深的他们，还没来得及消化城市带给他们的冲击，便要用稚嫩的肩膀去扛起未来，甚至扛起全家人的期望。看着一张张沾满灰尘的脸，看着一个个银行门口排着队，把辛苦钱打回老家的男孩们，丁燕决定走进他们，听他们说说心里话。

2014年正月初七，丁燕拎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樟木头镇，映入眼前的是大大小小的工厂和随处可见的大货柜。正值春节，红色的对联给这片灰色的土地添了一丝喜庆的气息。

初八，很多工厂正式开工。早晨八点半，工厂的篮球场上响起阵阵鞭炮声，穿着湖蓝色滚边马甲的工人们整齐划一地在操场上等待着领导讲话，这一年中的第一次会议，在十分钟后便匆匆结束。那些青涩的孩子们脸上带着兴奋、麻木、期待、惆怅等种种表情，返回到工厂里，化身为工厂机器中不可或缺的一颗螺丝钉，运转着自己，奉献着自己。丁燕知道要想深入了解他们的故事，必须最近距离地走进他们，可自己一个女人，要想出入男生寝室并不方便。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丁燕认识了某电子厂宿舍管理员阿坚。阿坚是名80后，2003年从中原职业高等学校毕业之后来到东莞，先是当普工，每天站10个小时，后来成为了工厂的宿舍管理员，相比之前的工作要清闲很多。

“奇怪得很，从2013年开始，男工变得比女工多了。”阿坚得知丁燕来访的目的，将她安排在电子厂的女工宿舍B224。丁燕在阿坚的办公室小黑板上看到2014年电子厂的男女比例——全厂总共3200人，住宿舍的2500名员工中，1600人是男工，900人是女工。城市需要工厂来提振GDP，而工厂运转需要工人来当帮手，但现在的电子厂和珠江三角洲其他工厂一样，正遭遇“招工难”的问题，这样一来，工厂只能降低用人要求，而工人的要求却提高了。

说起90后的那些男孩子，阿坚觉得管理他们太难了：“他们不服管，得吓唬他们。他们来打工，很多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玩，為了见世面，为了认识女孩子。他们不指望这份工资，如果不高兴，随时会走。当然也有真正为了以后来打拼的，总之什么人都有。”白天，工人们需要上班，丁燕的采访只能安排在晚上，晚上9点半后，男工都忙完回宿舍了，才有空闲时间跟丁燕聊聊。或许是心里积攒了太多的话，对于丁燕的到来，很多人都不排斥，什么话都愿意说。

他才19岁可已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

在厂里观察了一个多星期，首先引起丁燕注意的便是男工们的发型。他们大多顶着各类时尚发型，长的短的，有的染成黄色，有的染成红色，看上去狂野不羁。一位年轻的男工说：“在厂子里，大家都要穿一样的制服，除了发型之外，什么都得一样。”在他们看来，发型是他们唯一能和别人不同的一点东西，也是他们表达自己个性的手段。

2014年7月，丁燕在电子厂附近的一个刀削面摊上遇到了两个19岁的男孩高天山、高天水。他们是堂兄弟，高天山比高天水大几个月，个头大约在一米七左右，喜欢穿运动衫、牛仔裤，是从四川渠县土溪镇到东莞樟木头来找工作的。几个月前，他们就来过一次樟木头，可工厂招工有规定，需要“押一付一”，也就意味着，他们上班两个月后才能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当时两人身上只有600元，这些钱不足以应付他们两个月的生活。经过商量，兄弟俩暂时离开了樟木头，在东莞市塘厦镇太阳城找了份零时工，一个小时10元。一个月后，兄弟俩各拿到2000多元，然后重返了樟木头，在电子厂旁边的小宾馆租了临时房，等待着随时进厂的机会。

堂兄弟俩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工作，因为临时房一天20元，一碗面5元，做什么事情都需要钱，他们那好不容易攒起的4000元钱很快就会花完。看着两个男孩窘迫的样子，丁燕出于好心，便给劳务公司的阿彪打了个电话，阿彪很高兴，让两个男孩来找他。三人高兴之际，丁燕突然想起电子厂门口的招工启事上，明确写着作业工（普工）要初中毕业。“有毕业证，不过放在老家了。”高天山僵硬地解释，丁燕预感：这个孩子撒谎了。最终，虽然没带毕业证，但两个人还是如愿进了厂。因为丁燕的帮助，兄弟俩对她很感激，也愿意跟她聊自己的事。endprint

高天山的父母在福建打工，因为不知道他父母具体在什么地方，高天山很少给父母打电话。他还有三个姐姐，家里最受父母宠爱的就是他，可是他却没有骄纵的条件。父母为了能让他娶上媳妇，用所有的钱在土溪镇买了套商品房，而那些钱只够首付，余款都是问亲戚借的，全部还完还要五六年。所以他只能选择外出打工，希望能多赚一点帮助父母。

“为什么不好好上学呢？”丁燕问。19岁的高天山不知所措，转而他的语气带着一丝无奈和沧桑：“希望下一代会好一点，我这辈子是没机会再上学了。”

他才19岁，就已开始寄希望于“下一代”，并断言自己“没有机会了”。丁燕心中涌起了惊涛骇浪：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三个姐姐相继出嫁，高天山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像他这样的留守儿童，大多不喜欢上学，孩子天性好动，喜欢偷懒，长时间疏于管理，成绩差是必然的。恶性循环就这样开始：父母为了让孩子过得好，不得不外出打工，而长时间的离家，让孩子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无法顺利完成学业，孩子辍学后，沦为新一代的打工者，然后再把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孩子。

不同于堂哥高天山，高天水从小便一直跟着父母到上海、汕头、中山四处闯荡，虽然没成为留守儿童，但每到一个城市，他只能进入民营学校，虽然一学期学费才1000多元，但频繁的迁徙，让他的学习热情越来越低。高天水家也在土溪镇买了商品房，也欠了十几万元外债，为了还债，他对父母说不想再上学，甚至还给父母算了笔账：培养一个大学生要花费至少十万元，毕业后还不见得能找到好工作，而外出打工几年，不说多，最起码可以挣好几万，一正一反，损失就是十几万元。最终父母同意了。

可是还没等丁燕跟他们深聊，兄弟俩便联系不上了，电话也打不通。没法进去工厂里面，丁燕只能在工厂门口等，每次在电子厂门口，看到那种瘦长身材的男孩，丁燕总会停下脚步，下意识地多盯几眼，期望是她认识的堂兄弟。后来，丁燕才明白，为什么会和他们失联，原来工人上班时间不能带手机，晚上九点多才下班，吃饭冲凉后，要立刻睡觉，才能保证第二天7点40分赶到车间。周六，下班后，男工们在网吧熬通宵，周日大睡一天算休息。也許是因为这个原因，兄弟俩便把手机关了。

从那以后，丁燕才发现这些90后男工们的主要联络方式是QQ。他们不打电话，不发短信，不玩微博，不玩微信，只用QQ。对于这些随时去另一个城市工作的男工们，电话号码因打工地点不同而随时更换，但QQ则不变。通过QQ留言、发信息、传图片，在空间里写“说说”，是他们和外界交流的主要方式。在之后的采访中，丁燕靠着QQ，打开了打工男孩们封闭的内心。

后来，丁燕从阿彪那获悉：高天山只在工厂干了三天，高天水也只坚持了一个月，他俩都没能过“站立式”这关，因为需要长时间站着，两人都受不了。可高天水却再也不能回到这里，因为电子厂规定：未干满一个月离厂者，不能被再次雇佣。

不管在哪梦想都该是五颜六色的

在厂里，唯一能让这些男孩感到开心的便是找一个相爱的女友。在工厂A326宿舍，邵新磊的床上放着两个小音箱，他喜欢听伍佰的《挪威的森林》、罗大佑的《黄昏》。朱文喜欢DJ音乐，而卢开元钟情慢节奏，他喜欢的歌手叫庄心妍。

宿舍里其他人都有了女友，卢开元却没有，他说追女孩要有资本，家里需要用钱买房子。朱文是A326宿舍的老江湖，他为了追女朋友，一个月花了7000元，带女孩去唱歌、爬山、算命，又买衣服、买花、买玩具。而他的两万元积蓄，都是辛苦挣来的，很快就用完了。他感慨在电子厂的工作就一个字：累。除了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可以坐一坐，只要在车间，都要站着。朱文准备和女友一起回老家，找份工作踏实过日子。

在A211宿舍，丁燕发现那里住的六个男孩都是从驻马店来的，赖高强承认自己曾经有过两个女朋友，但都已经分手了。那两个女孩都是和他在同一条流水线上的。他说：“在流水线上人和人的距离其实非常近，即使车间不能随意讲话，但是一天十几个小时旁边都站着相同的人，很容易日久生情。”“追她们其实很容易的。”赖高强笑着说：“我能帮她们先干点活，没事时多给她使眼色告诉她：老板来了，这是第一步。之后，给她送巧克力，这是第二步。她让我用她的水杯喝水就说明我们可以谈恋爱了。”

虽然爱情很容易得到，但是这些男孩并不像外界说的那样轻浮。很多人有了女友后，更加卖力地工作，希望早日给心爱的人一个家。正如赖高强说的那样，他们选择很多，但一旦认定了，就会一直走下去。对待爱情的态度，他们和所有年轻男孩一样，认真执着。

追女工虽然给男工们生活上带来了惊喜和改变，可丁燕发现：相比对女工的爱情，男工之间的兄弟情义更重。大部分男工都是结伴出行打工，有的是老乡，有的是亲戚，总有一个带头组织去哪里工作的人。在一天繁忙工作后，回到宿舍，那种寂寞感只能靠着一同打工的人相互倾诉，缓解心中种种压力。谈女朋友可以三个月，可以半年，可是但凡一同来打工的男工们，其中一人要离开，其他人也都纷纷响应，一起辞职，一起再去另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工厂打工。

从工厂离开后，他们也有着更多的选择，网络和科技的发达，让他们的未来多了很多可能性。22岁的张涛，老家在四川成都。高考时，他考上了一所大专院校。原本成绩出色的他，恰好遇到了一场变故，才没能考上理想的学校。他没继续读书，除了跟家庭条件有关，也跟自己的想法有关，他希望能出来磨练几年，再想清楚自己以后该做什么。经人介绍，他来到了樟木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可是和别人不一样的是，每天下了班，张涛都会看上一个小时的书，他学外语，学技能，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以后的路能多几个选择。一年前，他遇到了心爱的女友，从一开始牵手，他便希望是此后的一辈子。两人商议着攒一些钱，回家开店，他们唯一的浪漫就是骑自行车去郊外散步。日子虽苦，但因为心中有梦想，他们活得有声有色。

2015年7月，张涛开始经营起自己的网店，出售家乡的土特产。虽然很忙，但每个月都多了一笔额外的收入。张涛告诉丁燕：“樟木头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每个人的素质都不一样，有爱玩的，有过来体验生活的，但是很多人外出打工，目的只有一个，让自己生活得更好。现在的90后，和上一辈的想法有很多不同，他们时刻和网络接轨，外界的生活给了他们更多的刺激和选择，不过能守得住心的人，才能走得更久。”

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丁燕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才把《工厂男孩》完成。2016年5月，《工厂男孩》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并于2017年3月荣获《亚洲周刊》2016年十大好书，在京东、亚马逊、当当上一直是畅销书。丁燕说，“工厂男孩”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越来越需要基层的普工，他们就像是影子，隐藏在各个角落，只有走进他们，才能明白他们真正在想什么，而每一代的“工厂男孩”都有着他们自己的故事。（文中除丁燕外其他人名均为化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