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媛 庞晓东

“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投资策略

◎李佳媛 庞晓东

20世纪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最显著特征。回望过去全球化浪潮的两次受挫，都肇始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及其带来的国际间及区域间发展的矛盾，而矛盾的根源则在于全球经贸利益不能得到合理的分配。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推进进程中“跨界”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供给失调﹑过度使用及未充分利用等供给端的诸多问题又加剧了全球经贸利益分配不均的矛盾。20世纪60年代开始公共产品理论向国际领域的拓展，为解决全球化推进过程中产生的“跨界”问题供给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通过多国参与，共同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要从政策﹑贸易﹑投资等方面加强沟通交流，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同年10月，又首次提出不断加强同东盟国家构建友好发展的海洋合作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由中国倡导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本文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现状﹑“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以及直接投资状况的分析，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将有效改善沿线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并进一步改善各国发展不均衡等问题。

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概述

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概念提出与分类。传统上来讲，对公共产品的研究集中在一国的主权范围内。而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推进，气候变暖问题﹑传染病防治问题﹑金融安全问题﹑恐怖主义应对问题﹑互联网安全问题等诸多跨主权国家的公共产品供给逐渐成为研究和关注的焦点问题。此类问题的解决已经超出了一国的能力范围，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才能得以解决。这样公共产品理论延伸到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国际公共产品最早出现在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 1971年发表的《提高国际合作的激励》一文中主要研究了提升美国在北约安全合作机制中的角色与作用。美国学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正式将公共产品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学研究当中，在《1929-1939年的世界经济萧条》一书中指出，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转需要某个国家承担“公共成本”，将国际公共产品与国际霸权联系到一起。之后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完善了这一思想，将其发展为“霸权稳定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定义国际公共产品在消费上应当对所有国家﹑人民﹑世代有着基本的普遍性，能够将整个人类视为这种产品的受益者。而世界银行对国际公共产品的定义更加强调物品的外部性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

综上所述，国际公共产品不仅需要满足公共产品的基本特点，还需要具备三个特殊的条件：国家﹑全球范围﹑代际。国际公共产品应当指能够使多国居民受益而不只是某一人口群体或一代人受益并且在将来长期提供的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特性。自古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就是商贸文化交流的黄金大通道，进入近代以来由于诸多原因发展慢了下来，地区的均衡发展亦受到诸多制约。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将带来该地区的新的繁荣。从“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来看，旨在构建可持续﹑平衡的区域性﹑国际性发展构架，并实现区域间国家的“互联互通”，致力于为地区发展提供解决之道，亦具备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特性；从参与机制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主张成员国家及相关的国际组织成员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开展各项国际事务及相关活动。其体现出来的平等性﹑共享性﹑互惠性，本身就成为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从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沿线区域已有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构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有着独特的优势，且沿线各国经济发展及利益诉求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便于相互间协调和监督成本的减少，集体行动达成一致的可能性较大。另外“一带一路”沿线不存在具有特别强势的国家，成本分摊能够明显降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被某国“私有化”的风险。另一方面，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覆盖国家较少，各国从中获利与付出成本比较清晰明确，能够有效降低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出现的“搭便车”现象以及公共产品“私有化”的风险。

通过对公共产品理论的梳理可以看出由中国政府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特性。“一带一路”倡议补充﹑发展了沿线地区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必将为加快整个地区乃至世界的均衡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求及需求现状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现状。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经济主体多中心趋势的发展使得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除传统的政府与主权国家外，拓展到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私人和跨国企业。在全球性公共产品分散化供给的情况下，存在未充分利用和供给不足两方面的供给问题，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这样的供给问题十分突出。

表1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及其供给问题的表现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需求现状。长期以来，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原因，“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林立，地区局势等复杂的局面使得该区域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长期滞后于地区发展的需要，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之一。

仅以亚太地区基础设施性公共产品为例，亚洲开发银行（ADB）在《满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报告中指出，到2030年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资金需求将超过23万亿美元。近几十年来亚太地区各国经济普遍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然而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出现短缺。约4亿人缺乏电力供应﹑3亿人得不到安全水供应﹑15亿人缺少基础卫生设施。许多经济体由于缺少道路﹑铁路﹑港口等无法实现与世界市场的高效率接轨，导致经济体间发展不均衡。述变动外，以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为代表的文化性公共产品；以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性公共产品等也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对外投资表现出广泛的发展空间，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沿线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相契合。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

表2 2010～2020年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预估 单位：十亿美金

亚太地区有着巨大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需缺口，而该地区目前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却又缺失。亚洲市场虽拥有充足投资资金，但长期缺少类似亚投行（AIIB）这样的投融资平台，而美日主导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又不能够满足地区发展需求，导致出现庞大的投融资缺口。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直接投资现状

公共产品对外直接投资类型分布状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数据显示，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为代表的服务性公共产品﹑以金融业为代表的制度性公共产品以及以采矿业为主的资源性公共产品。其中服务性产品始终位列第一，制度性公共产品居于第二。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总体相对稳定且总体上投资领域日趋多元化。

另外，从年度对外直接投资额变动情况来看，资源性公共产品投资额在2014﹑2015连续两年出现加大幅度的下降，这表明在流量中以自然资源性公共产品为主的投资比例下降。服务性公共产品在2015年小幅回落，在仍占据主导地位。而其余四大行业对外投资总额均保持稳健增长态势。除上直接投资状况。本文将推进“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按照地理区位划分为：东盟12国（中国，包括东亚的蒙古国）﹑西亚18国﹑中亚5国﹑独联体7国﹑中东欧16国。以2015年为例，中国企业对东盟12国直接投资流量最大，占到对沿线国家投资总额的77.5%，这主要基于双方长期性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其次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联体7国，直接投资流量达305965万美元；而中东欧16国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加之政治﹑经济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中国对其国家直接投资很少，占比仅为0.87%。可以看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地区分布相对稳定，投资分布集中且较单一。而“一带一路”战略的构建恰为中国投资的地域拓展提供契机。

图1 依行业分对外直接投资净额

图2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

据《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6）》统计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日益加强。2015 年，中国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926.39 亿美元，同比增长 7.4%；完成营业额 692.65 亿 美元，同比增加 7.6%；分别占当年各国（地区）新签合同总额和完成营业额总额的 44.1%和44.9%。其中，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老挝，孟加拉，泰国，越南，埃及和土耳其是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上承包工程领域十个最大的国别市场，新签合同额合计570.15 亿美元，占“一带一路”市场的 61.5%；完成营业额合计 352.16 亿美元，占“一带一 路”市场的50.8%。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中，电力工程建设占27.35%，交 通运输建设占 16.2%，房屋建筑项目占 15.69%，中国正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及与沿线国家的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策略分析

近年来，亚洲经济的飞速崛起备受世界瞩目，亚洲地区GDP﹑FDI等份额显著提高，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构建。然而，亚洲内部各国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区域内发展不平衡，存在着发展短板和瓶颈。

中国作为战略“一带一路”的倡导国，从宏观战略布局到微观细节组织都应有合理安排，并以身作则切实推进战略发展。

从资源性公共产品看，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较快发展带来钢铁﹑玻璃等产能过剩问题，在“一带一路”构建中，中国可将国内过剩产能积极投入到“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中，在顺应“去产能”政策的同时，实现区域互联互通。

从基础设施性公共产品看，应以交通基础建设为着力点，推动在公路﹑铁路﹑港口﹑海上和内河运输﹑航空以及能源管道﹑电力﹑海底电缆﹑光纤﹑电信﹑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务实合作，欢迎新亚欧大陆桥﹑北方海航道﹑中间走廊等多模式综合走廊和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构建国际性基础设施网络，打通区域内交通与通讯要道，以便捷的交通和高效的通讯为保障推动国家间贸易的发展，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设施联通”。

从服务性公共产品看，中国应鼓励成员国主动参与，推动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建设，统筹国内外资源并监督落实政策的实施，合作构建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融资体系，加强金融设施互联互通，创新投融资模式和平台，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探寻更好服务本地金融市场的机会，鼓励开发性金融机构发挥积极作用，加强与多边开发机构的合作。

从制度性公共产品看，中国应积极主动探索与周边国家交流合作新模式，设计高效互惠的贸易与投资发展制度及规划，通过建立多边协议﹑构建国际性组织等各方认可的合作机制形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长远﹑有序的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

从文化性公共产品看，要充分考虑沿线国家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情况，在尊重国家文化习俗差异化的前提下，加强人文交流和民间纽带，鼓励不同文明间对话和文化交流，深化教育﹑科技﹑体育﹑旅游﹑卫生﹑媒体以及包括实习培训在内的能力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

总之，中国应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平等透明﹑相互尊重的精神，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本着法治﹑机会均等原则加强合作，统筹兼顾，推动国际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真正实现推进区域经济社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的均衡发展。

结论及启示

本文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间国际性公共产品供求现状﹑机制以及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策略几个方面展开分析，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有效弥补沿线区域性国际公共物品供给不足，补充发展现有沿线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机。此外，通过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公共产品类型﹑地区分布状况，总结区域内对外经济的特点以及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特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结构较稳定，行业分布广度仍有待拓展。中国应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统筹规划，合理安排，推动国际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的均衡发展，真正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对区域乃至世界范围内经济﹑贸易﹑文化等领域的带动和促进作用。

由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自身特有的属性以及区域间发展现状的差异性，其建设与供给机制也具有相当的独特性。再者，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分析研究作为一项庞大的学科体系，其影响因素与构建模式涵盖甚广。本文仅对当前“一带一路”倡导下沿线区域国际性公共产品供求现状﹑机制﹑融资模式以及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策略几个方面展开浅析。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导务实阶段的推进，该领域的研究将具有更现实的指导意义。针对研究中的不足，笔者也将继续深入学习，关注时事动态，丰富完善理论支撑，对本课题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国际贸易学院）

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使得世界各地区面临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愈加突出。由于“世界政府”缺失，目前并没有有效的“全球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补充，为解决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提供了新的方向。本文以公共产品的形态为标准，从资源性公共产品、基础设施性公共产品、服务性公共产品、制度性公共产品、文化性公共产品五个层面进行探讨，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现状、供给机制的分析，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将有效改善沿线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且进一步改善各国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并对“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对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