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禹彤

在精准扶贫政策指导下，如何促进贫困地区人口从根本上摆脱贫困，从而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了我国需要首先解决的难题。我国有7000万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分布在交通条件、自然环境恶劣的偏远地区，这为扶贫工作开展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改善这些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将知识、技能输送给需要帮扶的个体，帮助他们甄别机遇，为他们创造条件，将是我国扶贫工作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关注重点[1]。

对贫困人口的帮助可由其性质不同区分为外生性帮扶与内生性帮扶。外生性帮扶，如我们所常见的完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帮助、创造劳动机会等；内生性帮扶则通过发挥个体的主管能动性，在其发展过程中给予知识、技能方面的干预，从而起到改善人力资本结构、输送无形资源、拓宽贫困人口眼界与思路等作用，弥补外生性帮扶存在的局限。在此类干预下，即便在没有外生性帮扶的情况下，贫困人口仍然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创造价值，从而避免贫困的再次发生。

教育以其在人力资本积累過程中独特的地位与作用成为扶贫工作的中坚力量。蒙台梭利[2]认为，教育是启发生命、丰富生命的过程。它赋予了孩子们凭一己之力生存下去的能力，并在这过程中取得发展。教育在扶贫工作中的特殊性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决定：

一、教育与个体收入转化之间的关系

教育对个体收入的影响，一方面通过教育本身赋予个体的知识和能力，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另一方面则以学历作为标准来衡量。本科及以上学历成为一些工作和行业的准入门槛，将不具有学历要求的求职者排除在外+。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求职者，在求职渠道选择、求职工具应用、就业机会把握等方面也展现出更大优势。

如表1所示，失业人员重新寻找工作的方法，与其所受教育程度相关。高达60%以上的初中毕业人口委托亲友帮助寻找工作。而这一传统寻找工作方式的比例在未上过学、小学学历和高中学历的劳动人口中均在50%以上。大学专科毕业生该比例下降至37.7%，研究生学历毕业生更降至18.2%。亲友介绍劳动机会相对而言学历门槛较低，选择范围小且受众少。口口相传的求职方式已经成为低水平受教育者较为青睐的选择，这与低水平受教育对科技的掌握和应用情况密不可分。随着互联网的推广，网络招聘广告渐渐为人们熟知。利用互联网求职的比例在未上过学、小学学历、初中学历与高中学历的劳动人口中的比重仅为1.5%、1.3%、2.7%和5.1%。相比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22.2%及19.2%有较大差距。在信息飞速传递的社会中，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失业人口找寻工作的渠道相对比较有限和过时，对再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而高水平受教育者则可以通过更多渠道、更先进的手段及时获得更多、更精准的就业信息[4]。

二、教育对传播匹配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的作用

在一些连片贫困地区，“贫困文化”盛行。农耕文化在我国由来已久，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它使农民在土地上安心劳作。勤俭、节约、勤劳、和谐，小富即安，在一定历史阶段下保证了作物产量乃至政治环境的稳固。然而，农耕文化也反映了包括顽固守旧、不懂变通、故土难离、迷信等落后现象。对教育的轻视与对传统的执念严重阻碍了贫困人口致富的道路，而能够打破贫困地区牢固守旧的等级观念、人伦与宗教约束的力量，则必须通过教育的干预来进行[5]。通过教育手段将新的思想、新的理念传播到贫困落后地区，引导人们摆脱长期以来的限制，将适应发展的知识与技能引入，从而以新的文化、知识、理念取代旧的文化、知识和理念，全面协助贫困地区完成向主流社会的过渡。

三、教育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价值

教育满足国家政治经济发展需求，为国家与企业培养优秀人才，是国家发展与进步的基石。一个国家的国民受教育水平也是其综合发展水平的反映。在现代，一国的国际地位与该国人民的富裕程度以及受教育水平高度相关[6]。教育程度也反作用于政治与经济决策，在人力资本积累充分的国家和地区，可以更专注于发展经济；而在人力资本缺乏、受教育程度不足的国家与地区，则要采用更高成本用于维持治安与秩序。同时，接受教育不足的贫困人口是对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教育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在全球经济发展整体放缓的背景下，对贫困人口输送教育、提高人力资本利用程度和收入水平，可以产生新的生产动力以及消费动力。

教育扶贫的特殊意义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不仅使接受教育的个体与家庭摆脱贫困，同时增加了他们职业的选择与发展空间，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的进步与发展；贫困人口对家乡的“反哺”也将成为支撑家乡发展的动力，提升贫困地区整体受教育水平、改善人文与投资环境，使整个地区逐步摆脱贫困并走向富裕。当社会文明持续发展达到较高程度、同时人口素质达到较高水平的情况下，竞争意识、市场意识、契约精神等优秀品质将逐步得到展现。政府的管理也会随着社会运营成本的降低而变得更有效率。

综上所述，教育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能够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并从根本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它的内生性帮扶作用尤为明显。对国民而言，教育的普及可以创造更优良的生存环境；对整个社会而言，教育的介入也将引导我国走入更高效、更顺利的新阶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磅礴力量。

参考文献：

[1]谢君君. 教育扶贫研究述评[J]. 复旦教育论坛， 2012， 10（3）：66-71.

[2]蒙台梭利， 霍力岩. 蒙台梭利教育法[J]. 儿童与健康， 2010（9）：59-59.

[3]杜学元. 从教育属性看教育扶贫工作[J]. 教育发展研究， 2017（12）.

[4]刘军豪， 许锋华. 教育扶贫：从“扶教育之贫”到“依靠教育扶贫”[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 2016（2）：44-53.

[5]杨九迎. 人口较少民族教育问题与教育扶贫——以云南为例[J]. 学术探索， 2016（8）：146-150.

[6]黄巨臣. 农村地区教育扶贫政策探究：创新、局限及对策——基于三大专项招生计划的分析[J]. 贵州社会科学， 2017（4）：9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