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坚伟

【摘要】古史体例编纂至司马迁作《史记》时开创了中国古代史籍体例编纂新范式。《史记》的体例不仅表现了司马迁的世界观及方法论，也蕴含了其政治观念，且是那个时代士人阶层的整体价值追求。《史记》从体例的设计及内容的安排上，始终隐含着强烈的“大一统”观念，这种观念也代表了汉代士人阶层的普遍价值追求。司马迁问公羊学于董仲舒，《史记》八书之“八”暗合“天人感应”观念。同时，《史记》也继承了先秦“中华边夷”的思想，以十二本纪为纲，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为目，其中，数字“十二”为中心，“三十”与“七十”则为辅佐之义。

【关键词】古史 体例 士人 国家观念 《史记》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7.017

汉王朝建立的合法性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支持，故天人关系的创造性发挥是汉代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话题，由此而产生的政治观基本奠定了汉代及其之后历代的政治思想。对《史记》的体例编纂，历来评价很高，原因就在其不仅仅是一个史籍载录的形式问题，而是通过这种体例设计，间接地反映了司马迁的思想观念，即大一统、天人感应、中华边夷三种观念，这也是当时士人阶层普遍认同的国家观念。

“大一统”观念

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派政治理论家，首先阐释“大一统”思想，并且提出由天子受命而一统天下，属天命而非个人意志。董仲舒和司马相如分别从政治及文学创作的角度自觉宣扬了天下一统的主张，司马迁则从史学编撰中表现出强烈的“大一统”观念倾向。《史记》从体例的设计及内容的安排上，始终隐含着强烈的“大一统”观念，这种观念也代表了汉代士人阶层的普遍价值追求。张大可说：“《史记》五体，各具笔法，自成系统，而又构成一个严密的整体，不仅是一种史料的编纂方法，而且是一种历史的表述法，反映了司马迁大一统的历史观。”①司马迁撰《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开端，选择以“五”作为分类结构，以“十二”为“本纪”之数目，蕴含着“大一统”观念的意义。

首先，“五”作为一种方位概念，有着明显的泛中央政治心态意识。《史记》的“五”体结构，构建起以“十二本纪”为主，配以“十表”为辅的纵轴，以“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为横轴的帝王中心思想，这种思想在殷商时期便体现出浓厚的中央意识。胡厚宣《殷卜辞中所见四方受年与五方受年考》一文中對武乙、文丁时期卜辞出现的五方进行解释，即“商”与东南西北构成五方。司马迁编撰《史记》便表现了以汉王朝为中心的思想，并伴随着强烈的尊汉热情，对汉武帝时期国力的强盛充满了颂扬。《史记·平准书》曰：“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②汉王朝累高祖至武帝之功而威震宇内，司马迁对于所处时代充满了自豪感与使命感，并且对加强以皇权为中心的削蕃政策是十分肯定的。《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曰：“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③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形象地映照出一幅以汉王朝为中心的大一统等级秩序。“五体”之间，“表”“书”“世家”“列传”围绕“本纪”而运行，“本纪”之中，则以汉朝的兴盛作为叙述核心。

其次，“本纪”载录帝王史事，“十二”为天子之数，司马迁选择以“十二”作为“本纪”的数目，暗含尊拥天子之用意，“大一统”观念的重要表现是维护天子的权威与中心地位。“十二”属于“天之大数”。《左传》哀公七年曰：“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④周朝统一天下后制定礼仪，上等之物不可超过十二之数，因为“十二”为“天之大数”，即为天子之数。在古人心目中，皇权是上天授予的，天子代表了天，是天意之象征，故“十二”成了礼制用物的最高规格数目，与天子有关的器物以“十二”为上限，以下按照官职级别而递减。这在古代礼制是威权之象征，不可妄意使用的数目，《礼记》中《礼器》《郊特牲》《明堂位》《玉藻》等篇皆有记载。汉承秦制，天子冠冕、旗、礼服以十二旒为标准，是古代仪礼中专属帝王所用之数字。《史记》十二本纪，实属承继古籍中所记载天子之数的含意。近人范文澜《正史考略》曰：“《史通》本纪篇云：‘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据此，知本纪十二，实效法《春秋》十二公而作。”⑤司马迁取“十二”之数实为尊王拥汉思想，是其思考天人关系与“大一统”观念的一种重要考虑。

“天人感应”观念

以数字来表达天人关系，在先秦时期便已产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道”派生万物，“道”也可视作自然或天，而一、二、三则为万物与“道”之媒介。《说文解字》曰：“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数。”按照许慎的解释，数字“三”上中下三横的书写象征天、人、地，这种天人地的观念在先秦时期很普遍。《庄子·齐物论》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左传》成公十三年曰：“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而数字“三”的构成，正是这种观念的直观表现，董仲舒由“三”而释“王”。

数字与天地人之关系，在古人的原始思维中，就是一种形象表达。汉代，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是应政治需要而生，实质则为政治思想的顶层设计，其表现形式便是以数字说明天人相适应的问题。司马迁问公羊学于董仲舒，《史记》八书之“八”暗合“天人感应”观念，当为题中应有之义，也属自然之事。

“八书”的数字“八”本身源于《易》之八卦，《易》学早为古人所膜拜，司马迁也不例外。太史公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⑥八卦作为《易》学思想的数字化表现形式，数字“八”寓意奇正，司马迁选择“八”为篇数，是其“究天人之际”思想的表现，“八书”内容为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分别属于天、人的范畴。司马迁的“天人感应”观念受董仲舒影响是有迹可循的，这不仅是由于司马迁问学于董仲舒的求学经历，也是因为董仲舒为汉武帝全面创建天人感应理论的过程，必然会影响司马迁的思想。蒋庆《公羊学引论》指出：“史迁生于公羊盛行之时代，曾问学（公羊学）于董仲舒，又作《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昭明世，继《春秋》。故史迁之学虽为史学，其中实多贯穿公羊学之精神，为公羊学在史学中之运用。”⑦司马迁确实有公羊学之思想。此外，《易》学在司马迁心目中，有成败兴亡之义。作为《易》学的载体之“八卦”，是天人关系的象数推演。司马迁认为：“《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⑧汉代距《易》学发明未远，彼时通《易》之人都被认为是达才方可解读，可见《易》学本身就是一门大学问。实际上，也间接说明《史记》“八书”取“八”的数字源于《易学》，“八卦”之数便是一种学术思维惯性。徐日辉认为：“八卦为《易》之精化，本由数起，反反复复循环无数，以达尽穷。司马迁‘究天人之际从思想上讲，究到最后归属便是《易》，因此他以孔子晚年的韦编三绝标榜自己。应该说司马迁取数‘八为八书之数，是采用《易》之八卦学说。”⑨儒家学说其实并不排除天人关系，司马迁的天人思想来源是较为复杂的，史官文化、道家、儒家、阴阳家等都有。司马迁思想不可能囿于某一学派，其主张天人感应也是自然之事，白寿彝先生《史记新论》也认为从《天官书》记载来看，司马迁也讲天人感应。《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汉兴，承弊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⑩可见，司马迁对于政权更迭原因仍然归于天统。《天官书》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备矣。”?所以，八书数“八”是天人感应体系中，源于《易》学八卦的数字象征。endprint

“中华边夷”观念

所谓“中华边夷”，广义上指的是以汉民族建立的中央王朝为中心，边域少数民族为蛮夷的观念，狭义上指的是以汉帝国政权为核心的国家观念。“中华边夷”观念在先秦时期便非常强大，且常将华夏与夷狄对立并称。

《史记》也继承了“中华边夷”的思想，以十二本纪为纲，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为目，其中，数字“十二”为中心，“三十”与“七十”则为辅佐之义。《史记》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是古代人物传记文学中的经典，集中了汉武帝之前的绝大部分历史人物史迹。可以这么说，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是《史记》的人物传记核心部分。对于如此重要且数量庞大的历史人物，司马迁选择“三十”“七十”数目来限定，必然经过其细心斟酌而定。《太史公自序》曰：“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对于司马迁阐明作三十世家的缘由，朱东润对此解释：“凡能拱辰共毂，为社稷之臣，效股肱辅弼之任者，则史迁入之世家；开国可也，不开国可也；世代相续可也，不能相续亦可也。乃至身在草野，或不旋踵而亡，亦无不可也。”?而对于七十列传，多为将其与本纪视为相辅之关系。章学诚《亳州志·人物表例议》曰：“史之有列传也，犹《春秋》之有《左氏》也。《左氏》依经而次年月，列传分人而著标题，其体稍异，而其为用，则皆取足以备经纪之本末而已矣。”?不管是朱东润对三十世家理解，还是章学诚对七十列传解读，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世家和列传均是以本纪为中心，有辅佐之义，这是符合《太史公自序》的本意的。换句话说，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从结构上，意在架设以大汉帝国为中心的“中华边夷”思想，数字“三十”及“七十”是这种体系思想的直观体现。

将“十二”寓意天子之数，与“三十”“七十”联系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司马迁是有意为之铺设的完整的主辅关系。范文澜说：“《史记正义》引裴松之《史目》曰：‘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十二本纪的重点在于以“五帝”世系为开端，建立起以五帝为中心的华夷同祖思想，由此而下，匈奴、越人、西南夷及朝鲜等少数族群都统归于黄帝后裔，这是《史记》国家大一统观念的一个重要预设体系，尊汉思想只不过是这种观念的延伸。

华夷同祖的实质是为了证明皇权合理继承及统治合法性的需要，并不是承认华夷处于平等地位，而是树立华夷有别之等次，在古代华夏族观念中，华夷有别是固有之思想。自上古三代开始便已建立起等级森严的“中华边夷”礼制，以天子为中心，分封之国及边域之国由东西南北朝天子而向。《史记》选择“十二”，突出以本纪为中心，本纪作为帝王之传记，居于三十世家与七十列传的拱卫核心。所以，从这方面看，司马迁构建《史记》体例的数字思想也是为了突出“中华边夷”的国家观念。

综述之，司马迁作《史记》提出“究天人之际”，实际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反映，这种旨在探寻天人关系的哲学命题，是汉代政治制度设计的需要，《史记》的体例编纂也是这种政治思想在典籍整理上的反映。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D15CZW03；同时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5年校级科研项目立项资助成果，项目编号：15Q22）

注释

张大可：《史记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4～205页。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0、803、3299、1903、394、1344页。

《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40页。

范文澜：《范文澜全集·正史考略》，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蒋庆：《公羊学引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1页。

徐日辉：《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朱东润：《史记考索》，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第15頁。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04页。

责 编∕樊保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