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文聪

(南京大学 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 210093)

【汉唐研究】

再论巫蛊之祸
——以卫氏宠衰与昭帝承统为中心的考察

顿文聪

(南京大学 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 210093)

卫太子巫蛊狱是巫蛊之祸的重要节点，前后发生的巫蛊狱起因、目的与性质各自区别。巫蛊狱前，武帝已对异端近身、“不类己”的卫太子之态度大为转变。公孙贺巫蛊狱标志着巫蛊之祸的开始；是狱汉武帝对卫氏集团予以重击，这很可能使武帝产生利用巫蛊对卫氏进行政治审查的想法；征和二年，太子巫蛊事件、太子发兵事件的发生是武帝始料未及的，也正因此武帝终于下定铲除太子的决心。卫太子狱发生后，武帝于征和二年“感寤”，征和三年“大感寤”，意味着武帝看清了自己晚年对嗣君问题的犹豫引发朝中各集团的“嗣君之争”。转而将矛头转向觊觎继嗣、扰乱朝纲的集团势力，利用巫蛊铲除障碍，进行政治整肃运动。征和三四年间不仅将李氏集团覆灭，还明确表示刘弗陵“类己”，公开表达选定之继承人，并为此做了一系列努力,效果显著，汉昭帝刘弗陵在托孤大臣的拥立下顺利承统。

巫蛊之祸；汉武帝；卫太子；嗣君之争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晚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对汉武帝晚年政局及西汉中后期历史产生了转折性影响。古代史家论此多对戾太子投以同情，如宋人陈傅良言“征和巫蛊本无是事，只缘武帝疑心不解，奸臣因缘，卒祸其子”[1]3，宋人胡寅更是列举出“武帝为人父而致太子反”的十条失误(十论皆本于《资治通鉴·武帝纪》)[2]433，将巫蛊之祸的原因归结于江充佞权、汉武帝之疑心与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