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的领域里，对生活的那种“不满”的疏离感，被视为属于“高级喜剧”的特质。

中国脱口秀的笑果，有一种独特的逻辑。让观众产生优越感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意外和释放压力。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龚菁琦

“出场的掌声是越来越久了。”脱口秀演员Rock（杨磊）在微博上感叹。这天，Rock跑了上海两个开放麦。他有十几个段子要打磨，在7月开播的新网络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之后，公司新节目要等他登台。

10月13日，在上海的开放麦。他的出场，让八成观众举手机拍照，之前三位演员出场，举手机的加起来不足八个。“腿好了吗？”“把腿抬起来拍一张！”女观众在台下起哄。他抿嘴笑笑，真的抬起了腿。现场顿时戏谑地狂欢，有点明星的意思了。

“再多坚持上几期节目，我也算一只脚踏上娱乐圈了。”腿受伤这个梗，在《脱口秀大会》上，被他利用到了极致。一出场，一副摇摇晃晃的拐，一条五花大绑的腿。一张口，冷脸冷声，“朋友们让我以形补形，吃鸡腿，猪蹄，如果真有用，我就想吃拐。”

开放麦，这个由脱口秀普及的专有名词，正成为城市新中产的一种新消费。这种多设在酒吧或咖啡馆的节目，台上设一张椅子，一个麦。谁都可以上台讲。

这个场域，演员与观众距离极度亲密，观众一声叹气、一个咳嗽都能听见。新手从这里出发，老手在这里检验段子。脱口秀，或者被称为“单口喜剧”，这个由美国兴起的喜剧形式，在中国的落地、没落与重整，在这一方天地见证上演。

脱口秀的逻辑

戏称“泰国留学”的海归张博洋，说起与脱口秀结缘，听着像个段子。一日无聊，他在网上搜“觉得自己很搞笑可以从事什么职业”，底下答案是一场脱口秀的开放麦演出信息。彼时是2014年，在深圳。中国脱口秀事业以几个大城市线下俱乐部和开放麦的形式苟活着。

一场不花钱的开放麦，让他从头冷到脚。太不好笑了，细察观众，卖保险的，搞营销的。更多的情形是，一个观众没有。一个真实的段子，七个演员等一个观众，唯一观众来后要走，被七人笑着恐吓，“你走个试试”。

在中国脱口秀兴起的这七年里，有人这么比喻其起源：把脱口秀行业比作篮球行业，路易CK、宋飞等美国脱口秀巨星，就像篮球里的乔丹，国内有一批人最先认识脱口秀是因为他们，后来，2010年蹦出一个黄西，能调侃美国副总统，他就像姚明这样的角色，让大家意识到，中国人也可以把脱口秀讲这么好。这种激励作用不可估量。

听完开放麦，张博洋找了路易CK的表演视频，一个美国人带着女儿，一条狗，讲人生观，讲自己的故事，无所不能谈及。“太牛了”，“擅长接话”的他，觉得自己应该干这样的活。他写了几个段子，兴冲冲上开放麦表演，“巨冷”。第二次，“更冷”，直到第三次，“爆了”。

没人讲得清第三次为何就爆场了。就像脱口秀演员很难讲清，自己为什么能做这个事。

“敏感吧？还有叛逆。”Rock挠挠头对南方周末说。他通过学戏剧业余班接触到脱口秀。其敏感可以追溯到成长中的一些经历，比如从一个小地方转学到大城市读书，立即成为班上最土的那一个。自卑与敏感总有点关联。在青春期的读物里，有王朔、石康、韩寒，一种反叛精神在价值观里蔓延。一个体现是他高中没毕业，就辍学去北漂了。“初中没考好，被父母要求留级，非常难过，此后我再也没有让别人决定过什么事。”

在脱口秀的领域里，这种反叛被视为一种特质。对生活的批判时，那种“不满”的疏离感。

Rock的段子，调侃养生排毒的荒谬，“像内脏里有个小人掐着秒表，肺，十一点要排毒了，快点，我要去叫肾，再不叫就亏了。”他数落电击治疗网瘾，“是电到满意为止，敢不满意吗，不满意再送一疗程。”而张博洋的创作习惯是，先总结一个荒谬的结论，再一一去论证。这是他最得心应手的方式。“比如为什么供品里，水果都是用盘装，酒要洒在地上。”——难道过世的人要用嘴巴在下面接吗。

这被视为这种在中国新流行的娱乐，区别于其他喜剧艺术的魅力。在行业操盘者，这些演员幕后老板笑果文化有限公司CEO贺晓曦的解读中，这被包装为城市新中产喜爱的带有智慧的“高级喜剧”。

在从事脱口秀演员培训工作的史炎看来，疏离感或许是地域差异性赋予的。俱乐部多设在北上广深，脱口秀演员多为大城市打拼的外地人。“生活在别处，感到这个地方不属于我，本身就会有种疏离感。旁观者的心态才能看得清很多事物，孤独也会让我们有倾吐欲。”

这让中国脱口秀的笑果，有一种独特的逻辑。

让观众产生优越感是第一步。“惨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是相对意义，你一个月赚100万，也有自己的人生悲剧。只要让观众觉得没陷入到你这个人生悲剧里，他们就有优越感。”在很多脱口秀演出中，史炎会一直提到自己是上海交大毕业。在他看来考上交大本身不是悲剧，但一直提这件事，就会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悲剧角色。“三十几了，还离不开这个光环。人家就会对你有优越感，他们觉得台上是一直要提交大的这么一个傻逼。”

接下来是意外和释放压力。提到禁忌，或说出大家想说的时，会格外好笑。这两者结合，在史炎看来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曹云金上《吐槽大会》时，正值师徒矛盾期，他有一句话，“这场风波，我不得不提到9月份，September。”全场的笑声都聚集在九月这个英文单词上。“首先，这个英文单词发音很烂，大家有优越感。提到九月风波，观众正紧张，这人会说出什么不好的话，提到一个本不需要翻译的单词，是一个意外，消解紧张，顿时释放了压力。”

然而真正的好段子，是无需技巧的，浑然天成。Rock感觉在写北漂生活段子时，是带着星流的。“朋友扬言要买下整个北京，虽然当时我们连整个北京烤鸭都买不起。”这些从生活泥土里长出的原话，被他巧妙挪到脱口秀里。

新的行业

《脱口秀大会》结束后，笑果文化正准备制作一档新的节目《冒犯家族》。Rock在新节目中获得一个标签——中产。

“这是一个特别傻的词。”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一听很老土，像每天苦哈哈上班的白领。”人设的偏差，或许来自那套西服马甲行头。

西装马甲，是Rock在《脱口秀大会》上的行头。一排扣子紧钉腹部，全身肌肉线条被勾勒，裤子中间务必有根线，皮鞋和头型一样油亮。在《脱口秀大会》舞台，除了主持人张绍刚，其油亮程度无人能敌。相比被隐去的真实名字杨磊，Rock听起来更像一位型男在健身房的名字。

他真是一位健身房教练，准确点说是老板之一。“如果你想减肥，我建议游泳，泡在池里至少离食物还远一点。”在节目里，他的身份被密集的段子精心包装。段子用一种播音腔念出，配合一种面瘫式的冷峻，佐之凌厉飞镖眼，让人深信其权威，但瞬间又被话中的机灵梗打破。“大部分男生发现哑铃很重，都是在搬家的时候。”反差中，笑声更大了。

《脱口秀大会》的舞台，正试图汇集新一批伶牙俐齿的人。去年，同一班人马制作的另一档节目《吐槽大会》开播，业已把两位幕后编剧推向台前。一个染着红头发的“蛋蛋”（李诞）和95后“多动症”少年池子，在台上，他们吐槽当红明星，无所畏惧——李小璐“网红脸”，曹云金“欺师忘祖”，小沈阳“江郎才尽”，凤凰传奇“乡土”。

节目播出后，李诞和池子，突然成了今年中国脱口秀圈最风光的两个脱口秀艺人。不过，在中国被称为脱口秀的节目里，大咖也曾零星出现过，周立波、金星、黄西……节目多为艺人量身定做。在这条比较线上，李诞和池子显然还难称作明星。

但这次的《脱口秀大会》，试图捧红的，是一批比李诞和池子更草根的脱口秀演员。他们各自的职业身份五花八门。

黑客韦若琛，面无表情说段子，号称“凭智商单身”。海归张博洋，笑称自己是泰国留学。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卡姆，耸眉模仿《中国有嘻哈》，“你有freestyle吗？”Rock的健身教练标签，被写在节目介绍里，带着一种讲究生活的文青范。屏幕里试图兜售的是“机智、高冷”。“烫伤了抹酱油，我又不是烫熟了。”他吐槽。

包装素人脱口秀演员，关键在人设。脱口秀圈里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在大家都不认识你的情况下，必须能代表一个群体，才能引发共鸣，说的话才有人听。人设越丰满，观众附着性更强。到最后，比拼个人的价值观、个性魅力。“相声靠演，二人转靠讨好观众，脱口秀演员你谁都不是，必须要有独立思考，提供一种思想逻辑，才能在喜剧市场有竞争力。”

然而标榜“高级喜剧”的《脱口秀大会》，造星能力显然不如《吐槽大会》。2016年的素人池子，现已坐拥126万微博粉丝。而《脱口秀大会》已播出十期，几十位演员里，微博粉丝鲜有一位能超过池子的零头——10万。

市场仍待培养

但上瘾的人越来越多。比起2015年之前的萧条，如今的开放麦火爆异常。一个演员报名开放麦的群，往往12点钟打开，12点05分就报满。人数常达15位之多，观众席也不再冷清。票价最高已经可达120元。

这背后，是笑果文化的主动推动。从2016年到现在，这家公司一套组合拳，在脱口秀圈理出一条职业化之路。《吐槽大会》打头阵，向大众普及脱口秀概念，《脱口秀大会》《冒犯家族》负责推新人。线下，则在高校办脱口秀选拔大赛，广罗人才，输送至节目。

这一搅动，蛰伏的脱口秀爱好者纷纷出洞，或想办专场，或想上节目，一个个有所期盼。钱，也完成了脱口秀演员职业化最关键的一步。一个线下演出1000元左右。做节目编辑能有几万块一月。

这桩生意，对标的是美国。盈利模式是办线下小演出、专业公司制作节目、办演唱会式的脱口秀艺人专场。区别是，美国是自然生长，中国是主动搭造生态。关键是要掌握人才。

但这群在台上“伶牙俐齿”，靠说话吃饭的脱口秀演员，部分却有社交恐惧症。张博洋坦言，每次吃饭订座，一定是网站上先订好，他不能忍受打电话给服务员。“黑客”韦若琛，面对记者，几乎都没有抬头，声音如蚊。台上金句不断的Rock反复强调，他“和台上完全不是一个人”。近两个小时采访中，他手里要么攥着一个小纸团，要么指尖不停对碰。

但所有演员都依然在其中自得其乐。Rock觉得，脱口秀带来一种自由表达的快感。此外，他认为观众笑声是毒药。“有时觉得自己在上帝视角，可以控制人的情绪，那种感觉让人上瘾。”

但中国的行业体量依然太小，一个节目公司，不到100人的队伍，个位数的电视节目，这几乎构成了中国脱口秀的全部。

在美国，一个节目制作公司的编辑数量就超过中国全部。量级的节目制作公司几十家。脱口秀演员成千上万。

这种数量上的区别，体现在一种文化氛围上。中国人普遍觉得讲真话伤人，不能接受被冒犯。“这也是脱口秀文化，在中国难推行的原因之一。”史炎解释。

他并不气馁。一个逻辑是，如果你想让人听真话，就必须笑着讲。“幽默精神是人类共通的。中国人同样需要喜剧幽默来消解矛盾。”他自信，现在最需要的，只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