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按宋朝司法惯例，一起徒罪以上的刑案未经录问，不可以判决；即使作出了判决，也不能生效；如果生效，则以司法官枉法论处

一些人说起中国古代的“司法传统”或“传统司法”，可能会认同这样的判断：“传统司法理念只强调惩处罪犯，不重程序。

不过，我想戳破这种对于古代传统司法的刻板想象：中国传统司法实际上也很重视程序。在宋朝，司法的程序非常繁复、周密，即使以今天的目光来看，都会觉得过于繁琐。这里我只来谈谈宋代司法程序的其中一个环节，叫做“录问”，让大家对传统司法程序有直观感受。

录问是宋代重大刑事案审判过程中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按宋朝司法惯例，一起徒罪以上的刑案未经录问，不可以判决；即使作出了判决，也不能生效；如果生效，则以司法官枉法论处。

录问的程序在庭审结束之后，凡徒罪以上的刑案，走完庭审程序，便自动进入录问程序：由一位跟负责庭审的推勘官、受审的犯罪嫌疑人都没有亲嫌关系、依法不需要回避的司法官担任录问官，至狱中向嫌犯宣读供状，核对供词，询问嫌犯所供是否属实，“令实则书实，虚则陈冤”。必要时，录问官还可以提审证人。如果案情十分重大，比如涉及大辟罪五人以上的刑案，需录问两次：本州法官录问后，还要请邻州的一名法官前来再录问一次。

如果嫌犯在录问时自称“所供属实”，并在供状上签名，那么这起案子便进入检法定刑的程序。负责检法的法官叫做检法官，跟推勘官、录问官不可为同一人，而且这三名法官须没有亲嫌关系，且在结案前不得相会面、商讨案情，法律规定：“录问、检法与鞫狱官吏相见者，各杖八十。”这一立法，自然是为了保持法官的独立性，防止官官相护。

如果录问时，嫌犯称“所供不实”，自己之前是“屈打成招”，现在要翻供喊冤，那么，案子将自动启动重审的程序。而且，根据宋朝立法，主持重审的推勘官不可以跟初审法官为同一人，也不可以有亲嫌关系，通常是将案子移交本州或邻州的另一个法院重新推勘，这叫做“移司别勘”。

录问官负有发现冤情、驳正错案的责任。若录问之时，发现案情有疑，嫌犯可能含冤，或者嫌犯称冤，录问官必须对案件提出驳正，启动“移司别勘”的程序，否则，他将负连带责任。据南宋《断狱敕》，“诸置司鞫狱不当，案有当驳之情而录问官司不能驳正，致罪有出入者，减推司罪一等。”意思是说，假如法官推勘案情存在明显疑点，而录问官未能驳正，那么他将按比推勘官责任减一等的原则加以问责。

录问官若能及时发现冤情、纠正错案呢？不用说，他将获得朝廷的嘉奖。据宋朝《赏格》，“录问官如能驳正死罪一人者，命官减磨勘两年；二人者，命官转一官；……如驳正徒流罪者，七人比死罪一人给赏。”驳正错案的录问官，将得到免两年考核、提拔等行政奖励。

当然，在司法实践中，并不是所有刑案的推勘都会出差错，也不是每一次的录问都能够发现冤情，但宋人明白，决不能因此而否定设立录问程序的必要性。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京师曾发生过一起案子：御营的兵卒桑达等数十人，“酗酒斗呼，指斥乘舆”，被皇城使捕送开封府推鞫，开封府判了桑达死刑。当时负责纠察在京刑狱的官员刘敞，对这一判决并无异议，但他发现此案在审理过程中省略了录问的程序，便向开封府提起质询。开封府回复说：“近例，凡圣旨、中书门下、枢密院所鞫狱，皆不录问。此番奉旨推鞫桑达案，故未录问。”

刘敞一听，说道：“此岂可行邪！”立即上书宋仁宗，向皇帝提出抗议：陛下，听闻近来有所谓“奉旨鞫狱皆不录问”的成例，臣觉得难以理解，这不是启“狱吏侵侮无所忌惮、罪人衔冤不得告诉”之弊吗？况且，按法，有司断案，皆不许“用例破条”，今刑狱极审之司、人命至重之际，却特许“废条用例”，实在是事理乖舛，不可理解。

这么一抗议，宋仁宗下诏申明：自今所有重大刑案，都必须走录问的程序，“著为令”。请注意，刘敞抗议的，并不是开封府的审判结果，而是审判过程中的程序缺失。谁说古人司法不重程序？

（作者系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