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鹏

【摘 要】本文基于“小官巨贪”刘大伟18年把持村庄严重侵占集体利益的典型个案，将在乡村三层主体的场域视阈下，对精英俘获整个过程和其中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进行分析。并尝试将精英俘获划分为成长俘获、扩展俘获和终结俘获三个阶段，并分析其主要成因、提出建议和启示。

【关键词】精英俘获；乡村治理；小官巨贪

一、问题提出

我国乡村社会仍走着一条精英治理的道路，乡村场域中存在着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的三重权力框架，可见村庄精英的中间地位并主导着乡村治理。乡村精英是指在乡村中具有相对资源优势、社会影响力超过一般普通村民平均社会影响力的人。精英俘获则是指乡村精英借助这种相对优势，占有了本应惠及大众的资源，从而导致村庄治理状况的恶化。但国内对精英俘获理论研究仍存在较大的局限：一是研究领域集中在资源项目下乡，重在说明在外部资源进入乡村时，精英凭借其优势地位而致使项目偏差。但显然精英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精英俘获也不仅发生于单个领域，可以更深入地分析精英俘获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二是研究内容具有切面性，大量研究中仅指出存在精英俘获现象，虽有对精英俘获的产生机制、社会后果和对策建议的研究，但缺乏对完整精英俘获过程的关注。三是研究视角单一，精英俘获有两层含义：精英主动俘获和精英被外在力量俘获，但多数研究仅侧重于某一侧面，没有对二者的互动和合力进行研究。

鉴于此，本文的主要是典型精英俘获个案为载体，在乡村治理视阈下，尝试描述整个精英俘获过程，对其中内外合力的作用和场域中多元主体行动逻辑进行分析，以回答小小村官为何能一手遮天18年之久及其现实启示。

二、精英俘获过程分析

根据事态的不同表现程度和场域中行为主体不同阶段的行为逻辑，本文将这一精英俘获过程分为成长俘获、扩展俘获和终结俘获阶段。

（一）成长俘获阶段：正当性与欺骗性共存

乡村精英利用契机在其相对优势最突出的初始领域中实现精英俘获，并逐渐增强力量。返乡才俊刘大伟在经营乡镇企业的过程中获得了原始力量。然后通过扭亏为盈友谊二矿、修路助学多做善事和兴办企业人人增收，一与乡镇政权保持了良好的互动，二获得了普通村民的支持。因此刘大伟受到了大量的表彰，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乡贤。但同时刘大伟凭借家族势力垄断集体企业经营权和管理权，并通过市场手段将集体资产进行“价值增值”，利用虚假的投资和经营将友谊二矿的1490万股份转让给自己实际控股的公司，逐渐将集体企业资本化、私人化。且由于监督缺失，信息获取不对等，乡镇政府和普通村民并没有意识到其中隐患的严重性，甚至放任纵容。

（二）扩展俘获阶段：排斥性与高稳定性并壓

为巩固和扩张既得利益，不同类型的精英形成结盟，以达到全面控制村庄秩序的目的。刘大伟与乡村混混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结盟，自身也积极寻求向政治精英跨领域的转变。与此同时，精英结盟为寻求庇护，往往会对乡镇政权进行利益输送，出现政府俘获现象。这样，乡村场域中的两个上层行为主体结成利益集团，精英集团内部固化，最终形成利益、政治和社会排斥。这就提高了参与治理的门槛，多元竞争消散，让普通村民不仅难以实现民主权利而且触发经济理性和礼让逻辑从而导致了行动原子化的集体行动困境。如在2012年村民拆迁补偿协商会上，某村民因不满刘大伟而出声反对，随后遭到保镖殴打，现场无一人相助，乡贤已是村霸。

（三）终结俘获阶段：高压性和反弹性齐发

这一阶段，乡镇政权的不出事逻辑突显，迫于维稳压力，乡镇政采取高压控制式和只看结果的做法，由此发展到外部俘获精英去完成社会矛盾的处理，这导致精英想要保证和扩大利益，就要顺从外部的期望。由于能力突出，乡镇政权将征迁工作以打包处理交由刘大伟。加之利益集团为横行多年肆无忌惮，2013年年底，为征迁深夜强拆，这对村民的切身利益造成了极大伤害并直接导致了矛盾爆发。面对群情愤慨，乡镇政权作出了对村民妥协、对精英包庇的处理，即免去刘大伟党委书记一职。但在上下关系的弹簧模型中，保持静止时间越长，反弹冲击力越大，破坏性越大。普通村民并不满足于处理结果，于是有了群众围堵安徽巡视组，最终持续十余年的精英俘获走向彻底的终结。

（四）精英俘获的后果

一是经济剥夺，集体企业盈利、征迁补偿款被精英集团所攫取，烈山村欠债4000余万。二是社会分化，村庄精英联盟的排斥性和稳定性，普通村民与精英集团泾渭分明且无法流动，加剧了累积性不平等。三是政治内卷化，集体资源盈利和改革开放红利等不断输入乡村的资源都无法带来乡村组织能力和治理效果的增长。

三、成因分析

从基层政权的角度来看，政府导致的外部精英俘获如影随形，其实质是基层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威权式影响仍然深厚。这导致乡村精英“看上不看下”，极易出现乡村精英和基层政府的利益结盟，以至政府俘获。基层政权治理理念的片面化，使治理行为异化。只看经济发展或者社会稳定，而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成长阶段基层政权只要短期经济发展而忽略了过分放任能人治村所带来的隐患；在终结阶段，只要不出事而只论结果地看拆迁。其根源是“双重压力型”体制使经济发展成为基本诉求，经济能人治村成为时代趋势。

从普通村民的角度来看，普通村民的长期被动状态主要是乡村的低组织化。第一这种低组织化状态使普通村民难以形成共同的抵御力量，也没有顺畅的利益表达和疏通渠道。因此只能等到利益损害和矛盾积累到达顶点后爆发，再使用非常态的方式表达，进一步引发乡村社会失衡。第二低组织化使得监督力量缺位，无法与精英集团进行互动，普通村民更原子化，进而助长精英俘获的扩张。而低组织状态的原因主要一是内生性乡村社会关联度低，缺乏内生性治理资源；二是外生性制度制约和供给不足。

从乡村精英的角度来看，新制度经济学基本假定是：人都有为自己牟取更大利益的倾向。精英治理本身就存在异化的可能，但是精英身份叠加和精英结盟使得俘获行为层次更深、过程更久、伤害更大。

四、建议与启示

第一，完善乡镇政权的运行，因为类似目前烈山村这类在社会关联程度弱和自治羸弱的乡村，由乡镇牵头完成各项发展是必然之选。又尤其注意改变乡镇政府片面的治理理念，变被动稳定为积极稳定，变运动式发展为长效发展。第二，重点对乡村恶势力进行打击，减少社会精英本身所可能造成的精英俘获以及与其他乡村精英结盟的机会，从而达到打破长期精英俘获的目的。第三，最为根本的全社会注重对乡村治理资源的培养，无论是内生性还是外生性，都能对乡村的组织化程度进行提升，逐渐修复乡村自治制度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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