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海外十年金文文献整理研究述要*

2017-10-18罗业恺

郭沫若学刊 2017年3期

关键词：大系著录金文

罗业恺

（成都工业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1730）

郭沫若海外十年金文文献整理研究述要

罗业恺

（成都工业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1730）

金文文献作为古籍的一种，其整理对于研究工作的开展有着巨大的意义。郭沫若在研究青铜器铭文的过程中，对金文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从文献整理的角度探讨郭沫若对金文研究的贡献，可以对郭沫若的学术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丰富对郭沫若文献学家的认识。

郭沫若；金文文献；文献整理

郭沫若是公认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在文学和史学领域开创颇多。从1928年2月赴日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归国，在这十年间，郭沫若在文学、史学、古文字研究和考古学上取得了卓著成就，写成皇皇巨著十五部。其中，有关金文研究的有《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周恩来在《我要说的话》中就中肯地指出：“十年内，他的著译之富，人所难及。他精研古代社会，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两周金文以及古代铭刻等等，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古代许多真实。”他以甲骨文、金文为切入点，探究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在文字学和史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海外十年，也是他的学术研究最辉煌的时期”。

世人公认这十年间郭沫若在文字学和史学上取得的成就，但这些成就的取得是郭沫若综合运用文字、音韵、文献等学科知识的结果，他曾经在《十批判书·后记——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中说：“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文献学、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而郭沫若以研究古代历史为目的，对金文文献的识读、利用过程中“切实地感觉着有研究考古学以及和考古学类似的那类学识的必要。我对于甲骨文字和殷周金文的研究，便从这儿开始了起来”，从而开始对金文文献加以整理。这些对于金文文献的整理成果，展现在海外十年的一系列著作中，显示出郭沫若文献学大家的风范。

一、开创金文文献分类著录的新方法

文献学中的目录之学就是将书籍分类，以利于学者“即类求书、因书究学”。郭沫若以前的研究者对于金文文献的著录大都按照器型异同和铭文文字多寡进行分类。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虽以朝代著录青铜器，但分类标准比较混乱，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以文字笔势为青铜器分期，科学性不够。郭沫若发现彝器铭文著录混乱，不利研究的情况后，在德国人米海里斯（A.Michaelis）所著《美术考古学发现史》的影响下，将“主要根据文献考证对古代文物任意进行漫无标准的解释，转变为主要根据文物本身的样式分析再辅之以文献考证和铭刻资料，形成一种新的方法。”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郭沫若创立了根据器型、花纹和铭文相结合的青铜器研究方法体系，经过研究将西周162件彝器与东周161件彝器区分，并将东周器归入32国，仿《诗经》之《国风》体例，又由长江、黄河流域溯流而上的顺序先后排列。这一新分类思路，结合了时代、地域和铭文，开创了金文文献分类著录的科学新方法。商承祚曾评价：“郭老研究古文字，能以辩证的观点，抓主要矛盾，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原始材料，分析这些材料。即以金文而论，自宋代以来，学者们长于编图录，释文字，著录的铜器及铭文数以千计。与他同时的另一些学者，也多以主要精力用于收集拓本，编撰图录上，很少注意将图录、铭文融汇沟通，做综合性的分析研究。郭老能于数千件铜器中选出若干有代表性的、能断定时代的器作为标准器，研究其花纹、形制，而后加以扩大，联系在一起，把几百年间的几百件青铜器按其时代与国别编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并加以考释。这部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关于铜器铭文研究已开始了新阶段，进入了新的时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已开始运用于金文研究的领域。”

此外，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表》目录中，郭沫若对每一器的诸家著录情况进行了记录，以利后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可谓目录学传统的延续。

二、重视金文文献的版本

伯戋盘，“‘王月’疑正月字之误摹”。

三、对金文文献辨伪

青铜器作伪由来已久，“其有作伪以乱真者，盖亦始于春秋”，明清大盛。真假混淆的金文文献对于研究者而言是极大的挑战，剔除伪器，检出真实的金文文献是研究者的重要任务。

《两周金文辞大系》完成于1932年，收录彝器251件，其中西周器137件，东周器114件。“目验既多，则心犀自启。铭之真赝大率触目可辨也”后几年中，郭沫若对《大系》一书进行了增订，增收了一些重要的铭文，同时删去了原来收入的伪器铭文。可以说，1934年11月完成的《大系图录》和1935年完成的《大系考释》，是郭沫若对金文文献辨伪的成果。

在郭沫若整理金文文献的过程中，不时发现伪器伪铭，均加以指出。前人对此研究已详，可参看陈仕益《郭沫若考古文论》第一章第二节《辨伪》。其中，海外十年中对金文整理的辨伪成果有：

周公作戈，“有胡之戈，由其有铭者观之，大率皆东周以后物。有刻款作‘周公作戈’云云者，伪也。”

仲龏父甗，“今案仲龏父甗乃伪器，《周金文存》与《集古遗文》均著录之，甚可怪。”

吕不韦戈，“第二面亦有‘诏吏’二字横书，旧读为‘诏事’，云是铸款。案此二字不伦不类，疑是后人仿刻者也。”

奠井叔钟，“出世已久，《积古》首著录之，误解‘妥（绥）宾’二字为蕤宾。《周金文存》著录二器，铭同。唯第二器‘妥宾’相连，刻于右鼓。案乃伪刻也。钟铭款式当由钲而接左鼓，不得刻在右鼓。作伪者乃先有蕤宾观念，故连刻之，而未知刻失其位，自露马脚也。该伪器又见《双玉鉨斋吉金图》，有形，其形制舞上有纽而非甬，篆间有枚浅圆而非夫鋴，乃春秋中叶以后之器。盖器真而铭伪也。”还列举《周金文存》卷一著录铭文“師贅作龢鐘，夷则”之器，“前五字在钲，‘夷则’二字亦在右鼓”，推测“二伪器盖同出于一人之手”。

另一方面，郭沫若也用金文文献证明传世文献之伪。如在《正考父鼎铭辨伪》中辨《左传·昭公七年》和《史记·孔子世家》所记正考父鼎铭伪；在《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中辨《尚书·尧典》伪；在《汤盘孔鼎之扬榷》中辨《尚书·汤誓》伪；《彝铭名字解诂》证《左传》中文字为刘歆作伪、证《尔雅》中有汉人窜入文字。郭沫若利用四时、朔晦、地、九州、畿服、五等爵禄、三皇五帝、八卦五行这八个方面的线索，以“古文献中有习见之事物而为金文所绝无者此可为判别典籍之真伪及时代先后之标准”为思路，考证《禹贡》、《周书》等文献，认为“《皋陶谟》、《王会篇》均非实录，《左氏》内外传多经刘歆改窜”。

四、对金文文献加以整理和考校

（一）指出韵读以整理金文文献

（二）指出文例以整理金文文献

金文文献是当时语言的记录，要遵守当时语言的语法约束，郭沫若在整理金文文献中，注意总结文例、语法，并按其开展整理工作。

戊辰彝，“‘十月一’，甚奇特，卜辞及其它彝铭中均无是语法。月字下一横撇复带丝纹，疑是锈蚀。”

孔悝鼎，“盖金文通例，称镐京为宗周，称洛邑为成周，卫成公时镐京已覆灭，且铭中所言明系洛邑，宗周字殆亦后人所改。”又“彝铭恒语，每言‘对扬王休’或‘对扬天子不显休命’。其稍冗赘者，则有如叔夷钟之‘对扬朕辟皇君之锡休命’。此即同例语也。”

吴彝，“彝铭通例，大抵先言王在某庙或某宫，后言旦格于大室。”

南季鼎，“彝铭言‘足某人嗣某事’者有承继之意，大率乃师俗死后事。”

吴王元剑，“‘元用’……盖兵器铭之习用语，用谓器用，元用犹言元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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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古代文献一样，金文文献一般都是从右往左写，读法也是从右往左、从上往下，但也有极少数铭文例外，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栾书缶。郭沫若在整理金文文献时，跳出传统思维，注意到读法的特例，如《器铭考释·壴卣释文》“此铭乃右行，前人均由右至左读之，故迄未得其解。”

（三）指出谬误以整理金文文献

青铜器铸造工艺复杂，过程谨慎，错误极少，但极少数金文文献仍然存在谬误。郭沫若在整理金文文献时，勇于破除对金文文献的迷信，指出不少金文文献的谬误。

伯克壶，“末句重一克字而又不作重文符，疑第二克字乃铸范时误衍。”

3、倒：献彝，“‘乍朕文考光父乙’当是作朕文考父乙光，文误倒。”

五、对金文文献辑佚

同时还注意对于金文文献各版本间补足，如叔夷钟，“七器，铭辞相衔接，啸堂本缺第二、四、七三器，今以薛本补足。”

对于一些一时间无法找到佚文的金文文献，郭沫若在整理过程中也留下了以后辑佚的线索。如：

虢叔旅钟，“当尚有一器文方能毕，此器尚未见。”

六、结语

郭沫若对金文文献的整理，为其后的金文研究打下了基础。世人公认郭氏对金文研究的巨大成就，对其在金文文字学、史料学方面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些成就的取得和郭沫若对金文文献扎实、认真整理有着极大的关系。而郭沫若在金文文献整理过程中明韵读、指谬误，更是极大推动了金文文献研究，对后世学者的金文研究指出了方向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郭沫若对金文文献的整理还给文学、文字学、史学等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