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雷

摘要：利用对重庆市开州区调查所得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建设需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耕地利用比较效益、家庭人口数、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耕地保护意愿指数、经济补偿期望值、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需求影响显著。充分发挥市场的激励功能与约束功能，构建重在保障耕地保护主体权益的耕地保护。

关键词：耕地保护机制；经济补偿；农户需求

耕地保护问题不仅事关中国的长期发展与稳定，同时也与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针对中国耕地保护的研究方向已经涉及耕地损失和退化对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力、土地利用和环境的影响[1-2]；如何有效管理土地利用、发展土地流转市场、控制非法耕地转用[3]；耕地退化对政治-经济关系、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农业生态系统健康、土地利用权利和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4-5]。各学者研究的重点有所不同，有的侧重于耕地价值效益评估，有的侧重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理论依据，有的则侧重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构建。但耕地保护补偿的对象是广大农民，只有符合农户意愿的补偿才能真正调动其保护耕地的积极性，这也是本研究的目的及意义所在。

一、影响农户耕地保护补偿需求因素的理论分析

耕地保护补偿实质是对耕地使用限制的补偿[6]。但并不限制所有者对耕地的所有权，只是对耕地用途和方向的管制。这种限制使耕地所有者的经济价值实现受到了制约，按照牺牲学说和公平负担学说，国家应给予一定补偿。但农户对这种补偿意愿的诉求是多因素综合考虑下的选择，总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户家庭特征

耕地保护补偿意愿与农户家庭特征密切相关，其中最重要的是户均年龄、户均受教育年限、户均收入和收入构成。一般来说，农户家庭平均年龄越大，从事耕地种植的时间越长，对耕地的感情越深，放弃耕地的意愿也越低，对耕地保护补偿的愿望越强烈。从理论上看，受教育年限越长，更有利于对国家耕地保护政策的认识与理解，但其指向具有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从事非农劳动的几率会越大，其家庭收入主要来自非农收入可能性也越高，对耕地保护补偿的意愿可能也越低。

（二）补偿期望

目前除佛山市等少部分地方有过实践外，对耕地保護的补偿并没有统一的法律或测算依据。因此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期望对耕地保护的意愿影响显著：一方面，农户对耕地产权的认知会影响补偿期望；另一方面，农户并不关心如何补偿等细节，只在意有无补偿与补偿额。

（三）耕地比较利益

耕地的主要功能是产出农作物，使农民获得生产性收益。来自耕地的生产性与农户非生产性收入之间的利益比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对耕地保护补偿的诉求标准。理论上讲，耕地非农化利用收益越高，耕地保护补偿标准诉求则越高，反之则越低。

（四）耕地资源禀赋

一般情况下，占有耕地越多的农户，对耕地保护的意愿和积极性越低，在保护耕地的博弈过程中，其对保护耕地的补偿标准诉求会越高；而耕地相对较少的农户，对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更高，因此，对保护耕地的补偿标准诉求更低。

二、抽样设计与数据获取

（一）抽样设计

耕地保护机制建设的关键是构建一个有效的经济激励机制，从调节经济利益关系的角度研究如何有效引导农户保护耕地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已是当务之急[4]。针对耕地保护机制建设的复杂性，本研究在具体调研中选取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建设作为调查重点。

2015年7月～8月，调研组首先运用典型抽样法综合分析开州区乡镇（街道）耕地保护任务及经济发展梯度选取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村级样本，涵盖开州区5个乡镇（街道）10个村。再按照随机抽样原则进行抽样调查，调查采用问卷调查与实地入户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户进行问卷解释与填写指导，同时对调查对象进行开放式访谈。以户为单位共发放调查问卷260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233份（详见表1），有效问卷占94.23%。为揭示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真实需求，调研组共设计了20个问题，涉及农户家庭基本特征、耕地保护意愿、经济补偿意愿、经济补偿期望、补偿方式选择、补偿依据的标准、耕地经济效益、耕地资源禀赋等。

（二）数据获取

1.农户耕地保护与经济补偿意愿调查

对233份农户问卷分析表明，愿意保护耕地的农户只有36户，仅占总样本的15.45%；而不愿意保护耕地的却有197户，比例高达83.27%。认为需要给予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农户达186户之多，占样本总数的79.83%；而认为并不需要补偿的农户只有47户，仅占样本总数的20.17%（详见表2）。

2.农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期望调查

从调研情况来看（详见表3），与城市地价相比，农户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期望并不算高（据统计2010～2015年开州区国有土地出让均价为2200万元/公顷）。补偿依据对农户的补偿期望影响较小，一般农户期望的田块补偿基本与人口补偿相符。货币补偿期望值明显高于养老保险折抵的补偿额，说明农户把耕地看作自己最后的生活保障，用养老保险体现经济补偿更符合农户的意愿。一次性支付期望值低于按年支付30年的总和（在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前提下，30年支付总价达91.65万明显高于80.55万）。另外，农户的补偿期望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例如靠近县城的汉丰街道农户的补偿期望一般在90～105万之间（一次性支付），而经济欠发达的满月乡农户的补偿期望一般只有45～60万之间。

3.耕地经济效益调查

同样来自233份有效问卷，2015年三种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玉米）的平均年净收入为9533元/公顷，而同期其他四种经济作物（油菜、柑橘、花生和花椒）的平均年净收入则为20780元/公顷，粮食作物比较效益远远低于其他经济作物。这也是导致农户耕地保护意愿较弱、耕地大量流失的主要因素之一。

进一步分析原因，农户之所以不愿保护耕地大部分是出于粮食作物比较效益低下的考虑，占到被调查农户78.68%。而外在拉力——非农经营效益也对农户决策产生影响，13.20%的农户不愿保护耕地是出于此考虑。认为需要给予耕地保护以经济补偿的农户中，有82.26%的农户认为粮食作物比较效益低下是其作决策首要考虑的因素。由此可知，努力提高粮食作物效益是提高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治本之策（详见表4）。

4.耕地资源禀赋调查

在考虑人均耕地面积与耕地破碎度时，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意愿发生了变化。如表5所示，人均耕地面积处于0.03～0.07公顷与0.07～0.10公顷两个区间的农户认为需要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分别占85.44%和81.01%。而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农户（≤0.03公顷）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需要却较弱，仅占40.91%。人均耕地面积较大的农户（>0.10公顷）由于耕地规模较大规模经营效应有所显现，这一群体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需求也较弱，占到41.38%。当耕地破碎度≤1时，农户经营效益较高，这时的经济补偿意愿相对较弱，达到79.63%。随耕地破碎度的提高，农户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需求却在降低，当耕地破碎度>3时达到最小，只有59.26%的农户有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需求。这表明田块越破碎农户的耕种意愿就越低，当然也不会对经济补偿感兴趣。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选择及相关说明

在本文影响农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需求因素分析的回归方程中，当农户不需要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时，Y=0；当农户需要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时，Y=1。Logistic回归模型形式如下：

………………（式1）

式中：P是农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需求的概率；xi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需求的诸多因素；β0是常数项，与xi无关；β0，β1，β2，L，βm是回归系数，表示诸因素xi对P的贡献量；m=20，即将农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需求的影响因素分解为20个解释变量分别隶属于4个类别，即家庭特征因素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意愿因素集、耕地经济效益因素集、耕地禀赋与经济因素集。

（二）变量选择及定义

本文中因变量设定为：是否需要建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自变量具体描述略）。

（三）变量筛选

运用SPSS软件对20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具体分析结果略），选择前12个主成分（累积贡献率达到98.17%）进入Logistic回归模型[7]。分别是家庭特征因素集中的家庭人口数、家庭平均文化程度、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意愿因素集中的耕地保护意愿指数、耕地保护责任认知度、经济补偿期望值、经济补偿依据、经济补偿支付方式、经济补偿与征地补偿比、经济补偿与国有土地出让金比；耕地经济效益因素集中的耕地利用比较效益；耕地禀赋与经济因素集中的经济发展水平。

（四）Logistic分析结果

通过变量筛选，运用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对233户农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需求的调查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数据处理过程中，模型整体检验可行（具体结果略）。

运用所得的变量系数对分析结果进行筛选，前六位的因素分别是X17、X1、X7、X20、X9、X4。家庭特征因素集中的家庭平均人口数、年人均纯收入两个因素对农户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需求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家庭平均人口为正向影响，说明随家庭人口数的增加农户的需求也越高；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为负向影响，说明随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增加，需求却降低。家庭平均文化程度、家庭平均年龄、户主职业特征、劳动力人数四个因素对农户的决策影响不显著。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意愿因素集对农户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需求决策产生核心影响，左右着农户的决策。其中的耕地保护意愿指数、经济补偿期望值对农户的需求影响显著，两者都属正向影响。而经济补偿依据、经济补偿方式、经济补偿支付方式、经济补偿与征地补偿比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农户并不在意具体的补偿细节，只在意有无补偿。耕地经济效益因素集中的耕地利用比较效益的负向影响极为显著，是诸多因素中影响系数最大的一个因素。说明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補偿机制建设需求强烈，最根本的原因是耕地利用比较效益太低，无法吸引农户的耕地保护行为。耕地禀赋与经济因素集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决策行为影响显著。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越尖锐，农户的经济补偿需求也越高，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与地理区位并不理想地区的农户需求却相反[8-9]。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问卷调查、实地入户访谈与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农户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需求具有较好的效果。此方法既能通过调查反映具体问题，又能对纷繁复杂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研究，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有机结合。农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需求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影响农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需求的诸多因素中，耕地利用比较效益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农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意愿因素处于核心地位。探索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建设，必须细致分析这些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摸清农户实际的意愿，探索出符合广大农户诉求的经济补偿方案。

（二）对策建议

第一，充分发挥市场的激励功能与约束功能。既然农民承担了相应的保护耕地、确保粮食安全、维持社会稳定的国家责任，政府就应对其有补偿，以鼓励其耕种。因此，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建设是耕地保护机制建设的核心，构建合理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势在必行。我国法律规定，各级政府是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人。农民承担了保田种粮的义务，就应当得到政府的经济补偿。市场机制的发挥还需要依赖实体市场的存在，需要不断创新农村土地市场建设实现形式，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因此，促进我国耕地保护机制的科学发展首先就是要通过各种措施的积极实施确立市场机制的主导地位[10]。

第二，持续稳定的惠农政策法规供给。除了现金补偿外，国家继续实行农业综合补贴、国家出资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实施的建设和提供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农业机构及时发布农产品供求信息及价格趋势；长期保持惠农政策稳定，可通过制定耕地保护法、耕地保护补偿金办法等政策法规，把对农民的各项优惠政策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完善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的耕地保护行为没有后顾之忧。

第三，切实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维护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完整性，充分体现四项基本权能，纠正农户对土地产权的认识误区，使其真正成为耕地保护的主体。建议创设土地开发（发展）权，在耕地保护区和土地开发区间进行初始分配，由市场机制进行土地开发（发展）权转移交易，从而实现对建设用地指标和耕地保护指标重新配置，最终建立耕地保护区和土地开发区的利益互补机制。

参考文献

[1]蔡运龙.中国农村转型与耕地保护机制[J].地理科学.2001（1），1～6

[2]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译本） [D].中华书局.2000

[3]James Kai-sing Kung. Off-farm labor markets and the emergence of land rental markets in rural China[D].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2（30）， 395～414

[4]陳志刚，黄贤金，卢艳霞等.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意愿及其影响机理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08（6）， 20～25

[5]陈美球，邓爱珍，周丙娟等.资源禀赋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实证分析[J].农村经济.2007（6）， 28～31

[6]卢艳霞，周小平，王柏源.我国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研究[J].中国科技成果.2011（20），14～16

[7]郑伟，高歌，魏以璧.主成分改进的Logistic回归方法探讨及其应用[J].苏州大学学报（医学版）.2008（4），517～520

[8]胡蓉，邱道持.我国耕地保护形势与应对策略[J].城市问题.2008（12），69～72

[9]郭贯成，吴群.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中国耕地保护体制障碍[J].中国土地科学.2008（4），49～55

[10]邱道持.论农村土地流转[D].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