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在回忆文章里，说父亲“由一个大山里走来的少年漂泊者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天然地认为他和这个革命和事业是血肉相连的”；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就成为他的两大人生信念与艺术信条。对此应该有一个同情的理解。

郭小川后来到了知识分子成堆的中国作协，始终格格不入，除了他确实看到许多知识分子的弱点之外，更和他因对知识分子总体评价上的偏见而产生的戒备心理直接相关。但郭小川同时也面临一个矛盾：尽管他竭力将自己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区分开来，因为他自身只是师范生，至多算个“小知识分子”，但他自己身上根底上的知识分子气质、情趣、积习以及由此产生的与知识分子之间理不清、剪不断的精神联系，却是无法掩盖的，客观上的改造者的地位，理性上的疏远与情感上不自觉的亲近，使他时时陷入困境。

以写作为终身追求的郭小川，他也自有困惑：一方面，他完全认同党所提出的“首先是革命者，然后是作家”的定位；另一方面，他又特别强调和自觉追求文学艺术的创造性。这构成了郭小川文艺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

1957年，“怎么也跟不上”的尴尬

郭小川在他1957年日记的头一篇里，这样写道：“1957年恐怕是整个思想战线斗争最尖锐的一年，这就有许多事情可做，有很多战斗等待我们。我将日夜不停地工作。用的武器还是诗和杂文，……总之是为了斗争。”他还特意谈到自己的工作 （他从1955年10月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1956年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工作本身是繁重而令人忧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