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梅

孙中山 （1866.11.12—1925.3.12），广东香山县 （今中山市） 翠亨村人。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后称孙中山。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思想家、政治家、理论家。孙中山领导“起共和而终帝制”的辛亥革命，缔造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政权—— 中华民国，创建了中国国民党。

吴稚晖 （1865.3—1953.10），江苏武进雪堰桥人。原名朓，又名敬恒，字稚晖。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革命家、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是辅佐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运动的智囊人物，中华民国的开国元老之一。

孙中山是广东人，吴稚晖是江苏人。广东江苏相距一千多公里，素昧平生的孙中山和吴稚晖，怀着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实现民主共和的宏大抱负而相识相知，成了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结下了始终不渝的革命情谊。

一、晚清时代造就的民主革命斗士

19世纪60年代，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清政府，1840年和1856年的两次鸦片战争、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加上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古代传统的宗法社会和小农、小手工业经济被破坏瓦解，政局动荡，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更是将屡遭重创的清政府推上了衰亡之路。

连年战祸，受害最深的还是平民百姓。同为农家子弟的孙中山和吴稚晖，都出生于充满民族危机、经济危机的晚清时代。孙中山6岁，就跟着姐姐孙妙茜上山割草、拾柴或到塘边捞猪饲料，有时还跟随外祖父杨胜辉驾船出海取蚝，15岁才有鞋子穿。吴稚晖6岁丧母，吴家贫寒，无以为殓，借得邻居钱氏铜钱20千，始能买棺，棺中石灰不足，下层衬以稻草。外祖母陈太夫人将吴稚晖和4岁的大妹美宜带回无锡江尖家中抚养。吴稚晖忆起少时生活：“十五六岁，处境骤窘，往往断炊。夜卧绳床，老被寒如铁，外祖母年迈不胜寒。”贫困和苦难，使他们从小就拥有改变命运的迫切性，于是发奋苦读，祈望“学而优则仕”，能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1871年，孙中山在兄长孙眉资助下，先后在檀香山茂宜岛盘罗河学校，英国基督教监理会主办的意奥兰尼男子中学、高级中学，奥阿厚书院，香港中央书院读书，后考入南华医校 （今广州中山医学院）、香港雅丽医校 （今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毕业后在澳门镜湖中医院挂牌行医。吴稚晖则饱读经书，考中秀才、举人，并以教书为生，生活也逐渐得以改善。

但他们都不是安于小家的等闲之辈，而是胸怀富民强国大志的爱国者，都曾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明智。

1894年2月，孙中山抱着“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成可奋起”的希望，在8000余字的《国事陈情书》中，阐述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是治国之大本”的治国理念，强调：“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并与好友陆皓东同赴天津，通过同乡郑观应的介绍，由盛宣怀出面推荐给李鸿章，却遭到了漠视。

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与日本签下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各阶层的愤慨。忧国忧民的吴稚晖，参加了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1898年正月，吴稚晖在北京彰仪门外，拦住了左都御史瞿鸿禨坐的轿子，递上建议光绪皇帝实施变法的3000字折子，瞿鸿禨則敷衍了事。

孙中山和吴稚晖都意识到，清政府不仅病入膏肓，而且还讳疾忌医。改变国运，唯有革命。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宗旨。

吴稚晖希望通过教育救国，提高国民素质，以振兴中华。

二、相识相知

1901年，吴稚晖赴日本，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与中国留学生钮永建、胡汉民同住在“神田区明凌馆”。

有一天，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农科的安徽人程家柽、湖北人吴禄贞约吴稚晖和钮永建到横滨去看孙文。（1911年10月，同盟会会员吴禄贞在石家庄遇刺身亡，1914年，同盟会会员程家柽因多次刺杀袁世凯，在北京英勇就义。） 听说去看孙文，吴稚晖大吃一惊，因为清政府每次在报纸上提到孙文，都在“文”字旁边加三点水，写成“孙汶”，意为“江洋大盗”。所以吴稚晖就说：“梁启超我还不想去看呐，何况是孙文！有啥看头！”三人也不强辩，临走约吴稚晖晚上到浅草上野公园“精养轩”共进晚餐。晚餐时，吴稚晖问：“孙文的状貌，是不是像八蜡庙里的大王爷爷般魁梧奇伟？”钮永建说：“你错了，孙文是个书生，我生平从未见过有第二个人像他那样，气度温和端正得很。”程家柽反问吴稚晖：“你不相信他是革命领袖么？”吴稚晖又问：“与梁启超相比如何？”程家柽摇摇头说：“梁启超是书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钮永建说：“你没有看到孙文，看见了，一定出于你的意料之外。”听这么一说，吴稚晖便暗暗思忖，兴许孙文的资格在洪秀全之上，也可能是个刘秀、邓禹般的人物。

1902年6月，因自费留学生蔡锷等9人欲进日本成城学校学习军事，清政府惟恐汉族学生学习军事后反清，所以驻日公使蔡钧百般阻遏。具有功名的吴稚晖在留学生中具有一定的威望，9名学生请他出面疏通，于是吴稚晖就写了封措词恳切的信给蔡钧，岂料蔡钧非但不允，还要日本警察将吴稚晖和前去求见他的学生，以妨碍治安罪扣押和递解回国。愤怒不已的吴稚晖写下绝命书，决心跳海以死抗争。被救后回到上海，与蔡元培章太炎等创立“爱国学社”，在“张园”发表反清演说，创办 《苏报》，继续宣传反清革命。1903年，清政府以“倡言革命，煽动谋逆”为由，抓捕 《苏报》人员。经同乡陆尔奎、庄永宽的资助，吴稚晖逃往伦敦。在语言不通、经济窘迫的困境中，吴稚晖还经常关心和帮助中国留学生，在华侨和留学生中名望很高。

1905年农历正月十九日，孙中山抵达伦敦后，即慕名造访吴稚晖。虽是首次见面，但两人排满反清志向相同，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翌日，吴稚晖前往伦敦西城肯星敦回访孙中山，一起参观大英博物馆，同去拜访孙中山老师康德黎夫妇，并在康德黎家中用餐，临走时孙中山还拜托康德黎夫妇今后多多关照吴稚晖。

是年冬天，吴稚晖在伦敦参加了同盟会，成了孙中山早期革命事业的得力助手。

三、精诚相随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赴美国7次之多，革命经费大部分由在美华侨捐赠。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思想亦源于美国。孙中山向吴稚晖阐述了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学说，亨利·乔治 （Henry.George） 单一税制的主张，威廉（Dr.Maurice William） 的民生史观，指出只有走美国式的民主立宪道路，中国才有希望。

孙中山以美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三权分立宪法为基础，融入了中国古代考试权和监察权独立的优点，参考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西斯罗主张的弹劾权，从而创立了以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为核心理念的五权宪法，希望创立五权分工合作的新政府制度。

孙中山集美、英、法等国家的民主共和思想之大成，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使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对中国的未来不能不作一番深思。在法国创办的期刊 《新世纪》第121号发表的 《我是少年》 一文中，吴稚晖将无政府主义的实现分为两步：第一步“改良支那之革命”即共和革命，第二步才是无政府革命。在实现无政府社会之前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必须先实行资产阶级革命，然后才可能实现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大同。

他们互通信函，共议中国未来，革命情谊日趋深厚。在以后的革命的关键时刻，年长孙中山一岁的吴稚晖总是挺身而出，坚定不移地支持和维护孙中山在革命党内的领袖地位。

1909年，独居伦敦多年的吴稚晖，为节省两地开支和解决儿女的教育问题，向张静江、李石曾各借300元，让夫人袁庆云携一双儿女乘坐日本“博德丸”海轮前往伦敦，5月7日（农历三月十八日） 那天，巧遇在新加坡上船、同乘“博德丸”日轮赴巴黎的孙中山。旅途中，孙中山十分关心吴稚晖家属。船到马赛后，孙中山登岸住进巴黎世界社，即写信给吴稚晖，信中说：“别后事故，千绪万端，非笔墨所能罄，常俟迟日到伦敦面谈一切，尊夫人等此时想已安抵英京矣。”

吴稚晖家眷于6月26日抵达伦敦。女儿吴芙和儿子吴详即进入当地学校读书。同年8月，孙中山到达伦敦，即前往吴稚晖家探访。在此期间，孙中山几乎每天都去吴家，共商革命大事，谈得晚了，就留宿吴家，就餐时，品尝着吴夫人亲手烹饪的无锡风味的菜肴，连称“难得难得”。对于为革命到处奔走、四海为家的孙中山来说，这一切都让他备感温馨，孙中山发自肺腑地说：“有如归家之感。”

在此期间，两人还萌生了统一中国语音的意愿。孙中山说的是广东话，吴稚晖自幼在无锡长大，讲的一口无锡话，各自的方言给交流带来了很多不便。孙中山说：“汕头与广州虽同属广东省，但因读音不同，两地人民在海外经商者，有时反藉英语交谈。”

吴稚晖也说：“不管那四百只耳朵，是哪地的耳朵，我吴稚晖一张嘴，只喊出吴稚晖的无锡音；则闻者自无反应，亦难共鸣。”

于是他们认为社会进步，主要是通过说话进行交流，中国地域宽广、民族多、方言多，造成中國语音多元化，没有共同的语音，都极为不便。

为了交流方便，孙中山和吴稚晖之间也就说起了中国八大语系中占汉族总人数的70%以上的北京话。当时民间称国语为官话，孙中山讲的是广东官话，吴稚晖讲的是无锡官话。尽管他们讲的国语音调不尽标准，但用于彼此交流以及演讲时，显然要比各自方言的效果要好得多。

因此孙中山和吴稚晖都认为“语音异”无疑是文化发展、社会前进、民族团结、政令传播的重大障碍。使同胞之间的语言交流顺畅，精神团结融洽，就必须将各地域的方言集中统一为“语同音”。而全中国人都能听懂、都能讲的语言，莫过于国语了。

两人就统一中国汉语读音不仅达成了共识，更是为我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语音改革运动提出了最初的设想，而且吴稚晖为统一中国语音奋斗了一辈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于11月11日，由纽约抵达伦敦，住佛里街萨福伊旅馆。旋访吴稚晖，未遇，留函约晤。内谓：“弟今午从美抵英，行动主极端秘密。今晚8点到访，闻先生与张君出外，不遇为怅。明晚此时 （8点）再来访，请一候为幸。”

第二天与吴稚晖会面后，两人即一起共商建国大事。吴稚晖和李晓生每天都到旅馆去，辅助孙中山处理各项事务，忙到深夜方可休息。当时国内外所有函电均由吴稚晖作答，所有的文告，皆出于吴稚晖之手。特别重要之事，则由两人商量后，再由吴稚晖拟稿。有一次，收到广东都督胡汉民和孙中山的兄长孙眉发来的两份电报，双方说法有异，孙中山请吴稚晖发电调解。吴稚晖拟好稿后，孙中山随手取过李晓生手中的笔欲加修改，吴稚晖却将笔夺回，嘱李晓生照原稿译发，不得增减一字，又一下将孙中山推开，大声说：“今日我们尚有其他许多问题急待研究，谈别的问题吧。”因用力过大，竟将孙中山一下子推倒在床上，孙中山从床上坐起后，两人相视而笑，即继续商谈其他的事情。从中可看出孙中山雅怀大度，吴稚晖则诤而不阿。当时，孙中山由美抵英所带旅费即将用尽，连每天发电报、寄信函的邮资都成问题，吴稚晖就与李晓生、谢仪仲、石瑛等人，多次到伦敦东郊唐人城向华侨发表演讲，向听众筹款，以解燃眉之急。

对于民国国旗的设计，曾有各种建议，孙中山与吴稚晖反复商拟，决定以陆皓东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因为兴中会诸多先烈及惠州革命军将士曾高举此旗起义，并为此旗流血牺牲，孙中山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寓意一一说与吴稚晖听，还画了幅草图给吴稚晖，吴稚晖将此图一直珍存着，现保存在台湾国史馆。

当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伦敦时，吴稚晖立即请人缝制50面青天白日旗悬挂在伦敦唐人街，以此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及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当时英国记者曾特地为此作过报道。

有天晚上，孙中山与吴稚晖等人彻夜长谈，这时国内已有17个省市宣布独立，民主共和建国即成事实，孙中山兴奋地挥毫题写了“花得东风一夜开”，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墨宝。

11月底，孙中山回国时，约请吴稚晖及早回国，共襄民国大业。三天后，吴稚晖启程回国，经比京、德国柏林，自琴南 （Genoa） 乘船，经开罗、新加坡、香港，回到上海。

四、忠义相辅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开府南京。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元月4日，吴稚晖偕石瑛 （蘅青） 赴南京晋谒国父孙中山，孙中山邀吴稚晖留宿于总统府。孙中山请吴稚晖出任民国教育总长一职，吴稚晖坚决推辞说：“我愿任奔走之劳，做官我是做不像的。”无职而问政的吴稚晖，仍一如既往地支持着孙中山。

1912年2月11日，孙中山率各部及右都尉以上将校、军士数万名，赴明孝陵祭典。吴稚晖对此很不满，批评孙中山，主张民权的民国大总统，怎么能去参拜旧时代封建君主的陵墓，这与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宗旨不符。1914年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规定发起革命和作出贡献的党人在革命成功后可以尊为“元勋公民”，吴稚晖为此特地致函胡汉民提出批评，认为这是“提倡特权”，有负国民之望而助长专制之势。

鉴于宋教仁遇刺殒命，袁世凯复辟野心昭然若揭，吴稚晖即撰文抨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鼓吹讨袁运动，发起二次革命。因缺乏革命经费，吴稚晖决定在上海南市新舞台为国民政府筹措革命款饷举行义演，并亲自登场。身穿黑西装、颈围红围巾、头顶红绳扎小辫的吴稚晖模仿无锡崇安寺里唱小热昏艺人的说唱方式，演唱自编的“劝募歌”。为防忘词，吴稚晖还将 《劝募辞》 全文写在折扇上，以备提示之用，民众见大名鼎鼎的吴稚晖为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带头捐款，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纷纷将银元、金戒指、金手镯投到台上，全场气氛炽烈。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孙中山意识到国民党革命屡遭失败，是因为国民党党纪松弛，党内思想混乱。国民党必须整顿改组，才有出路。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坚持认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因此必须吸纳共产党员以改良国民党。”而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持相反意见。争执中，吴稚晖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支持吸纳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正确主张，促使“国共合作”得以通过。

1924年1月30日，大会选举出了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包括由胡汉民等24名执行委员和毛泽东等17名候补执行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吴稚晖等5名监察委员和蔡元培等5名候补监察委员。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层的吴稚晖在监察委员这个位子上坐了28年。

按孙中山的意愿，中华民国须借鉴美国的宪法、美国的政治体制，实行民主共和制，但由于当时社会现实的限制，孙中山的理想并未真正实施。由于军阀割据、频发战乱，中国进入长期分裂的混乱之中。

1924年10月24日，直奉大战期间，冯玉祥、胡景翼两军从热河潜回北京，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发动北京政变，“贿选总统”曹锟被扣。张作霖进军天津，段祺瑞在北京主持政局。11月1日，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电请孙中山早日入京，召开国事会议。

孙中山宣布接受邀请，发表 《北上宣言》，重申：必须打倒军阀及其赖以存在的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孙中山说：“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

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等乘永丰舰离广东北上。途经上海时，在上海寓所发表讲话：“我们中国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

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乘专车抵达北京。十多万民众顶着凛冽寒风，高举“北京各团体联合欢迎孙中山先生”“欢迎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大幅标语和彩旗，从车站至长安街，夹道欢迎孙中山。当北京国民党支部迎接小组马叙伦等人用一张藤椅将孙中山抬下车时，欢迎群众情绪热烈，欢呼声震天。

孙中山当天发表了 《入京宣言》：“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十三年前，余负推倒满清政府，使国民得享自由平等之责任。惟满清虽倒，而国民之自由平等早被其售与各国，故吾人今日仍处帝国主义各国殖民地之地位。因而吾人救国之责，尤不容缓。至于救国之道多端，当向诸缮述。惟今抱恙，不得不稍后异日。”

吴稚晖随后亦到北京，被孙中山指定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吴稚晖还写了 《论总理北上后对当时政局之意见上书总理》 一文，论述了北方时局并向孙中山提及一些建议。

在此期间，孙中山特派宣传委员分赴北方13省区从事宣传工作，出发前均集中于北京大学第一院，听取吴稚晖讲述“宣传性质”与“宣传方法”。

1925年元旦，段祺瑞邀请孙中山参加由其操纵的善后会议。

中国国民党组织北京中央政治会议处理政务，加推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等四人为政治会议委员。吴稚暉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

孙中山病势日趋加重，由协和医院院长邵安乐、德国医生克利及俄国医生实施手术。剖右腹5英寸，吸尽肝部脓液，洗涤肝部后发现肿瘤已坚硬如木，肝癌已至晚期。

孙中山弥留时，吴稚晖是孙中山遗嘱的起草和见证人之一，并与其他重要护持人员在其遗嘱上签字。

吴稚晖后来回忆道：“总理到北平即病卧。其初，同志总望总理病愈。并望其愈得速。不料总理起病后，竟一天沉重一天。到2月24日总理就预备遗嘱。3月10日早晨，总理遂在铁狮子胡同将遗嘱补行签字。至11日总理精神好些，大家都很高兴。因为侍奉总理，大家皆受辛苦，大家俱安心去睡一睡。其时本系寓在旅馆中，不料到了半夜，陈璧君、何香凝诸同志忽来打门，说速到铁狮子胡同去。本人从睡中惊起，情知总理病已危急，亟忙同到铁狮子胡同去。但见里里外外，人都挤满，皆现悲痛之色。总理临终时候，还是神清气爽，犹对同志讲三句最后的话，即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3月12日，孙中山患肝癌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当天下午，吴稚晖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哀悼孙中山的具体办法如下：（一） 休会三日。（二） 会员左臂缠黑纱一星期。（三） 宣言继续奋斗。（四） 休会期内停止一切宴会。（五） 邀集各团体开追悼大会。

中外各界人士前往铁狮子胡同行辕，吊唁孙中山。

4月2日，孙中山灵柩由中央公园移灵西山碧云寺，出殡时，吴稚晖捧着几十斤重的印刷品，沿途散发，宣扬孙中山先生“品格自然伟大、度量自然宽宏、精神自然专一、研究自然精博”的伟大精神。

在悼念孙中山的挽联中，吴稚晖写道：闻道大哭之，下士应多异议；贻谋后死者，成功不必及身。

1929年3月12日，《中国晚报》 经营部将1924年曾为孙中山灌录的其一生仅有的一次录音再次发行，并同时发行了 《中山先生留声纪念集》。其中有孙中山国语演说词4段，粤语演说词2段，文字收编入书，同时还收辑了孙科、于右任、谭延闿、蔡元培、冯玉祥、吴稚晖、戴季陶等7人专为此书所著的文章。

1925年5月29日，孙中山灵榇在南京举行奉安典礼，吴稚晖携子吴详参加执绋。

吴稚晖追随孙中山时间较早，对其了解也比较多，在他的心目中，孙中山是一个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奋斗不息的伟大人物。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邓家彦对孙中山遗嘱表示怀疑。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时，邓家彦说：今天一个遗嘱，明天一个遗嘱，遗嘱太多。邓家彦先后在 《顺天时报》 和北京的 《晨报》 上撰文，称孙中山遗嘱是伪造的，一些军阀政客把持的报纸也跟着起哄，一时闹得满城风雨。

吴稚晖认为这不是小事，亟须说明总理遗嘱的真相。便在1925年8月写了《答邓家彦书——遗嘱之真伪》，驳斥邓家彦所说孙中山遗嘱是伪遗嘱的谬论。

自从1924年1月27日孙中山演讲“三民主义”，开宗明义地说：“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吴稚晖成了三民主义的精诚拥护者和宣传者，他先后撰写了 《总理行谊》 《中山先生的革命两基础》 《总理与中国革命》 《我亦一讲中山先生》 《三民主义实现汉奸和贪污便会一扫尽》 《民生主义实现之途》 《總理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报告》 等众多文章，为诠释和维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作出了贡献。

（选自《炎黄春秋》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