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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的跨文化管理

2017-10-14

关键词:共同体成员大学

项 凡

(武汉理工大学 国际交流合作处,湖北 武汉 430070)

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的跨文化管理

项 凡

(武汉理工大学 国际交流合作处,湖北 武汉 430070)

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已经成为国际高等教育界引人瞩目的现象。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多元文化的优势和劣势都较为明显,并且民族文化差异和大学文化差异导致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多元文化管理掣肘。据此,提出了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融合、同化与协同管理的策略,并认为大学文化协同管理是使不同形态的大学文化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和谐共存的过程,这既促成了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的统一性,又保持了共同体文化的多元特质,使共同体内部的文化冲突能够得到合理控制、文化多样性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利用、文化多样性劣势能够得到有效克服,有利于提升共同体成员的创新力,从而促进共同体成员持续发展。

国际合作;共同体;多元文化;管理策略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趋势下,各国高水平大学都制定了国际化发展战略,各种各样的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应运而生。例如:环太平洋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APRU,中国有6所大学加入)、国际研究型大学合作共同体(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IARU,中国有1所大学加入)、21世纪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Universites21, U21,中国有2所大学加入)、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ies,简称AEARU,中国有5所大学加入)、21世纪学术型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Academic Consortium for the 21st Century, AC21,中国有7所大学加入)、世界大学网络共同体(Worldwide University Network,WUN)等[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认为,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国家的大学,围绕某一共同的战略目标,通过合作协议建立起来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多向流动的松散型人才培养或科学研究的联合体[2]。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的主要任务是在科技合作攻关、人才合作培养、教师交流互访、资源共享利用、联合承办国际会议等方面开展活动[3],具有极强的集群效应,能够解决某一所大学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还能够充分整合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成员的优质科研资源,形成合力,共同解决重大的国际公共问题,如能源、环境、气候、疾病、可持续发展等。借助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中国大学可以拓展社会服务半径,以最前沿、最迫切、最有前瞻性的社会需求来驱动大学自身发展,缩小与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差距[4]。

2015年11月5日,中国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指导方针和具体目标,为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基本指向是:拓展一流的视野,招募一流的师资,创建一流的设施,培养一流的人才,产出一流的成果,做出一流的贡献。在“双一流”方案实施过程中,大学国际深度合作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应然,更是一种必需,越来越多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继续进行形式多样的国际深度合作,形成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将是一种新趋势。譬如,近年来,四川大学与哈佛大学共建了“西南文化研究中心”,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共建了“亚洲问题研究中心”,与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组建了中德能源研究中心。武汉理工大学与哈佛大学共建了纳米技术联合实验室,与美国密歇根大学共建立了新能源材料技术联合实验室,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共建了高性能船舶技术联合中心,与英国伯明翰大学共建了智能装备联合实验室。

由于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是由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大学所组成,各国文化差异导致不同国家大学各自形成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管理模式与行为方式等也会有较大不同,因此在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运行过程中出现管理冲突是可能的甚至不可避免。正确认识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各方的文化差异,积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同化与协同,尽可能将管理冲突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有利于促进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的有序运行与有效合作。同时,中国大学通过与外国高水平大学建立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可以寻求国际高水平大学填补中国大学优质文化资源的短板,以促进中国大学的快速发展。

一、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多样性的优势与劣势

多元文化是柄“双刃剑”,既可以为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带来新的思想和理念,也可能成为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解体的诱因。因此,了解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多元文化的优势与劣势有利于趋利避害。

一般认为,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的多样性必然存在文化差异,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内部的文化差异必然会导致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必然会影响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合作绩效,甚至颠覆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的合作关系。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现象、过程都是互相对立和互相统一的,既要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排斥,也要看到矛盾双方的联系和统一,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虽然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差异有可能导致大学文化分歧与冲突,从而损害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协作关系,但有学者研究认为,多元文化对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运行管理既有消极不利的影响,也有积极有益的作用。

(一)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多样性的优势

1.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多样性可提高共同体成员的应变能力。目前,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制造、物联网、人工智能……这些新科技正在慢慢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生产方式、经营方式、教学方式,甚至可以说,层出不穷的新科技正在“智造”一个新的世界。“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双一流建设”、“新型城镇化”、“海洋强国”等国家战略正在实施;另一方面,国际经济复苏速度非常缓慢。中国大学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生态环境非常复杂,大学处在日新月异的、模糊不清的、混沌嬗变的运行环境中,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多样性有益于提高其对环境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因为不同的大学文化孕育出不同的价值观和管理模式,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多样性则意味着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拥有多重价值观和多种管理模式的优势,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中不同的价值观和管理模式具有适应不同的内外部环境的特点。因此,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多样性可使其适应和应变环境的能力大大提高。

2.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多样性可引起共同体成员的文化碰撞。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合作的优势就是利用不同文化的碰撞作用激发共同体成员产生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促进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成员汇聚创新合力。由于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具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和不同的思想、观点,容易发生不同价值观、不同思想和观点之间的碰撞,这种碰撞可能产生出新火花,这种新火花就是创新的萌芽。

3.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多样性可促进共同体成员间的相互学习。每所大学文化都有其先进性、合理性和局限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拥有不同大学文化的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内部必然会发生不同大学文化间的相互作用与比较,通过较长时间的作用与比较,自然会发现各自大学文化的优势和劣势,引发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成员对自身大学文化的反思,以及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使各自文化优势得到进一步张扬,各自文化劣势得到有效补偿。

4.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多样性可发挥共同体成员间的文化作用。资源基础理论认为,大学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它所拥有的优质资源的数量、质量及其利用效率。由于每所大学的历史不同、学科各异、发展轨迹有别,它们所拥有的优质文化资源也就不完全一样[5]。大学的优质文化资源本身并不具有竞争优势,只有当这些优质文化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和有效的利用,才能转化为大学持续竞争的优势。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为优质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创造了机会。

(二)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多样性的劣势

1.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多样性可能使共同体内部管理变得更为复杂。组织管理理论认为,要有效实现组织目标,组织成员必须具有共同的目标愿景和协调的行为模式。然而,大学的价值观和管理模式都会受到大学文化的影响,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多样性必将导致共同体内部多重价值观和多种行为模式并存,如何有效协调共同体成员的多重价值观和多种行为模式,使之成为共同的价值观和统一的管理模式,对于管理者来说是非常困难和棘手的问题。

2.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多样性导致共同体运行管理的交易成本增加。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管理的交易成本是指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契约成本、协调成本和交流成本。在经济全球化和资本要素全球流动的新形势下,中国大学致力于“双一流”建设,有必要面向全球整合资源,寻求国际优质资源供给。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在其成员之间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共享优质资源,使大学的优质资源从大学内部使用扩展到大学外部使用,这将有利于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的资源效益最大化。但是在此过程中,大学文化多样性将会增加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管理的复杂性,而且也会潜伏着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运行的不确定性[6]。为了应对由于文化多样性而产生的管理的复杂性和运行的不确定性,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成员之间不得不签订更多的契约,进行更多的组织协调和交流活动,从而导致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管理的契约成本、协调成本和交流成本增加[7]。

3.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多样性阻碍共同体成员间的实质性合作绩效。大学文化的多样性容易导致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成员对于同一个问题产生不同的看法,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甚至产生分歧乃至冲突。虽然适度的冲突对于提高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的生命力和活力是必要的,但过度的冲突容易导致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成员的激烈对抗,激化共同体成员间的矛盾,影响共同体成员的实质性合作,严重时就会导致共同体解体。

二、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多元文化管理掣肘的原因

由于不同国籍的大学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大学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是必然的,因而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共同体。譬如,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之间形成的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中国大学的价值追求主要是学习借鉴美国先进教育理念、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而美国大学的价值追求主要是获得进入中国教育市场的机会以及扩散和推广其优质资源,提高其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中国大学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大学文化,而美国大学是以自由文化为主体的大学文化;中国大学制度主体是国立大学制度,而美国大学制度主体是私立大学制度。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成员间文化的差异性必然会带来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管理的复杂性。本文认为,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多元文化管理掣肘的主要原因是民族文化和大学文化两个方面。

(一)外在原因:民族文化差异

在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中的不同大学,必然拥有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如中国大学和欧美大学就会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国大学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欧美大学是以古代希腊文化和犹太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这两种不同民族文化外塑出东西方人不同的人格特征。即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直觉形象和实践理性,崇尚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突出以家庭为基础的集体主义,注重行为稳重、严谨、内方外圆,人际关系追求中庸与和谐;欧美人的基本思维方式是逻辑推理和抽象理性,崇尚二元对立的哲学思想,突出以自主为基础的个人主义,注重行为的开放、创造、标新立异,人际关系追求平等与民主。由于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的成员长期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熏陶,自然会给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的管理带来更多的困难和更大的阻力,管理者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与共同体内的成员进行沟通,协调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文化差异,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来保护合理文化差异的存在,这些努力必然会分散管理者的精力和资源,并且会降低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内部成员间的协作效率。此外,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内的非同种语言形成了共同体成员间沟通的障碍,直接影响共同体成员间的信息交流和知识交换。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下形成的个体生活和工作习惯等差异也会影响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

(二)内在原因:大学文化差异

大学文化是一种以形成大学精神和价值观念为核心,以优化大学资源配置,激发师生员工积极性、创造性为手段,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和服务社会能力为目的,以文化人的精神价值为追求。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大学在长期办学过程中依循不同的轨迹而形成的“大学个性”,铸就了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因此,大学文化的差异容易造成共同体各方难以形成共同愿景,难以提高协作绩效,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其二,是由于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成员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且在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共同体内部各所大学的文化也具有同等的地位,因而在建立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新的共同文化的过程中并非是消除原有的大学文化差异,而是在相互尊重对方大学文化的前提下,吸收、集成共同体成员各自大学文化中有益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因此,基于劳伦特的研究可以推论[8]:在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中工作的外国教师如意大利人、德国人、美国人和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文化差异,要远远大于他们在各自国土上的大学教师之间的民族文化差异。换句话说,在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工作的意大利人更意大利化,德国人更德国化,美国人更美国化,中国人更中国化,而不是像许多人原先所预期的那样“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可能会使民族文化差异逐渐趋于缩小”。也就是说,即使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建立了共同体新的文化,但共同体成员之间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文化差异可能扩大而不是消除。

既然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成员的激烈冲突,甚至导致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解体。根据罗宾斯关于文化冲突研究的五阶段模型,大学文化差异只是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冲突的一个动因,是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冲突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冲突的充要条件。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冲突是否发生,完全取决于人们对大学文化差异的认知程度及其伴随的不良情绪情感反应的强度[7]。相反,大学文化多样性也会给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带来有益之处,使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获得文化多样性优势。因此,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管理面临的挑战是要发挥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多样性的积极作用,同时避免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多样性的消极作用。

三、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多元文化管理的策略

不同国别大学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大学通过协作关系组成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必然存在跨文化管理的问题,这客观要求共同体成员共同发挥智慧,超越文化藩篱,通过共同体的文化融合、同化和协同,将多元文化优势发挥到极致,将多元文化的劣势控制到极小。

(一)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多元文化的融合管理

现代汉语词典中,“融合”是指“几种不同事物融为一体”[9]。即原有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事物经过融合后变成兼具它们特点但不同于原有事物的一种新事物。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中文化融合是指不同大学文化之间的相互结合、相互吸收而融为一体的过程。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各种文化彼此改塑对方,各种文化特质之间相互渗透、相互结合、互为表里,最终融为一体。以两所不同国别大学组成国际合作共同体为例(下同),简要阐述共同体中不同文化融合的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大学文化融合的基本过程示意图

在图1中,A表示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中A大学的文化,B表示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中B大学的文化,AB表示由A大学文化和B大学文化相互融合后形成的既有A大学文化特点和B大学文化特点,但又不同于A大学文化和B大学文化的一种新的大学文化。从图1还可以看出,由于不同大学文化具有自身的特质,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成员在合作过程中,相互之间不同特质的文化可能会产生接触、碰撞乃至冲突,并在接触、碰撞和冲突过程中,相互适应,相互接纳,融为一体,形成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的新质文化。

(二)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多元文化的同化管理

“同化”的本意则是“使不相同的事物逐渐变成相近或相同”[10]288。即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中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文化长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逐渐成为相似或相同的文化。一般而言,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中的文化同化就是指相对弱势、落后的大学文化和相对强势、先进的大学文化相接触后,逐渐学习吸收强势的先进的大学文化,受强势和先进大学文化的影响,慢慢演变成相似或相同强势大学文化的过程。这种同化管理的过程可用图2表示。

图2 大学文化同化的基本过程示意图

在图2中,A表示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中A大学的大学文化,B表示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中B大学的大学文化,Ab表示A大学文化(强势文化)同化了B大学文化(强势文化),或者说B大学文化(强势文化)被A大学文化(强势文化)同化了。同理,Ba表示B大学文化(强势文化)同化了A大学文化(弱势文化),或者说A大学文化(弱势文化)被B大学文化(强势文化)同化了。从图2还可以看出,大学文化同化过程可理解为多元大学文化在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过程中发生碰撞或冲突,并在碰撞或冲突中,某一弱势大学文化被另一强势大学文化逐渐同化,并存在两种同化的路径:一是A大学文化是强势文化,以A大学为主导同化B大学文化;二是B大学文化是强势文化,以B大学为主导同化A大学文化。

大学文化同化强调的是不同特质的大学文化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中,某所大学文化占主导地位,其它大学文化被它同化了,丧失了主体性,但占主导地位的大学文化的主体性得到了强化[7]。

(三)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多元文化的协同管理

协同一词来自古希腊语,意为协和、同步、和谐、协调、协作、合作,是协同学(Synergetics)的基本范畴。协同的定义,《说文》提到“协,众之同和也。同,合会也”。《辞海》中“协”是“和谐”和“协调”之意;“同”是“相同”、“共同”和“一致”之意;“协同”的意涵是“同心合力”与“相互配合”之意[10]448。笔者认为,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中文化协同是指两所或者两所以上的、独立的大学文化在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中保持固有特质的基础上,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和谐共存的一种状态或过程。

虽然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会表现出文化多样性的弊端,甚至有可能产生共同体内部大学文化之间的冲突,但它也会表现出共同体文化多样性的优势。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的多元文化管理就是要通过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将文化冲突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最大可能地凸显共同体文化多样性的优势,最大限度地避免共同体文化多样性的劣势,形成协同效应。大学文化协同管理的过程如图3所示:

图3 大学文化协同的基本过程示意图

在图3中,A表示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中A大学的文化,B表示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中B大学的文化,AB表示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经过一段时间磨合达到稳定后建立的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的新质文化,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的新质文化是在A大学文化和B大学文化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选择性地吸收了A大学的优质文化和B大学的优质文化。基于图3我们不难理解,大学文化协同是不同特质的大学文化在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相互碰撞过程中,彰显积极作用,充分尊重、客观承认不同文化差异的存在,不刻意改变这种差异,而是不同大学文化间彼此认同,取长补短,和谐共存,化解消极作用,形成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的新质文化。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的文化“协同”管理是解决共同体内部文化冲突的最理想模式。

四、结 语

由于大学文化是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而难以轻而易举地改变。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内部的文化融合管理或文化同化管理是对不同形态的大学文化进行整合或同化,削弱或消除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内部多元文化的差异性,构建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内部的新质文化。与此同时,融合管理与同化管理的过程也会丧失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多样性优势,其结果是某些大学的特质文化可能从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中彻底消失,这既要付出巨大的融合或同化成本,也不利于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成员优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大学文化协同管理是使不同形态的大学文化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和谐共存的过程,这既促成了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文化的统一性,又保持了共同体文化的多元特质,使共同体内部的文化冲突能够得到合理控制、文化多样性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利用、文化多样性劣势能够得到有效克服,有利于提升共同体成员的创新力,促进共同体成员持续发展。总而言之,在大学国际合作共同体多元文化管理实践中,大学文化协同是更具现实性和可行性的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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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 王婷婷)

Abstract:The universities community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as become a phenomenon which arouses wide research interests in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multi-cultures in the universities community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reasons for the constraint of multicultural manag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mmunity are the difference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difference of university cultu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olicies concerning cultural fusion, the assimilation coordinated management in the universities community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t concludes that the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the multi-culture is to promote the different university culture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which could interact, inter-coordinate and harmoniously co-exist. This will result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iformity and multi-element in the universities community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us the cultural conflicts will be reasonably controlled. The disadvantage of cultural diversity could be fully taken and avoided, which will benefit the innovation power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ies community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Keywords: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mmunity; multi-culture; management policy

Cross-cultureManagementintheUniversitiesCommunityofInternationalCooperation

XIANGFan

(InternationalOffice,WUT,Wuhan430070,Hubei,China)

G642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7.05.0025

2016-12-12

项 凡(1978-),女,湖北省麻城市人,武汉理工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中西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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