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吉峰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近年来“中国式民主”研究评述

郑吉峰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国式民主”的提出，已有多年，而近年来，学术界慢慢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国式民主”的热潮。当前的研究可以归纳为10个方面，即“中国式民主”的提出之考、有无之辩、起源之探、内涵之解、成因之析、好坏之争、意义之思、优势之究、实现之路、评判之维。当前研究也存在着重复劳动依然充斥、开创研究依然不足、学科壁垒依然明显、价值争论依然严重、学术争鸣依然不够、体制情结依然浓厚、实证研究依然缺席、理论层次依然不高、批判精神依然匮乏、中西交流依然简陋十个方面的问题。展望未来，关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应当集中于“中国式民主”的基本内涵及要素的研究、“中国式民主”的主要价值及意义的研究、“中国式民主”的涉及学科及方法的研究、“中国式民主”的实现途径与依托的研究、“中国式民主”的局限及本身限度的研究、“中国式民主”的效度及可能突破的研究、“中国式民主”与他者民主道路比较研究这七个方面。

中国式民主；民主；政治制度

无论作为价值理念、一种制度设计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等，民主自在其故乡产生以来，便被人类社会寄予厚望，成为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自人类社会的第一个民主国家建立以来，民主政治纷纷在世界各国得以确立。当《高山之歌》在里斯本上空回荡时，现代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难以置信地于不知不觉中开始了[1]。随着一波波民主化的兴起和回潮，有学者更是认为21世纪将是民主的世纪。民主成为每一个国家建设中所不可回避的问题，而何种民主、何种道路才是适合自己的民主之路，却是需要智慧和勇气在探索中前进。

2006年国内知名学者俞可平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广泛反响和热烈讨论。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前，民主的讨论不断热烈，中国式民主的概念也应运而生，并在不经意间悄然流行，成为政治学中的时髦用语。2009年，武汉大学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举办了“中国式民主”的国际研讨会，中国式民主广为人知，而影响力又不断扩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业建设的进步，各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国人对于民主的关注度不断增加，而自信也愈加增长。2013-2014年，以《探索与争鸣》杂志为平台，以高民政的《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由“民主是个好东西”引发的几点思考》一文为引爆点，先后刊出十余篇文章讨论“中国式民主”，国内学者如孙关宏、王邦佐、曹沛霖等都广泛参与其中，加之之前如房宁、林尚立、佟德志、燕继荣、李连江等都对“中国式民主”的研究多有涉及，这场讨论可谓涉及广泛，蔚为大观。2014年，复旦大学苏长和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谈谈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更是在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赞赏者有之，叫骂者亦有之。从观念上来看，“中国式民主”从无到有，从不受关注到引领一时风骚，说明人们对于政治建设的关注度在不断增加，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度也在不断增多。截止2016年11月，以“中国式民主”为篇名在CNKI上作模糊检索，以“中国式民主”为关键词在CNKI(中国知网)上模糊检索，检索结果如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中国式民主的问题，并且在21世纪初，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达到一个高潮。回顾并反思学术界近年来关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现状及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供一定的针对性措施，不仅必要而且迫切。第一，从当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来看，并没有文章对中国式民主的研究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梳理和总结。第二，对于中国式民主研究的系统归纳和总结，有利于进一步厘清中国式民主的基本内涵，进一步丰富中国式民主的基本内涵，乃至建构中国式民主观，塑造民主的中国话语。第三，从当前学界的研究来看，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无论是从价值上、内涵上、意义上等等都存在着许多争论，因此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可以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图1 在CNKI上对“中国式民主”的检索

注：篇数一：以“中国式民主”为篇名在中国知网上作模糊检索；篇数二：以“中国式民主”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作模糊检索。

一、中国式民主研究的主要内容

关于“中国式民主”讨论和关注的中心论点主要在以下10个方面：

(一)中国式民主的提出之考

民主话题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关注的一个终极性的问题和极具吸引力的话题。自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人文社会科学的“补课论“之后，社会科学在中国的研究不断前进，民主政治的研究也从之前的“禁区”走向前台，成为公开谈论和讨论的话题。中国式民主的最早提法是中国式的民主主义，由何振东1993年发表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上的文章《毛泽东与中国式的民主主义》，他认为中国式的民主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社会主义社会两大部分的结合[2]。这里所探讨的中国式民主更多的是一种史学意义上的“中国式民主”，而并非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对于民主发展道路的探讨。随后在1994年，李连江翻译的李淑珊发表在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上的文章《村民代表会议—中国式的民主》[3]。这里的“中国式的民主”就带有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的意味。中国式民主也就变成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中国式民主的概念呼之欲出。2007年，《人民论坛》第8期特别策划了关于中国民主问题的讨论，刘瑞熙就认为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然确立，并且将其称之为“中国的民主政治”或“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并认为是这一个“好概念”[4]。由此，可以说“中国式民主”的概念基本已然成形。

(二)中国式民主的有无之辩

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存在“中国式民主”这么一个概念，或者是说这么一个民主模式的。随着历史与现实的变迁而形成的，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民主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张光辉就认为，自建国以来，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主形态，而这就是一种“中国式民主”[5]。黄相怀认为，无论从理论上来看，还是从事实上来看，“中国式民主”的概念和论断是确定无疑地存在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和无需争辩的事实，现而今不是要讨论中国式民主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需要讨论中国式民主在何种意义上存在的问题[6]。曹沛霖认为“中国式民主”就是“中国民主”，最好不要讲这个“式”，从某种角度或意义上来看，就要慎提“中国式民主”，“中国式民主”就是中国民主，在这个命题中，我们应该把民主的问题限定在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层面上[7]。燕继荣认为：“中国式民主”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民主的价值和原则方面会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已有模式的理解和解释,如果试图这样去“创新”一种“民主”的版本,那一定是徒劳的,也不会得到民众和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式民主”仅仅意味着中国在实现民主化的道路和方式上会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可能会表现在发展过程中解决的问题和完成的任务的顺序、时长和方式方法上有所差异[8]。

(三)中国式民主的起源之探

关于中国式民主的起源，或者说谁最早、最开始探索“中国式民主”大体上存在三种观点：一是孙中山时期，二是延安时期，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有学者就认为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也是探索中国式民主道路的先行者，孙中山将中国的国情与西方的民主精髓相结合，不断地去追寻主权在民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它创造性地提出了超越议会民主的直接民权思想、中西合璧的五权政府思想、权能分立的政权组织原则，将直接民主制与间接民主制相结合,立法权与行政权相独立,议会制与总统制相混合，形成了自身的“中国式民主”的思想[9]。有学者认为,早在延安时期，为“中国式民主”的形成已然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思考和开始探索如何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有着一系列的关于民主的论述，并且，随后在延安时期，包括建立抗日“三三制”政权，建立延安时期的参议会等等，都为日后“中国式民主”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基础[10]。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式民主的建构或者说形成是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建设民主政治成为当时的迫切任务，中国共产党从三个层面来进行了民主政治建设，一是在源头上确定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指导，二是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并紧接于195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三是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框架，中国式民主的基本结构形成[11]。

(四)中国式民主的内涵之解

有学者认为，中国式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有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政治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形态，其核心追求和价值理想是人民当家作主；其指导原则是民主与集中相结合；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方略是依法治国；经济基础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其基本的政党关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党内民主是中国式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等[12]。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中国式民主”是正在成长的民主，党内民主、人大民主、协商民主、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是中国式民主的基本形态，正处于发育与不断完善的进程之中[13]。中国式民主是一个由各种要素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中国式民主”的三大支柱。只有做到三者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才称得上是把握住了中国式民主的科学内涵[14]。佟德志则从结构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式民主”，他认为中国式民主是一个复合结构，它的主体复合结构由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而构成[15]。高民政则指出，“中国式民主”就是关于中国民主或中国特色民主的观念与制度的本质特征的一种综合性和概括性指称[16]。唐亚林则提出了“中国式民主”的内涵重构，他就认为“中国式民主”植根于民众“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社会“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二十四字需求观之话语叙事[17]。

(五)中国式民主的成因之析

关于“中国式民主”的产生原因，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种：一种是“国情论”，一种是“传统论”，一种是“综合论”。“国情论”认为民主是基于一国的国情而产生的，中国式民主就是基于中国的国情而产生的。房宁就认为民主是基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基本国情而形成的，民主不是天然的，也不是大范围的，而是基于一国国情形成的，一个国家的历史任务不同，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不同，所走的民主道路就必然不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民主是“国产”的好，不适宜搞引进和模仿[18]。“传统论”认为，民主深受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杨玉凤认为，“中国式民主”的形成深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民贵君轻的思想、以民为本的思想、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等等，对于中国共产党也产生了广泛而又重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的根本宗旨的形成，群众路线的形成都与此有着思想渊源[19]。袁峰也认为，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文化积淀及文化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所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制度与民主实践的探索上，注重发掘与吸收以民为本、为民作主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民主性因素，尊重与践行务实、尚和、中庸等为中华民族所公认的合宜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20]。还有一种是“综合论”，即认为“中国式民主”形成受到了“中西马”的三重影响。高民政就认为中国式民主是在“西风”、“东雨”的共同影响和共同作用下，在中国的土壤里面开花结果的，它的形成既受到了前苏联的影响，也受到了西方社会的影响[21]。

(六)中国式民主的好坏之争

学术界对于“民主是个好东西”大概没有什么异议，但对于“中国式民主”到底是不是个“好东西”，从目前来看，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一些争论，也尚未形成结论。高民政认为中国式民主作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民主，难免有些不成熟，难免有些发育不良的地方，但是中国式民主有利于让民众不反感、不抵触、不反对，是一个好理念和好范畴；中国式民主是好方向和好目标，中国式民主预示了中国式政治的发展方向；中国式民主是好价值和好工具，是发展中国政治的一个好的手段和方法；中国式民主是好道路和好前途，为中华民族指明了希望[21]。高民政认为中国式民主是个好东西。蒋德海则表示并不太认同高民政的观点，蒋德海认为，中国式民主是不是一个好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它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民主的现实，二是究竟什么样的民主才是中国的民主；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式民主都不容乐观，从概念本身来看，中国式民主并不是一个好概念，而且最终中国式民主是否是一个好概念应当交由实践来决定和检验，而不是交由理论宣传来决定。中国式民主作为一个不甚清晰的概念，有可能成为阻碍民主政治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挡箭牌，成为遏制民主法治的东西。在理论和实践中，必须科学对待“中国式民主”，以民主引领“中国式民主”，“中国式民主”也要纳入民主法治的轨道[22]。孙关宏就直接旗帜鲜明地指出来了，要慎提中国式民主，“中国式民主”和“中国民主的特色”，这两个概念貌似相近，然而在含义上却相去甚远；民主政治建设要有自信，但也不能过度强调中国特色，过分强调中国特色，不承认人类有共同的文明，这样可能会使世界人民觉得我们是异类，甚至可能联合起来围堵我们，从而不利于中国融入世界，不利于中国未来的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3]。高民政在随后的撰文回应中也指出“中国式民主”包括但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式民主”指代中国民主尽管也并非完美无缺、无懈可击，但它相对而言依然属于一个比较得体的研究中国民主问题的重要提法和主要概念，具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16]。王邦佐则认为要以平凡的心态来看待中国式民主的讨论，不能过度解读，更不能贴标签，人为地分为左中右看待[24]。

(七)中国式民主的意义之思

关于“中国式民主”提出的意义，主要是从两方面来解读，一方面是对于中国自身而言，另一方面是对于域外而言。一方面，“中国式民主”理论的提出是对中国自身民主建设的经验总结和概括。中国式民主的提法既强调了民主也强调了中国特色，既有可能强调表达民主的中国性，民主发展如何由我们自己掌握，为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发展开拓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有学者就认为发展“中国式民主“有着重大意义，发展中国式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中国式民主政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发展中国式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的重要目标[25]。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中国式民主的价值在于中国式民主提出了一种“另类政治秩序”的解读[26]。“中国式民主”的提出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开辟了另外一条道路，为人们心目中普世的“西式民主”提供了另一种镜鉴，同时也为我们开发一种民主的话语权[27]，更好地融入到世界的民主潮流中开辟了新的道路。

(八)中国式民主的优势之究

一般来看，学者们认为“中国式民主”有着自己的优势和特色。这种优势和特色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从中国自身来看，二是从与西方的比较来看，三是从具体的内容上来看。首先是从中国自身来看。有学者认为，“中国式民主”有着自己的优势和特色：第一，在民主的理念上，把吸收中国传统的优良政治思想与吸收西方的政治思想相结合，实现了“民本”与“民主”的统一；第二，在民主的制度构架上，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构架；第三，在民主的发展步伐上，努力处理好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水平与人民的民主要求之间的关系，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执政”与人民大众的“有序参与”的统一；第四，在民主的体制特色上，将创造社会活力的民主分权与创造国家治理的权威体制相结合[19]。其次是从与西方的比较来看。袁峰认为相对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中国式民主有着自身特色，可以说，中国式民主是对西方式民主的补充和发展；中国式民主是倡导尚公理论、强调国家和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民主；中国式民主更加强调公民道德的塑造，培养更加有责任的公民；中国式民主拒绝对抗的民主方式，倡导民主和谐精神与政治生活，中国式民主最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3]。从具体内容上来看，中国式民主有着自己的思维特点，中国式民主有着自身的思维特点，其思维特点在于，中国式民主坚持中庸与尚和的基本诉求。中国式民主政治建设的特点在于：中国式民主政治的集中性、中国式民主政治的道德性、中国式民主政治的权力性[28]。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和角度来看，他认为中国式民主是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过程中来逐步探索和实现的，中国式民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目标、以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为基本形式，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29]。从制度特色的角度来看，中国式民主不仅严格遵循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而且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形式。概括起来讲，中国式民主的制度形式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14]。

(九)中国式民主的实现之路

“中国式民主”的实现，从路径上来看，一是从途径上来看，有学者认为中国应当走一条增量民主之路，而网络是推动中国民主发展的重要工具。中国式民主的发展是一条渐进有序的增量民主之路。首先，将民主的理想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有机结合；其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任务；再次，在现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十分重视民主化的顺序[19]。不少学者认为，网络为基层民主的发展插上了翅膀，网络是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助推器。以互联网推动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发展，透过互联网，网民获得充分的知情权、自由的表达权、广泛的参与权、公开的监督权，互联网是推动网络民意表达，促进网络民主的利器，互联网助推了中国式民主的进程[30]。二是从具体内容上来看，民主的发展应当有一个顺序。虞崇胜提出了认识和理解中国式民主的三个维度：人民民主与党内民主维度，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维度，高层民主和基层民主的维度，在此判断的基础上，他认为中国式民主的实现，应当将三个方面的六个维度相结合，同时，把人民民主、选举民主和高层民主作为关键突破口，准确把握中国式民主的三个维度，协调推动中国式民主前进[31]。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应当是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发展民主政治为已任，只有充分发挥党内民主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心态，才能带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才能推动中国式民主的发展进步[32]。许耀桐认为“中国式民主”发展的最佳路径是选择从发展基层民主开始循序渐进，民主发展的优先秩序是搞好党内民主建设并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发展[33]。三是从发展核心来看，从关键议题来看。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应该遵循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民主三者统一；中国要构建的民主不是西方的民主，是党、国家、社会三者有机统一、相互协调；关于具体路径，要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要推动法治民主。尊重社会，让人民的民主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出来，基层民主活跃起来[34]。佟德志认为，从主体上来看，中国式民主的实现，要坚持以民主政治建设为核心，推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进一步有机的、深度的复合，此为中国式民主发展的战略选择[15]。四是从方式方法上来看。有学者认为，中国式民主的推进最重要的是把握好稳妥与积极之间的关系[35]。燕继荣则认为，中国式民主的实现，应当在实验中保持碎步前进，超越和克服“西式民主版本”的限制，中国式民主的前进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要在不断摸索和试错的过程中探索出中国式民主的理想道路[8]。

(十)中国式民主的评判之维

学界对于如何评判“中国式民主”是否存在，如何评判“中国式民主”的好与坏也给出了解答。一是对于“中国式民主”是否存在和成立的评判。有学者就指出，中国式民主到底有没有，到底是否成立，就看其能否回答五个方面的问题：即中国式民主到底是全民的民主还是有阶级的民主；中国式民主能否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如何回答谁拥有民主定义权的问题以及如何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36]。二是对于“中国式民主”的好与坏的评判。有学者认为，“中国式民主”的评判标准，强调民主发展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绩效，把发展民主与改善民生相结合，力图在实现个体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国家治理的有机统一中推进民主，有利于汇聚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中国式民主”不是抽象地谈论民主，而是以权力服务权利，让政治权力服务于经济建设，力图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的关系，从整体性的战略目标中去深入理解和把握发展民主与改善民生的关系[19]。也有学者认为，评价中国式民主不能用概念来评价，而要用实践来评价，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来看，它是否给人民带来福祉。就像邓小平所讲的，人民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同意不同意是一条基本标准[24]。

二、中国式民主研究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关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不可谓少，但也不可谓多，不可谓差但也不可谓好，不可谓有问题，但也不可谓没有问题。

(一)重复劳动依然充斥

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借鉴和吸收前人的观点和方法本身并没有错，但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一味地重复性劳动，不能总是对于前人的研究“依依不舍”或是“恋恋不忘”，而是要能够在前人研究的想法和方法的基础上“前进一小步”、“前进一点点”。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同样如此。从当前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来看，虽然发表的文章不是非常多，但是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应景文章或是为了发表而发表的文章，由此也就导致了大量的重复性劳动。很多研究都是重复前人的话语，只不过是变换了一种腔调和语气，而显示自身与他者“有所不同”或是“与众不同”，实际上大部分的研究都离不开上面十个方面的内容。大量的重复劳动的存在，不仅产生了大量的学术赝品和次品，浪费着学术资源，也扰乱了学术市场，破坏了学术氛围。

(二)开创研究依然不足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将学术研究不断推向前进。当前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面虽铺得很广，但是均存在浅尝辄止问题，许多问题都有所涉及，无论是关于“中国式民主”的内涵、价值、意义，抑或是关于“中国式民主”的优势特色、实现路径还是评价标准，都被当前研究或多或少地关照到了。但是归纳起来看，十个方面的研究，细分到每一个方面来看，专门涉及到该方面、该论题的文章多则七八篇、十来篇，少则一两篇，有的甚至没有专门的文章对此进行涉及和论述，而是在某一篇文章中稍微有所涉及和论述到，研究力量的不均匀，研究力量投入的不足，造成研究效果上“此起彼伏”，而又“差强人意”，难以有所创新，有所开创。

(三)学科壁垒依然明显

世界相互交融，学科之间也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交叉学科日益兴起并大受欢迎的背景之下，关于“中国式民主”研究的学科壁垒依然明显。严格意义上来看，从学科上来看，民主问题是一个政治学上的问题，但是民主所关涉的是一国的发展，它与一国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有所关联。而“中国式民主”既可以看作是一种区别于所谓的西式民主的一种民主理论，可以看作是一种民主道路，可以看作是一种民主制度，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民主的特色。但是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一种道路、一种制度或是一种特色，“中国式民主”所关涉的是国家的发展，它所涉及到的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关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必然也就需要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投入和努力，但是从当前学术界的现有研究来看，当前关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经济学、社会学学科鲜有涉及，联合研究、集体攻关、协调创新是一种期待，更是一种奢望。

(四)价值争论依然严重

学术研究所应秉承的是一种学术上的理性、中立、客观，即所谓的“理中客”应当是学术研究所遵守和秉持的原则。但是，从当前关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来看，理性、中立、客观不足，反而久而久之，越发地讨论下去，价值争论似乎有一种淹没学理之争的“喧宾夺主”意味，以至让人担心是否是对于不同的声音要“扣帽子”、“打棍子”了。实际上关于“中国式民主”研究的价值之争，主要体现在“中国式民主”到底是不是个“好东西”？赞同者认为，“中国式民主”开辟了超越西式民主的第二条道路，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中国民主政治超越或是将要超越西方政治发展的表现；反对者则认为“中国式民主”带有一种中国特色的意味，过分地强调中国特色有一种自绝于国际社会、保护落后的嫌疑。这种赞成抑或反对背后的深层次逻辑实际上是在于，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现状与道路的认同上所引发的争论，而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学术论争，在少数人的眼中故意引向意识形态的领域，严谨的学术讨论引向价值争论，反而丧失了学术研究本身的意义。

(五)学术争鸣依然不够

俗话讲，“真理越辩越明，道理越讲越清”，民主问题众说纷纭，民主研究数不胜数，关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也很多，也存在着观点的交锋、学术的探讨、碰撞的火花、思维的演进。然而，从当前的研究来看，学术问题研究的“论资排辈”、“礼贤下士”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学术问题上的重复啰嗦式的表述，盗窃前人的表述，语义变换的表述依然很多，在对“中国式民主”的内涵理解上，在对“中国式民主”的实现之路上，相关理解缺乏创新和相互辩驳的学术勇气，相反相互吹捧、互相引用，或是变相的语义转换式的使用他者的语言和学术话语为自己的语言和学术话语等各类问题不胜枚举。学术争鸣的缺乏，使得对于“中国式民主”这个论题的研究迟迟难以得到有效推进，大多数据研究都是“炒现饭”、做出来的不是“夹生饭”，就是隔了夜的“馊饭”，真正能吃的少，有营养的，能够“以飨读者”的就更少了。

(六)体制情结依然浓厚

所谓体制，严格意义上来看，应当是个中性词，其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包括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等。但在“中国式民主”研究的语境下，体制指的是对于现有的话语体系和制度结构，一些知识分子只是从现有的知识内容和层次上去理解“中国式民主”，依赖现有的既有的理论和解释，缺乏理论创新的勇气、知识和能力。知识分子与体制之间应当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作为一个“社会人”的知识分子很难脱离政治、脱离社会而“独立”生活。同时，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更应当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研究和看待社会问题。民主很多时候是一个敏感问题，但是知识分子对于民主问题的研究不应当抱有忌讳的心理，学术层面对于“中国式民主”的探讨更不能是“不敢越雷池半步”，仅仅停留在对于官方话语的重复、阐释和解释上。梁启超就曾指出，凡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若一味揣摩风气，随人毁誉，还有什么学问的独立[37]。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更要摒弃现实的牵绊和纠葛，单纯地从学术的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然而，不仅仅是要认识社会，更重要的是要如何去改造社会。因此，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还应当深入到社会现实之中，在实践的过程中开展研究，并结合社会现实问题来开展研究，始终怀有一种朴素的家国情怀、民生情怀和赤子之心。

(七)实证研究依然缺席

实证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流派和方法。孔德在《论实证精神》一书中，将人类进化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玄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其中，实证阶段才是科学的阶段[38]。虽然，实证研究并非完美，也有着本身的局限和缺陷，但是实证主义也不失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从当前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来看，相关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并没有完全细致地深入到“形而下”层面。而从西方社会来看，学术层面对于民主政治问题的研究，或者说是从国际社会政治科学的研究来看，主流社会或者说西方社会的政治科学研究依然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或者是采取一种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更多的是跳出了传统的宏大叙事的模式。国内学界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尚且不谈理论本身能否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仅仅是希望“中国式民主”的研究能够为国际社会所熟知，提高理论本身的自洽性和说服力，就需要更多的跳出价值判断，可以采取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

(八)理论层次依然不高

民主问题是个老问题，也是个新问题。关于民主的讨论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希腊城邦时代。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的名著《政治学》直译过来就是《城邦论》，它是对于城邦的一种比较研究，是经验层面的归纳总结，更是从理论层面对经验进行的深化和升华。时至今日，对于民主政治问题的研究，对于一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或者模式的探讨自然不应当是仅仅停留在两千多年前的研究层面。当前许多学者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都是停留在一个经验的归纳和介绍层面，将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经过归纳总结之后全部囊括进“中国式民主”的概念框架之下，仿佛“中国式民主”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实际上，这种做法，首先是对于“中国式民主”这个概念、这个理论本身的一种伤害，当“中国式民主”什么都能包含的时候，其本身也就丧失了解释力和说服力。其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学术研究本身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介绍的层面，而应当真正深入到学术研究本身，真正深入到问题本身，将经验的东西上升到理论的层面，这样经验层面的东西，才能更具说服力、解释力、传播力，为学术界、为社会大众、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九)批判精神依然匮乏

在康德的眼中，一切事物都要进行批判，纳入到时代的范围之内进行判定[39]。批判性与批判精神是推动学术进步的阶梯，在批判中进步、在批判中成长，在批判中寻求学术进步的支点，迸发出推动学术进步的火花。当前学术研究，习惯于相互“唱赞歌”，为政府“点赞”，都是“好好先生”，“老好人”，你说我好，我说你好，大家都好。在一团和气中，淹没了学术问题，丧失了知识品格，丢掉了学人素养，迷失了道德情操。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讲到，“当长夜开始渐渐露白，那些今天还被春天的烂漫鲜花拥簇的人，还会有几个活着？”[40]对于学术的研究，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不应当满足于“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花团锦簇”，应该发现真问题、直面真问题、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对他者的研究要勇于批判，对于“中国式民主”理论与现实道路本身也要有着一种批判的眼光。任何理论，要让世人所信服，要得到完善和进步，都必须接受批判。任何理论，只要是真理论，真问题，也必然要经得起批判，经得起学术检验。

(十)中西交流依然简陋

民主政治一路以来伴随着高潮与回潮，并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一路高歌猛进。而对于民主政治问题的研究可谓一波接一波，无论是从理论上、从现实上、从制度上、从国别比较上，或是宏观叙事、中观考察、微观深描，关于民主政治问题的研究论点、论著、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也可谓良莠不齐。但是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却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步崛起而逐步深入而受到关注的。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中西的歧见依然明显。西方社会所尊崇的自由民主被视为民主的正统，视为一种普世价值，其它的一切在其话语体系中都是非民主的、不民主的、威权的。而中国社会，包括学界，要么就是对于普世价值大肆吹捧，好像可以“包治百病，药到病除”，要么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中国的就是最好的”。隔阂日深，龃龉日久，心生嫌隙，难以沟通。中西方关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思想的隔膜、简陋的交流，使得无论是作为一种民主理论抑或是作为一种发展道路的“中国式民主”都难以深入地走出国门，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产生广大的学术与政治的影响力，实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民主话语权的突破。

三、中国式民主研究的未来走向

多年来，关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广受关注、内容丰富、成果颇多，未来关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应当注重内容、形式、方法、价值与限度等并举，不断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

(一)关于“中国式民主”的基本内涵及要素的研究

从学界现有的关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乎“中国式民主”的基本内涵及其相关要素，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看法，达到共识。关于何谓“中国式民主”，大致存在以下三种看法：一是“特色说”，即将“中国式民主”看作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中国特色，它包括中国的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各项政治制度；二是“道路说”，其认为“中国式民主”是指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人民民主专政是一条独特的、区别于西方自由民主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三是“混合说”，其认为“中国式民主”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等，将“中国式民主”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特色说”、“道路说”、“混合说”存在的本身就说明，关于何谓“中国式民主”，即在“中国式民主”的基本内涵这一问题上，学界尚存争论。对于“中国式民主”的内涵的不同解读，也就造成了对于“中国式民主”的基本的构成要素有了不同的认识，更难达成共识。当下，关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厘定“中国式民主”的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可以存在不同的理解和争论，但是应当存在一定的基本的共识。因此，在未来，学界关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应当在内涵及要素上有所突破，从更高的学理的层面对其进行提升和拔高，使其既能概括出“中国式民主”的精神实质、为学术界及社会所接受，又能通俗易懂、广为流传。

(二)关于“中国式民主”的主要价值及意义的研究

“中国式民主”的意义及价值是什么的问题，是“中国式民主”研究本身的目标所在。一是“中国式民主”是否具有普世意义、借鉴意义，能否开辟出不同于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的另一条民主道路，另一种发展模式。当前关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更多是关于“中国式民主”的内涵、要素、实现路径、评价标准等的研究。这些研究，从内容上看关注的都是中国问题，是一种“中国向度”的研究，缺乏世界眼光、世界情怀和世界视野。如何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找到适合自己的民主政治发展之路本身就是许多非民主国家、半民主国家所关心的问题。同时，自由民主所带来的问题，民粹主义的泛滥、政府效率的低下、政党之间的相互杯葛，也困扰着许多新兴民族民主国家。“中国式民主”或许给了这些国家以另外一种镜鉴，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如何以“中国式民主”为启发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之路，这是许多国家所关心的问题、所面临的现实，自然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二是能否通过“中国式民主”的研究扩大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民主话语权。民主作为一种话语权，一直为西方世界所掌握。一些西方世界的国家，一直以来标榜自己为民主国家，而借口民主问题，对他国进行制裁和打压。而一些民族国家，一旦为西方世界贴上“非民主国家”的标签之后，仿佛变成了国际社会中的异类，变成了没有国际“小伙伴”的“野孩子”，在国际社会的舞台上显得形单影只，孤立无援。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大力推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大力地访问和游说东南亚各国，其考量便在于通过所谓的“民主价值观”，拉拢东南亚相关国家，一起孤立、对抗中国。因此，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自当努力地探索和拓展“中国式民主”的影响力，试图构建中国的民主话语权。

(三)关于“中国式民主”的涉及学科及方法的研究

民主问题涉及到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问题。一是关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不应当局限于政治学研究本身，而应当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协同创新，形成合力，使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内容上更加丰满、更加贴近现实，理论上具备更强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同时，以交叉学科的视角来看待和研究“中国式民主”的相关论题，更有可能实现对于“中国式民主”研究的理论上的突破。二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讲求一定的方法，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不应也不能例外。当前，关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很多是停留在一种经验介绍、经验判断的层面，学理性不足、说服力不够。未来的研究，一方面，应当更注重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式民主”的相关问题，将“中国式民主”与西式的自由民主相比较，将“中国式民主”与非西方世界的其它国家的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相比较，在比较政治的视野下寻找“中国民主”理论和道路本身的缺陷和不足；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式民主”，将“中国式民主”看作一个系统工程，从系统的构成、系统的运转、系统的动力、系统的结构等角度来看待和研究“中国式民主”。另一方面，应当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在宏观上，在时间上，将“中国式民主”放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乃至世界史的角度进行考察，以一种大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在空间上，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不仅仅是关注中国，更应当放到东亚、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地理空间范围内进行观察。在微观上，将对于“中国式民主”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更加注重对于“中国式民主”的量化研究，设计开发出相应的衡量指标和测量指数，设计、建立和完善衡量“中国式民主”的指标体系。

(四)关于“中国式民主”的实现途径与依托的研究

一个国家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一个国家如何推动自身的民主政治发展，选择走上一条怎样的民主政治之路，它与一个国家的历史、现实、国际环境、领导人、经济发展水平等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无论从理论上来看，或是从现实上来看，本身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考验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全体国民。对于中国而言，可以说，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在探寻适合自身的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从孙中山、毛泽东再到邓小平都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自身的民主政治之路作出了贡献。“中国式民主”作为中国当前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中国式民主”的说服力和解释力来自于“中国式民主”所产生的民主绩效和经济绩效。如何推动“中国式民主”的进一步前进，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使“中国式民主”的绩效能够支撑“中国式民主”的话语，“中国式民主”的理论支撑“中国式民主”的道路，就需不断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探寻“中国式民主”的发展之路，这就成为困扰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下一步关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既要避免将“中国式民主”过度神圣化，也要防止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式民主”妖魔化，以理性中道客观务实的角度和眼光来看待和研究“中国式民主”的实现途径和实现依托，既要从中国传统的民本、民生思想中汲取养分，也要借鉴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优秀成果，当然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观的指导。

(五)关于“中国式民主”的局限及本身限度的研究

民主不一定能实现最好，但民主能避免最坏，这已然成为社会和学界的一种共识。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并不能包治百病，这也是学界与社会的一种共识。任何将民主神圣化、抬上神坛，或是将民主妖魔化、踩在脚底的做法，都背离了民主的本意和初衷，离真正的民主相去甚远。且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作为一种道路，“中国式民主”它的基础与出发点都是中国，它的目的与落脚点也是中国。因此，“中国式民主”是从中国本土产生和发生的，它是适合中国的，未必是适合世界的；它是适合自己的，未必是适合别人的；它是适合现在的，未必是能满足未来的。离开了中国的语境和情境，自然也就失去了谈论和研究“中国式民主”的土壤和意义。下一阶段，学术界在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充满热情的同时，应当有一种热问题背后的冷思考，在极力宣扬“中国式民主”的优势、作用、意义的同时，应当对于“中国式民主”并不能包治百病有清醒的认识，厘定“中国式民主”的边界，哪些问题归“中国式民主”“管”，那些问题不归“中国式民主”“管”，自当有清晰明确的界定和认识。对于“中国式民主”在理论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在现实上面临的问题与烦恼，进行深入的分析、阐发。尤其应当引导社会大众正确地认识“中国式民主”，理性地看待“中国式民主”的缺陷与不足，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争取时间，既要抱有希望也不能完全依赖，以螺旋上升的趋势，在批判上前进、在不足中前进。

(六)关于“中国式民主”的效度及可能突破的研究

民主本身有着自身的关照和指向，民主最大的作用或者说效度就是创造一种良善的生活，限制王权乃至废除王权，它实现了政权的和平更迭，以不流血的方式定期地更换领导人，保护私权。“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士兵不能进”，这是民主最初的价值和真实写照。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民主是限制公权力的手段和方式，其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作风都是民主作用的体现，也是民主效度的体现。“中国式民主”作为民主的一种，既要强调中国特色，也要强调民主本意，不能以民主的本意来统合中国特色，自然也不能以中国特色为借口来忽视民主的本意。当下，“中国式民主”的研究，在宏大的叙事的同时，应当关注“中国式民主”对社会个体生活的影响，在何种程度上，“中国式民主”能够更多地实现民主的本意，实现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强化和增长，而不是偏离民主发展的本身轨迹，这个应当成为当下关于“中国式民主”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同时，“中国式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态、民主模式，应当极力避免以中国特色作为阻碍影响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种借口，处理民主的多样性与民主的普世性之间的关系。当然，“中国式民主”是否是一种普世价值，是否具备世界推广的意义和价值，又能否在世界推广？如果可以，应当在何种层面，以何种方式寻找突破口？这些都是作为理论工作者今后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七)关于“中国式民主”与他者民主道路的比较研究

一直以来，民主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中对民主的发展道路进行了研究。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以近距离的微观视角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发展进行了观察。那么，既然存在“中国式民主”，那么是否存在“美国式民主”、“英国式民主”、“新加坡式民主”？如果存在，“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新加坡式民主”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如果不存在，为什么又单单存在“中国式民主”，它的原因是什么？同时，被西方世界所广泛认同，被作为一种所谓的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中国式民主”与“自由民主”的关系和区别又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理论工作者进一步解答的问题。同时，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通过中外不同国家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比较，从比较中能够发现自身的发展优势和不足，找到借鉴和出路。从现实情况来看，民主政体在西方世界的确立也已经有上百年，但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世界上掀起了一波波民主化的浪潮，但依然存在着民主的回潮。“中国式民主”在中国的确立才是最近几十年的事，西方社会几百年的民主政治建设之路，中国要在几十年之内走完，任务艰巨、困难重重。同时，“中国式民主”不是对于西方“自由民主”的继承和发展，这恐怕是众所周知的问题。但是，“中国式民主”能否实现对于“西式民主”的超越，在何种程度、何种层面上超越“西方民主”，创造一个具有中国价值、中国气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普世民主，从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有着巨大的研究空间，都是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所不能逃避的问题。

综合来看，从近年来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判断或是启示：第一，民主由一个稍显陌生的概念到一个为大家所广为接受的概念，民主本身是一个好东西，发展民主已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第二，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从无到有，从起步到兴盛，一直到探索和建立中国自己的民主政治理论和民主话语权，中国式民主理论的研究便是这么一种努力。第三，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最终还是应当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只有与国情相结合的民主才是适合当时的自己的民主，而不能随意地嵌套西方模式。第四，中国式民主的研究以及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从理论上的建构还是从研究方法上的选择，中国式民主的研究在理论上的建构尚且不够，而方法的运用并不熟练，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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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婷婷)

Abstract：“Chinese democracy” has been put forward for many years, and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 is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The current study can be summarized as ten aspects:present, origin, connotation, reason, significance, advantage, realization, judgment and so on. There are ten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tudy, such as repeated labor, insufficient pioneering research, disciplinary barriers, the argument of value, lack of empirical, low theoretical level, scarce critical spirit, deficient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and so on.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democracy” should be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basic connotation, the main values and significance, the subjects and methods, the way of implementation, the limited, the possible break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democracy and other paths of democracy.

Keywords：Chinese democracy；democracy；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ResearchandEvaluationonChineseDemocracyinRecentYears

ZHENGJi-feng

(SchoolofPoliticsandPublicAdministration,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2,HubeiChina)

D621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7.05.0014

2016-12-20

郑吉峰(1990-)，男，湖北省孝感市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政党与当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