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地区出土汉代建筑明器中的人物纹饰探略

2017-10-11宋平

岭南文史 2017年3期

宋平

宋平

岭南地区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建筑类明器，有屋、灶、仓、水井、猪羊圈等，多为陶制，少数为铜、青铜所制，反映了该地区汉代人民的生活情况。这类建筑明器接近当时的实际建筑，结合考古出土的铺地砖、瓦等建筑构件看，其多样的纹饰与当时岭南地区本土的气候和建筑技术，以及岭南和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有莫大关系。前人的研究已对陶屋形制特点、陶屋与岭南建筑发展关系等方面作了一些讨论，如《广州出土汉代陶屋》把广州出土的汉代陶屋分为栅居式、曲尺式、三合式、楼阁式等类型；[1]《广州汉墓》对20世纪50-70年代的出土陶屋进行了出土地点、类型的归纳；[2]陈泽泓从建筑发展的角度剖析认为，秦汉时期广州出土的陶屋等建筑明器所反映的岭南地区建筑技术的飞跃性的变化，得到迅速的提高，但与中土的建筑文化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3]申家仁《岭南陶瓷史》一书亦对陶屋、陶井等建筑明器进行了介绍。[4]岭南地区汉墓出土的建筑明器对研究经济技术、建筑技术等方面的意义不言而喻，前引诸位学者的著作中早已有论述，但其纹饰（特别是人物纹饰）的表现手法及其背后反映的社会思想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一舞人纹饰

岭南地区在新石器时期就有舞蹈出现。目前发现的最早证据是1985年广东省博物馆考古队在石峡遗址考古发现一片印舞蹈纹陶片（图一）。该陶片为陶圈足罐的残片，上印有阳纹五个人物，五人手拉手正舞蹈，舞姿曼妙，生动传神。[5]石峡文化距今5000-4000 年，说明岭南地区先民在新石器时期就有舞蹈文化的出现。[6]

在广州博物馆所藏的60多件建筑明器中，有两件出土的汉代建筑明器以舞蹈人物作为装饰。其一为西汉时期灰陶干栏式陶屋（图二）。该陶屋于1953年先烈路龙生岗西汉墓出土。陶屋底部的干栏正面镂空有两人手牵手舞蹈，舞姿与石峡遗址发现的印舞蹈纹陶片有相似之处。干栏式建筑是南方地区特有的建筑形式，为适应炎热多雨、虫蛇较多的地方气候特点而产生。新石器时期，岭南地区的建筑以干栏式为主，建筑材料为木、竹和茅草等。至秦汉时期，来自中原地区的人民把砖、瓦、石为主要材料的建筑技术带入岭南，故出土西汉时期的干栏式建筑有融合汉越建筑技术的特点。

图一舞蹈纹陶片

图二西汉时期灰陶干栏式陶屋

图三东汉时期灰陶重檐陶仓

图四东汉时期灰陶重檐陶仓

其二为东汉时期灰陶重檐陶仓（图三）。该陶仓于1953年广州东郊龙生岗出土，正门两侧墙面各有一个舞人形象，相对而立，衣着长袍，大眼、张嘴，面带笑容。人物的舞姿为半蹲，双手上举（图四），似有庆祝丰收之意。仓是岭南地区汉墓中常出现的建筑明器，圆形的称囤、囷。《说文·囗部》曰：“囷，廪之圜者，从禾在囗中”；方形的称廪、仓。《管子·牧民》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充分说明仓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岭南地区出土大量两汉时期的陶仓，其形制有圆形、方形等多种，屋顶有硬山、重檐等，与河南、山东地区出土的陶仓类型相似，既反映了这一时期粮食生产的扩大与经济发展的高度，也说明建筑形式受到北方地区的影响。

舞人纹饰是岭南地区的重要特点。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制作的铜鼓、铜提桶、陶器等器物中，舞人纹饰均有发现。通过对不同器物人物纹饰的分析，人们可以推测有祭祀、庆祝丰收、庆祝战争胜利等多种舞蹈形式。如广州市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铜提桶中，就铭刻了战争胜利、乘船归来的场景（图五1.2）。岭南地区出土器物上的舞蹈与中原地区流行的“袖舞”、“巾舞”、“鼓舞”又有所区别。

二门神纹饰

门神装饰起源于黄河流域，是古人鬼神观念与原始信仰的一种。有研究者认为，门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并经历了从图腾到神话人物形象转变的过程，至秦汉时期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的习俗。[7]在中原人向岭南地区迁徙的过程中，门神的习俗亦传播至岭南。岭南地区汉墓出土的陶屋中就有门神出现。

图五-1 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铜提桶

图五-2 铜提桶舞人纹饰

广州博物馆藏有一件东汉早期的陶屋，1957年出土于广州市西村皇帝岗。陶屋平面为曲尺式，双层，上层有窗户。通体施青黄釉，但出土时大多脱落，内有人俑五个、猪俑三个。曲尺式陶屋是岭南地区常见的汉代建筑明器，由两个长方形房子和一个院落组成。正面的长方形房子多为用来做舂米等家庭工作，侧面的长方形房子为居室，院落为猪圈。在这件陶屋侧门旁边的墙上，还刻画有一个人物形象（图六），在岭南地区出土的汉代陶屋中十分罕见。该人物图五官清晰，长须长发，双手按剑于胸前，背有长矛和箭，但不着盔甲，可能为武士形象。这与中国传统的贴门神风俗有一定的关系。

西汉时期的史书已明确记载中原地区有贴门神的习俗，并将门神祭祀纳入“五祀”之中。有学者认为：“早在先秦，门神作为国家‘五祀’之一，而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到了汉代，沿袭礼典,门神仍被列为国家‘五祀’之一。所不同的是，门神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东汉班固《白虎通·五祀》中,‘五祀’的排名依次为门、户、井、灶、中留雨（宅）。门神被列为‘五祀’之首。”[8]但是，这一时期的门神形象并不统一，有画虎、武士、神话人物（如方相氏、西王母）等多种形式，在考古发现的陶建筑明器、画像石（砖）中大量存在。

汉代南方地区的文献稀少，难以考据贴门神的情况。南朝时期的文献记载南方帖门神风俗十分兴盛。《荆楚岁时记》记载元日的民俗有“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9]

按照出土文物的证据，人们可以推断，岭南地区至晚在东汉时期也受到该风俗的影响，开始张贴门神。广州博物馆藏的这件东汉早期陶屋提供了十分确切的证据，具有重要的实例史料价值。

岭南地区的门神还有以动物为题材的。广州博物馆还藏有一件东汉早期干栏式陶屋，1953年在西村石头岗出土，双门板半开，各阴刻奔马一匹（图七）。《穗港汉墓出土文物》一书认为，所刻为象，大概是后世门神的滥觞。[10]1974 年广西平乐县银山岭 124 号墓出土了一件西汉方形合院式庑殿顶陶楼，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陶楼平面呈方形，悬山式瓦顶，四合式庑殿顶重楼。四壁均刻划仿木构架纹，右后墙刻划一立马。[11]

岭南地区汉代建筑明器上的门神有武士、马等，手法主要为阴刻。门神的出现应受到中原地区习俗的影响，但是，相对河南等地所发现的砖雕、彩绘的门神，阴刻的手法略显简单。这与岭南建地区的筑技术和艺术装饰的发展状况尚落后于中原地区亦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