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祯荪

历史长河

越秀山前忆叶朱

李祯荪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在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室工作，时常近距离接触市领导叶剑英、朱光、李章达等革命前辈，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也有幸得到他们的关爱，至今念念不忘，经常回忆。

解放之初在广州市人民政府门前合影：叶剑英（左三）、李章达（左二）、朱光（左一）、梁广

“有东山中学的同学吗？”

1940年代中期，我在梅县东山中学读书时，就听到不少有关叶帅的故事。东山中学毕业后，我参加游击队，踏上了革命的道路。1949年10月，我所在的闽粤赣边纵第一支队和中共兴梅地委抽调干部从粤东北向广州推进的途中，在新丰遇上了正指挥大军南下的叶剑英等华南分局领导人。只见叶帅踏上土堆向大家讲话。他说：“知道你们是从兴梅潮汕来的，你们中间有东山中学的同学吗？”在座的果真有包括我在内的东中学生。“有！”我们高声回答并举了手。叶帅继续说：“广州解放了，我们要快速前进，接收和管理好广州，要努力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了做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叶帅的情形。大军进城以后不久，我在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室工作，担任市委代理书记、常务副市长朱光的秘书，有幸经常聆听叶帅的指示和教导，近距离地感受了叶帅的风采，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你是参座的校友，给我做秘书吧”

广州解放后，我奉命到广州市劳动局的军代表处，协助军代表李果（广东潮汕人，南下干部）调查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情况。当工作告一段落后，我起草了一份综合报告，并呈送朱光、梁广等市领导审阅。朱光觉得该报告写得不错，就在报告首页的右上方批了几个字，略谓“报告写得很好，请查一查报告起草者” 。不久，朱光在市政府的办公室约见了我。这是我与朱光的首次近距离接触，此前见到朱光都是在会场等场合听报告。他亲切地问了我的名字，说报告写得不错。我说，我只是综合整理而已，写得不够好。朱光说你很谦虚嘛！说着，他双手在自己上衣风纪扣比划，示意我把风纪扣系好。以后我多次听到他说：“进城了，要把游击习气去掉。”又过了不久，老家梅县石坑来信说，广州来人查三代。后来知道，那时广州市公安局孙乐宜副局长派了两个人到我的老家对我进行政审和调查。又过了两个多月，朱光再一次找我到他办公室。他说：“你是东中毕业生，是参座的校友啊。到我这里来做秘书吧！”就这样，我从市劳动局调进市政府秘书处。

“白云山有清泉，珠江水质很好”

广州解放时，干部十分缺乏。当时广州是中央直辖市，市政府和市委的干部加起来只有280人，后来也才增至400人。朱光向参座伸手要干部。参座说：“连你也向我要干部啊！毛主席说过的话你忘了？”这里参座所说是指毛泽东主席关于“泉水”的话。1949年8月，参座南下广东之前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谈到干部问题时，说：“主席，华南解放晚，别处都把干部要走了，剩下能分配给我们的干部太少了，这好比我们客家话的‘水尾田’，流到最后水就不多了，您看怎么办”？毛主席一听笑了。他借着参座的比喻，风趣地说：“‘水尾田’是‘水尾田’，但那里有一股清泉嘛！”毛主席要参座就地取才。朱光当然也听过参座的传达。而参座也知道，开国前夕朱光离开长春南下广州途径北平见到毛主席的故事。毛主席对南方的干部很有信心，他为朱光的题词中写道“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参座对朱光说：广州的泉水最多，白云山有清泉，珠江水的水质也很好嘛！你就不要向我要干部了。不久，广州市设立了广州行政干部学校，校址设在陈家祠，朱光担任校长，薛经华任专职副校长，四十三军政治部主任陈志方也任过校长。

毛泽东为朱光题词墨迹

叶参座敬重“李南老”

叶剑英题词墨迹

李章达题词墨迹

叶市长非常尊重同事中的民主人士。1949年12月，广州市人民政府秘书处编印的《广州市政》创刊，我参加创刊活动。有一天开会，叶市长对朱光副市长说：我已经为《广州市政》创刊号题词了，有没有请李市长题词呢？这里的李市长指著名民主人士李章达，他当时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参座当面都尊称李章达为“李南老”。朱副市长让我到李章达家请他题词。叶市长为《广州市政》创刊号的题词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李副市长的题词是：“要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叶市长和李副市长早年曾一道追随孙中山革命，感情非常深。叶市长多次说：李章达先生长期和我党合作，共患难，同荣辱，是我党的忠实朋友。1953年12月9日，李章达在广州病逝，叶剑英参加治丧委员会，并写了一首挽诗：“呜呼先生，南方之疆。同盟会兴，为孙股肱。辛亥革命，君建奇勋。三大政策，君实赞襄。‘四一二’后，努力反蒋。民主独立，一贯主张。抗日反美，我武维扬。坚持抗战，团结是光。恢复建设，功在南方。胡天不吊，遽尔云亡。硕德高风，后世景仰。”

朝鲜商人的礼物高丽参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华南分局和叶剑英的领导下，广东和广州市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据当年报刊的数据统计，全省先后有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工作者630人赴前线工作；有5.7万名青年志愿者报名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全省群众捐献武器款2159亿多元（旧币），可购买战斗机144架。粤籍华侨、港澳同胞也大力支援了这一运动。熟悉叶帅的读者，一定知道叶帅在1953年写有《抗美援朝》三绝：（1）中朝唇齿最相关，出国支持冒万难。妙算戎机先待敌，突然捷报遍宇寰。（2）铁鸟猖狂阻运输，我军攻势号星期。学成狡兔营三窟，坑道能歼百万师。（3）苦战三年依后勤，敌机拦阻且投菌。组成网状交通站，保证弹粮给我军。我还亲身经历了一件鲜为人知的故事。南粤人民的爱国热情也感动了朝鲜商人。记得在1950年11月的一天，十多位在广州做生意的朝鲜人，拿了几捆高丽人参到广州市政府，说这是朝鲜的一点土特产，要送给叶剑英市长。说叶市长日夜操劳，辛苦了，吃点人参补补身体。我接待了他们，并给朱光副市长打电话，报告此事。同时告诉了市政府秘书处马冰山处长，说客人正在小礼堂，请你过来表示感谢。马处长说他有事，要我以市长秘书的名义表示谢意。我对客人说：广州人民会以更大的热情积极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当晚，叶市长就看到了这些人参。行政处的工作人员拿来一称，竟有17斤重。第二天，按照叶市长的指示，这些人参全部交到市卫生局李达潮局长处理了。

东莞农民要抓李章达回乡

解放之初，广东农村土地改革进入高潮之时，城乡关系一度紧张。历史似乎在开更大的玩笑。解放初，李章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广州市副市长，可以说是在广东地位最高的民主人士了。但土改竟然也搞到他的头上。记得1950年秋，广东省人民政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的决议》及根据本省具体情况，制定《广东省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并于10月27日发布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布告。布告发布人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那时候广州组织成立一个城乡联络委员会，专门处理土改期间“挖浮财”的问题，进城的农民都要到城乡联络委员会报到，在吉祥路那里有一间招待所招待进城的农民。当时我也参加广州郊区土改，在城乡联络委员会挂了一个秘书科科长的职务，所以很多材料都经过我这里。在土改的第一阶段，即“清匪反霸、退租退押”阶段，我看到一封来信，盖了东莞县土地改革委员会的印，信中说我们土改已进入了挖浮财的阶段，查李章达是大地主，派这个土改委员会的某某某等人，来广州市执行这个事情，抓李章达回去清算，退租退押。我看到有七八个东莞农民来到广州市住在招待所。我迅速把这个事情告诉梁广和朱光副市长，并报华南分局统战部、叶参座那里。上级指示：（1）派人说服东莞农民，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不能抓这个人，有什么事情回到东莞去解决；（2）把李章达保护起来。当时李章达心脏病发作在家休息，没有在机关上班。（3）打电话通知东莞县把农民领回去。后来我知道当时东莞县方面对这些情况是不太清楚的。这些自发进城的农民在广州住了两天走了。如今想来，如果不是广州市和广东省政府的保护，谁能保证东莞农民这么不讲政策，不会赶到李章达私宅将这位任省政府副主席的民主人士从病榻上拉去乡下批斗？

彭精一忆叶帅

1993年4月，在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庆祝建校八十周年大庆期间，我以东山中学广州校友会会长的名义，与副会长丘立才教授一起，在广州接待从台湾归来的百岁老人彭精一老校长，并一起在中国大酒店就餐。彭精一是梅县石扇人。1913年春天，他和叶剑英、曾举直三人，分别代表三、二、一年级的学生，和校监卢耕甫一起接洽，参与创办东山中学。1949年10月移居香港，供职于南华学院。1960年移居台湾，在正声广播公司任职。1964年退休。1993年4月，将届百岁高龄时，老人家回家乡探亲并应邀参加东山中学八十周年校庆。彭精一亲笔签名赠送我一本他的回忆录《期颐小集》，他称我为“世侄”。该书中记载一件叶帅和东山中学的一件往事。1927年，东山中学及嘉应大学、学艺中学因被诬封闭。在叶帅和彭精一等努力下，东中得以复校。他回忆说：“为筹措办学经费，乃于4月启程至南洋募捐，先后到香港、新加坡各埠。正进行时，忽接得电讯，得悉本校及嘉应大学、学艺中学三校被诬封闭情事。乃即转返广州，设法营救。时张发奎将军率部回粤；黄琪翔将军任广州卫戍司令；叶剑英任军部参谋长。叶兄为东山中学且系好友，乃同谒黄卫戍司令求助，承黄将军琪翔当即写一便条，我乃持见教育厅长许崇清，许厅长凭此便条电令梅县东山中学复校。当三校被封时，各方函电交驰，分别求助，而东山独能复校，此事除剑英与余外，极少人能知其情，余亦从未向人宣布。”我问他1949年以后和叶剑英是否有书信往来。他说：“有啊！剑英老弟主政华南期间，记得是1950年夏天，托人送来一封信，回顾了当年广州一别的往事，要我回内地工作。信中还附有一首诗：百战归来意气雄，廿年人事各西东。伤心最是公园路，十丈红棉依样红。”我问他第三句是否记错，叶剑英诗集写的是“伤心最是公园路”？他说：“没错，我记得清清楚楚。”叶帅“伤心”什么呢？我本来还想继续往下问，但他的随行人员说不要让老人家太激动，他说起来就停不下来。因此，我只好作罢。丘立才教授陪同他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参观。在清明时节的纷纷细雨中，他来到叶剑英墓前，面对叶剑英的雕像，虔诚地致以三鞠躬，说：“叶老弟，我来看你了！”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罗瑞卿说他代表毛泽东

陈泊（左）和陈坤

新中国公安第一冤案当属第一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泊和副局长陈坤蒙冤案的“两陈事件”。在延安陈泊被毛主席称为“红色福尔摩斯”。又一次，朱光谈到布鲁如何神奇，我问他布鲁是谁，他说布鲁就是陈泊。当时陈泊住在越秀北。1949年10月，叶参座将陈泊调到广东，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两三个月后，公安部长罗瑞卿把北平公安局长谭政文调到广东担任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泊被降为第一副厅长和第一副局长。陈泊是侦察专家，谭政文是预审专家。1951年1月24日晚九时，陈泊被从北京赶来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宣布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副局长陈坤。三天之后，陈泊、陈坤与妻子、孩子一同被押解北京。到京后，两家人被直接押到公安部软禁起来。之后，一场空前规模的大逮捕铺开了，短短的十几天之内，广州市公安局中有300多人被抓，而在广东省公安厅被抓的人数超过了700人。短时间在一个省的公安系统内，进行如此大范围的抓捕行动，令人震惊。“两陈事件”有一个细节。抓捕两陈前夕，叶参座、罗瑞卿、朱光、谭政文等在广州市政府市长会议室开会。我在场作记录。会议一开始，罗瑞卿就斩钉截铁地说：我这次来广东，是代表毛主席来处理陈泊、陈坤（后称“两陈”）反革命事件的。马上就要把他们逮捕起来。现在是向华南分局和广州市委通报。参座接着表态说：毛主席的决定，我们要坚决执行。朱光没有说话。“两陈事件”完完全全是一宗冤假错案，直到30年后才平反昭雪。1982年5月，公安部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两陈追悼大会暨平反大会。时任公安部部长赵苍壁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充分肯定陈泊、陈坤一生对革命的贡献。

毛泽东在朱光的信上批示

1952年，“三反“运动时，广州市人民政府企业局局长王剑朋被抓，关在白宫酒店。被关在白宫酒店的还有另外一名老干部。运动中有人揭发王贪污挥霍国家财产、生活作风腐化等问题。一天晚上，王乘看守的警卫人员不备，夺过其中一个看守人员的手枪，开枪打死了两人，其中一名是企业局供应科长李大春，然后逃跑。朱光发出紧急指示，要市公安局副局长孙乐宜迅速组织公安人员搜捕，很快地在三元里附近将王抓获。接着，朱光市长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处置王剑朋的问题。我参加会议作记录。会上，对王剑明的处理引起争论，有认为王是否“大老虎”；说关王不合法律手续，本来看管的任务应交给公安机关。认为朱光提拔王剑朋太快了。也有人说此人我们可能抓错了，认为王剑朋十几岁参军，为革命出生入死，一再坚持要从轻处置。当然，更多的人说毕竟杀了两个人，难逃死罪。主持会议的朱光先等大家都发言后，才说：“你们说要我负责，我会向分局、中南局、毛主席写信检讨的。我没有讲大家不对。”事后，朱光向参座作了汇报，朱光说由他本人出面处理。当时，我就觉得朱光敢担当，够义气。果然，朱光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到信，问周恩来总理怎么处理。最后，毛主席亲自在朱光的信上批示：杀！

参座为“省医”题名

广东省人民医院创建于1946年，其前身是广州中央医院。在抗日战争后期，国民政府在抗战的后方建设了三家中央医院——重庆中央医院、贵阳中央医院和兰州中央医院，直属国民政府中央卫生部。日本投降后，贵州中央医院于1946年迁到广州，他们的一些医疗器械和物资，加上当时广州善后救济总署提供的一栋两层三进的铁皮房，就构成了当时广州中央医院的雏形，也就是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前身。新中国成立前夕，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卫生部长抵穗，命令时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钟世藩（即钟南山院士的父亲）携带医院的巨额资金，全家撤往台湾。钟院长毅然拒绝了命令，全家留在了广州，坚持守卫保全了医院。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当时接管医院的军代表是李得奇，他之前在延安当口腔科医生，曾经替毛主席拔牙，得到毛主席赞赏。1951年，经卫生部批准正式更名为“广东省人民医院”。一天，李得奇来广州市政府向叶剑英汇报工作时提出，希望他为解放军接管后的广州中央医院题写新院名——广东省人民医院，叶参座欣然同意。我亲眼看到，在一张两尺见方的宣纸上，参座欣然用毛笔写下了“广东省人民医院”七个苍劲的大字。叶参座放下笔，征求在场的朱光副市长意见。朱光说写得很好，并交给我送到李得奇的手中。不久，叶帅题写的新院名就挂在了广州惠福西路“省医”的大门上，后来又挂到了东川路“省医”的大门上。

我接通了周总理的电话

和平解放西藏前夕，朱光受叶参座的委托，在广州接待了经印度、香港到北京参加谈判的西藏代表团成员。四月下旬的一天，在我国驻印度使馆参赞申健的陪同下，马基（总司令）凯墨旺堆和仲译钦莫（秘书长）土登丹达以及汉文译员尧西·彭措扎西（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姐夫）、英文译员桑都仁青等，从香港入境到广州，下榻迎宾馆。朱光设宴招待他们。席间，凯墨旺堆对朱光说，因为长途跋涉很累，想在广州休息一天再赴北京。朱光说，好的，马上可以请示周恩来总理。我陪朱光回到市政府，他要我专用线路拨通总理办公室电话。令我想不到的是，这次竟然是总理亲自接的电话。总理说话很和气。我说，朱光同志要向总理请示问题。周总理同意西藏和谈代表在广州住一晚，第二天上路。接着，我又陪朱光到迎宾馆，转告周总理对西藏和谈代表的问候。4月26日，他们到达北京火车站，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中央统战部长兼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和先到的阿沛·阿旺晋美一行到车站迎接），并和先期到达的阿沛·阿旺晋美等，住进了当时最好的北京饭店。两队人马会齐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晚宴，欢迎从两路来京的西藏代表。宴会后放映了反映开国大典的纪录片。看完电影到休息室时，由周恩来总理向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代表团介绍了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团成员。4月29日，在首都北京正式开始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西藏历史迈入新的纪元。

朱光对广州建设的贡献不小

朱光是文化人，品位很高，诗词书画非常内行，赏花也独具心得。朱光言谈举止雍容大方，加上一口地道的广州话，与工农群众谈得非常投机。他很讲仪表，穿着整齐。解放初期，朱光看到身边的工作人员衣领不整，就亲手为他锁好纽扣。朱光亲自还制定了整顿机关干部作风的规定。有一次，朱光看到机关干部搬迁办公室时，将装文书资料的铁皮箱放在地上推拉，他就婉言批评：“你们这样做，是爱护公共财物吗?!”朱光办事很认真，对海珠广场解放军塑像的抓枪姿势，反复改动了十多次，直至满意为止。他非常重视市政的环境美化工作，在1950年代初期，就提出要“绿化长堤，美化广州。”采用“以工代赈”(干活给钱)的办法，组织广州失业人员就业，抢修市政设施，筑路修桥，清理余泥垃圾，在珠江河畔长堤一带和马路两旁、广州城附近的荒山秃岭，以及白云山广种花木。他一方面发动全市人民参加义务劳动，一方面身先士卒，卷起衣裤，带头劳动。先后挖成了麓湖、流花湖、荔湾湖、东山湖、越秀人工湖公园，新建了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三元里抗英斗争烈士纪念碑、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公园，把木屋区改建为岭南文物宫(今天的广州文化公园)，并建成越秀山体育场。重建了广州博物馆，整治沙面保护文物。朱光十分重视城市卫生工作，反复组织爱国卫生运动，并参加卫生劳动，消灭蚊子、苍蝇等，金花街更是全国的卫生模范街。可惜1950年代后期的广东主要领导人，竟把朱光“绿化长堤，美化广州”的工作，当作“小资产阶级情调”来批判，说朱光是“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而朱光则说他是“没有见识的人。”

《广州好》

有广泛声誉的朱光《广州好》的写作，并非像有的学者所说的是他调离广州前夕的一时即兴之作。我1950年春节前夕开始担任市委代理书记、常务副市长朱光的专职秘书，我就开始见他断断续续酝酿诗稿。有时下班了，他还在办公室用铅笔字斟句酌。我也偶尔斗胆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他总是笑笑地“啊，啊”。那时，他已进行 “一诗一画”的构思。记得有一天夜里他请来市文化局的孟波和丁波来办公室看插图版《广州好》的稿子。从开始写作到结集印行，大约九年时间。我是在沙田农场当“右派”时读到《羊城晚报》连载的。从宋代李昂的咏穗词三首问世以后，历代咏穗诗词不绝于世。新中国成立后，咏穗诗词更如雨后春笋，绚丽多姿。其中朱光的《望江南·广州好》50首，可谓是独树一帜的呕心沥血之作。《广州好》结集于1959年末，先有《羊城晚报》的连载，后有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单行本，并由当时广州地区最有名的美术家插图，读者争相传诵。正如朱光在自序中说所说的：“在这十年中，我和广州市同胞朝夕相处，甘苦共尝，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同志们严格监督，幸免陨越。因此，广州市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都使我无限热爱。”有人对《广州好》组词50首作过统计分类。其中，写历史的9首，咏名胜古迹的6首，对情景描绘的有12首，咏民俗风情的有11首，讴歌建设新成就的有9首，表扬先进人物的有两首。还有最后一首告别广州的咏怀之作：“广州好，四海亦为家。并举高飞同跃进，上游远瞩事无涯，日日望京华。”第二年，1960年10月，朱光赴京任新职。1979年冬，我拜候市政府办公厅老主任马冰山，这时他调任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兼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我向他提议再版朱光的《广州好》，他同意了。1980年2月，《广州好》第二版面世。

朱光手书《广州好》第四十二首（右图）、插图

朱光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音容笑貌、甘棠遗爱、廉洁修为、亲民作风、诗词书法，让羊城人备感亲切，好市长永远得到人民的怀念敬仰。朱光怀着对广州市对广州人民的深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广州好》的词章，而广州人民和广大干部，怀着对朱光深深怀念之情，交口称颂着“朱光好!”这是广州人民对朱光同志的赞语，他是受之无愧的。为了怀念朱光老市长，1997年我写了《望江南·朱光好》15首，并陆续发表于《广州日报》、广州《诗词》报，后来加序收到我的诗词集里。

朱光和他的小学老师王力

朱光经常在中午十二时、晚上九时还在办公室批阅文件，星期假日都上班或下基层，对文电细心阅改；开会讲话，亲自口授秘书起个稿，讲话后再根据记录整理。对政府工作报告，他字字句句琢磨，反复修改。有些文稿还要请教他小时候的老师王力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大任教）修改。我经常奉命到中大请王力教授来市政府和朱光座谈，有时也请他为市政府工作人员讲汉语知识。后来，朱光著名的《广州好》50首，也请王力教授修改过。有一次，在朱光的办公室，我听到王力和朱光谈话，我在旁边听其谈起他的老师赵元任的故事，至今还记住。王力说赵元任在他的一篇论文上写上“言有易，言无难”的评语，开始王力体会并不深。后来，王力又写了一篇关于语言学的论文《两粤言说》。为鼓励学生，赵元任将它介绍给《清华学报》发表出来，但对其中的某些论断并不满意。如这篇文中说两粤没有“撮口呼”就是一个“言无难”问题。果不其然，赵元任在广州时调查方言，他发现这一带就有“撮口呼”的读音。此时王力已到法国留学，赵元任专门致函巴黎，向王力指正此事，还特别以“雪”字，作为“两粤”有“撮口呼”的实例。王力在巴黎接到此信，“深感惭愧。”王力对朱光说，我是以我们广西博白话中没有“撮口呼”来推断两广地区没有“撮口呼”读音的，因而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此后“言有易，言无难”成为王力的座右铭。有时在晚上，朱光批阅完文件，稍作休息。这时，他会拿出一些他的心爱收藏品，如书画墨迹，来欣赏陶醉一下。有一次，我看到他从书橱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两张宣纸，上面是王力教授写给他的三首绝句。王力是朱光的小时候的老师。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合大学复员北上，王力转入广州岭南大学，应聘为该校文学院院长，还创办了语言学系和文学研究所。当时，时局异常混乱，进步学生常常被捕，先生四处奔走，营救被捕学生。同时，对营救出来的一时找不到归宿的进步学生安置在自己家里，保护起来，还因此受牵连。后又因抵制挥霍公款、谋取私利而遭恐吓威胁。为此，王力被迫赴港躲避了一段时间。广州解放前夕，有的人顾虑重重，甚至举家迁往美国、香港，而先生却坚定不移，对夫人夏蔚霞果断地说：“我们那儿也不去，留在广州等解放!”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朱光在入城后几天就到康乐园拜会了王力教授。师生重逢，其乐融融。当晚，王力喜不能寐，写下《赠朱光》三绝，抒发师生情谊，也表达了作者期望祖国昌盛和决心改造自己努力为人民服务的感情：（1）“卅载暌违会面难，今宵促膝话更阑。重逢直欲师相事，岂止区区刮目看”。（2）“群众相依永不孤，谋群此外复何图。从君学得新三省，不满今吾薄故吾”。（3）“神州石破上天惊，海内喁喁望治情。欲使全民追大禹，龙门能凿水能平。”

我记得朱光还写了和诗，但内容记不起来了。

广州“三三大轰炸”

广州刚解放时，防空能力很弱。台湾国民党当局利用尚未解放的海南航空基地，不停空袭广州。有一次国民党空军飞机轰炸广州，我们在市政府大楼的窗户都看得清清楚楚。敌人的飞机飞在越秀山的上空，我军设在越秀山顶的高射炮打不着它。“三三大轰炸”是广州市解放后遭受国民党军最大的一次轰炸。1950年3月3日，国民党空军进犯广州上空，先后在黄沙及珠江河面投弹轰炸，炸死炸伤市民近千人，炸毁房屋五六百幢，炸沉船艇近百艘。敌机的轰炸的主要目标包括西村电厂、水厂、黄沙火车站、码头等；白天的轰炸结束后，晚上六点到零晨两点，又有三批飞机飞入广州骚扰。同月8日凌晨，敌机轰炸白云机场、火车站北站；24日晚上，白云机场和天河地区再遭袭击 。朱光临危不惧，每次获悉台湾飞机轰炸，都火速赶到现场。三三大轰炸当天，他冒着生命危险，匆忙中只带我们几位秘书、警卫，在黄沙小学召集干警处理火情。市、区公安保卫人员劝朱光离开，朱光说：“我不来此，谁来呢？”大家深受感动，也顿时增添了勇气。第二天，叶剑英主持华南分局召开的广州市防空会议，听取各机关汇报“三三大轰炸”的情况，讨论了加强防空工作问题。朱光参加了会议。“三三大轰炸”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海南岛解放的进程。因为执行轰炸的飞机是从当时还处在国民党军控制的海南岛起飞的。毛泽东根据叶剑英的报告，作出了提早解放海南的决策，要求解放军加快渡海作战的准备。1950年5月1日，“三三大轰炸”后不到两个月，海南岛全岛解放。1951年4月25日，在轰炸中向飞机发射信号的特务余志德被执行枪决。

叶剑英决心扩建白云机场

1933年冬，广州白云机场竣工。1949年10月，撤离广州前的国民党军队在炸毁海珠桥同时，也炸毁了机场的跑道等主要设施。解放军进入广州城后，中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接管了广州白云机场。“三三大轰炸”暴露了广州防空力量和准备的不足，叶剑英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和请示，其中一个举措就是加速扩建白云机场；同时，从苏联进口较为先进的苏制高射炮。扩建机场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机场可供苏联大型运输机的降落。对此，朱光投入很大热情，执行叶剑英扩建广州白云机场的决策。

1950年8月1日上午，扩建后的白云机场开航典礼在航站楼前举行。开航仪式由时任民航广州办事处政委陈瑞光主持，时任广州市副市长朱光出席仪式并首先致辞。他对中国民航第一条航线的开通表示祝贺，希望以后广州能开通更多的航线通达祖国各地。当天晚上，受叶剑英的委托，朱光副市长在广州中华路（今解放路）的广东迎宾馆设宴招待民航广州办事处人员。宴会结束后举行了舞会。在太平南路（今人民南路）广信大厦的民航广州办事处也同样举办了庆祝晚会。我有幸躬逢其盛，很开心激动。

叶帅对资本家的妙喻

1952年“五反”运动时，朱光是广州市“五反”运动委员会主任。我在广州市“五反”指挥部办公室任秘书组长，经常需要做大会小会的记录。4月上旬的一天，叶剑英市长在岭南文物宫（今广州文化公园）礼堂作五反运动报告，我和分局的一位同志作记录。叶市长首先指出：“广州市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大进军开始了。”“两个多月来，经过反复动员，号召工人、店员和职员进行检举，号召全市人民和正当工商业家划清守法与违法界限起来参加检举，对不法资本家也鼓励他们自动坦白，政府可以从宽处理，这个伟大的运动，现在已经获得良好的开端”。叶市长“特别强调指出：广州是个进出口岸，因而就是个在经济上对帝国主义斗争最尖锐的场所。在这方面的斗争中的任何一个漏洞，都要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人民群众生活，也打击民族工商业家的正当经营。这个漏洞如果任由它扩大，就有可能从根本上影响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前途，使独立自主的新中国经济有回复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经济

的可能。”当时我记录得热血沸腾。叶帅对大会的记录稿很满意，转给了朱光。朱光表扬了我，我说是两个人整理的。记得在叶帅讲话记录稿中，有一小段后来并没有公诸于报端。那是叶帅对资本家的一个绝妙的比喻。他说：“大资本家就像一匹野马，野性十足，很有气力，很能跑。也刁顽，很难骑上。如果我们不敢骑，只好自己跑路。我们还是要教好它，骑上来代步好。大家要大胆把资本家这匹野马骑上，它要咆哮（五毒），就用鞭子鞭它（五反），教会它按正轨走路”。叶帅的意思是对资本家要利用、改造，让资本家为国家建设服务。

叶帅和朱市长都关心我这个“右派分子”

1957年“反右运动”时，我已调到广州市司法局任政策调研科科长。虽然已不在朱光身边当秘书工作了，但因为朱光兼任广州市政法委员会主任，依然在朱光的直接领导之下。我被打为“右派”的原因是无意间看到某位领导的丑行，而被怀恨在心，给我捏造材料罗织了不少无端“罪名”。反右之前，我曾组织调研活动，主编了一本小册子《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书中列出了一批冤假错案。1958年，中央对划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轻重作出六种处理，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众多“右派分子”都经历了比较悲惨的命运，一些人因此客死他乡。我被送到到郊区沙田农场（后为沙田果园场）劳动改造。“身逢困境计生骨，事到田园句出真。”在长达20年的劳动改造期间，诗是我宣泄情感的一种方式。“自挽犁耙不用鞭，穿云代雾任天然。蛇神改造终成道，牛鬼修行始变仙。”（《种田》1 9 5 9年3月）“追债，追债，道理千奇百怪。近年风调雨顺。谁将饥饿祸人！人祸，人祸，究竟何人错过？”（《调笑令·随感》，1961年1月），“异想天开夺冠军，禾黄十亩并三分。禁传连夜移苗事，谬报丰收八万斤。”（《高产田》，1961年7月）“勤耕千亩柑橙地，苦写三年种橘书。惊喜文章看国外，暗愁戴帽审囚拘。”（《喜愁》，1973年5月）正因为下放劳动期间暗暗写诗，也因此后来有了个“诗人”的头衔。1960年下半年，朱光奉调北京工作前，找人通知我请假从沙田果园回来到他家里见面。见面时，朱光对我讲了三点：第一，你划为右派的事情，事前我是不知道的；第二，长征时，张国焘定我为右派分子，带手镣脚拷，到达陕北延安后，毛主席又给我平反了。所以，你要永远相信共产党就是了。第三，我问你，看过阿扎耶夫的《远离奠斯科的地方》的小说吗？书里讲到“这里隐藏着的心理复杂性和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这点，你要特别注意!朱光的话发人深省，我深受感动，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没有想到，这是我与朱光市长的最后一次见面。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卢伟良，原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院长，被遣送粤北劳改，受尽折磨，后来，也来到白云山农场。我们在假日经常一起叙旧聊天。他讲起当年护送叶帅从香港通过地下交通线，进入苏区的一些细节，讲了护送途中，叶帅给他讲《红楼梦》中的诗词和宝玉、王熙凤的故事。粉碎四人帮后，他到北京见到叶帅。他回来后告诉我，叶帅竟然还记起你，老人家这样说：“反右的错误问题，你和朱光的那个小李子的问题，通通都会解决的。”1977年9月，我曾作《感时》一首，感谢恩人：“几百万人沦祸福，阳谋一策起京城。妻离子散难相顾，取义断章骇异惊。试问谣言谁首肯，答如冤案左言倾。清源正本还真论，感谢耀邦和剑英。”

叶剑英和卢伟良1981年在广州的合影

（作者是广州市政府办公厅原主任、广州叶剑英史料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