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帅乃

从小说到电影改编，《房间》一路收获了太多荣耀，叙述方式的智慧选择与作品本身的多义性彰显着它具备的所有“优秀”文本应有的特质。“反乌托邦”作品的气息、对两性权力关系的隐喻投射，又或者是對性侵事件的控诉，这些都隐约在《房间》中潜伏。

不过，原著作者爱玛·多诺霍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虽然这个故事确实基于约瑟夫·弗莱茨勒案，但她从一开始，就不想去写一个犯罪故事，而更情愿把这个关于‘囚禁的故事写成一个基于现实主义的童话。”———而所有“童话”都事关“成长”。在《房间》中———如同孕育在民间的口述文学中最早的“童话”一般———那些人类种族发育的原始碎片，那些古老的、关于“成长”的文化基因，依然为这个现代版成长童话所保存。

其实从某种角度而言，相当大一部分文学作品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讲述关于“成长”的故事，主人公要“出门”“历险”，克服困境或者无法克服，在经历某种切肤之痛后塑成自己的世界观，作品中展示的事件如同原始时期部落的“成人仪式”一般，以“考验”的方式将主人公的童年终结，促其走向成年。《房间》继承了欧洲优秀的成长叙事传统，巧妙地化用了众多原始成长仪式元素，重新讲述了一个“出门”的故事。小说中巧妙地穿插了许多不同文体的“不守规矩的漫游者、冒险者和叛逃者”故事，它们出现在床头故事或歌曲里，也出现在整个文本对经典童话《杰克与豆茎》的互文中，它们是那头顶上开启的天窗和飞机从天窗外的高空一瞬而过留下的印痕，甚至连小主人公都“恰好”以杰克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