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仁顺

张爱玲从来不是软弱派，她写的女人也不是。

张爱玲是强硬派。这种强硬来自她的一针见血和入木三分。或者说，因为太清醒，她无法像同时代的女作家那样，虚弱地喊着女性主义的口号，玩玩小资产阶级情调。她穿著旗袍，抱臂冷笑，于繁华虚浮中间，一眼就盯到内里紧要的所在。

可这样的女人，被胡兰成找上门来了。

当时的胡兰成是个汉奸，自恃有几分才华。但他真正的才华其实是与女人调情。胡兰成是个情感寄生物。张爱玲也不是不会调情，她的情在小说里面，调得有模有样儿。比如振保和娇蕊（《红玫瑰与白玫瑰》里面的红玫瑰）调情，娇蕊说：“我的心是一所公寓房子。”振保心里就叹息：公寓房子总是要有房客的，一个走一个来，来来去去之间，真情就像指缝里的水，渐渐流干了。但振保却在嘴上说：“有没有空房间招租啊？”娇蕊把自己打扮得像个风月老手，是因为振保素有柳下惠美誉，结果，娇蕊付出了真心，振保却只当这是一场男女游戏。

张爱玲的倔强和高傲，是她跟胡兰成开始的重要原因。她的清醒从不缺席。她明知是陷阱，偏偏要跳，“我就跳了怎么了？”她太自信了。

张爱玲在自己人生最繁花似锦时爱上了胡兰成。那时的她万众瞩目，是上海滩文化界的明星。名利让她有些晕了、蒙了、茫了，而不是男人。当然她跟胡兰成也曾甜蜜过。她的难得的撒娇都在这时候留下了记录。一次是给胡兰成写的几句话：“你这个人呀，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箱里藏藏好。”

这差不多是张爱玲最娇憨之态的写照了。这是她的旁逸斜出。张爱玲的底线，其实是白流苏。对爱情对婚姻，再渴望，也是自控的，明察秋毫，草木皆兵。爱情和婚姻原本就是女人最重要的战争。天时地利人和，哪一样都要命。张爱玲用一场《倾城之恋》成全了白流苏的幸福，她自己也遇上了战争，经历了社会重大的变革时期，她却没有白流苏的好运气。

张爱玲年轻时大红大紫，所有风光一时耗尽。就像李清照，一度婚姻幸福，才华横溢，人生锦绣，突然变故袭来，直落谷底。战争结束后张爱玲仍旧颠沛流离，生活中有各种不如意，放大了她性格里面的高傲和偏狭。她漂泊在海外，跟美国丈夫过着作家的清苦生活，他们的感情很好，相濡以沫。但知道她美国丈夫的，有几个人？大家记得的她的爱情经历，总是胡兰成。

而这种记取，很大程度上跟胡兰成本人的推波助澜有关。张爱玲的爱情，成了胡兰成的最珍贵的藏品。他在灰头土脸的下半生里，依靠着消费张爱玲来为自己涂脂抹粉。处处以著名女作家的情人自居。这副样子，实在猥琐得很。一如当年，他逃难到乡下。之前，张爱玲说过，如遇变故，她就取名为张招，满世界地去找他。而他见到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她在找他，在召唤他。风雨欲来，山洪将至，张爱玲把恐惧和无奈变成了撒娇，变成了誓言，她确实做到了，辗转到乡下去看胡兰成，而彼时的胡兰成，早就和另外的女人同居了，胡兰成就是这种人，永远不安分，永远要卖弄，要调情。晚年时分他一直写信给张爱玲，张爱玲已经是浮萍，还要被他当成稻草。她看他不起，对他的各种勾勾搭搭，保持沉默。而沉默是最大的看不起。

张爱玲的美国丈夫离世后，她守着孤独和洁癖症又过了些年。那天来临的时候，她换上旗袍，躺在床上。比她的死亡更让人难过的，是旗袍这个细节。旗袍作为载体，把张爱玲的人生重又摆渡回到了她的青春时代，她出身名门却历经苦难，但仍旧傲气飞扬，她对世界宣告：“出名要趁早啊。”

那时候她太年轻了，还不晓得，烟花的属性是璀璨一时，灰烬一世。但即使这样，璀璨毕竟是璀璨。烟花之后的寂寞，总归有追想、玩味甚至后悔的东西。人生或许会苦难，但从此不庸俗。

（摘自《长春日报》2017年6月16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