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

父亲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任导演，家中常出入漂亮的阿姨，当然，还有叔叔，但在我眼里，叔叔们似乎都不如阿姨有光彩。上海人艺，后来与青年话剧团合为现在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周谅量阿姨的这封信里，就知道上海人艺还有更早的前身，“上海华东文工二团”。我们总是忽略身边的历史，离得越近越是忽略，稔熟往往取消事物的传奇性质。从履历上看，父亲1962年进人艺，记忆中，似乎是上一年末，母亲带我和姐姐，去南京接父亲回上海，时间上就对拢了。其时，应是父亲刚摘去右派帽子，身份为俗称的“摘帽右派”，人艺在这个当口接纳父亲，并且在专业的岗位，不止是知遇，更还有济人于危难。所以，我们全家都对人艺怀感恩的心情。这些美丽的阿姨，多从事表演，艺术中人性情往往是热烈的。记得陈奇阿姨，来到家里，让我和姐姐并排坐在小椅子上，为我们朗诵一首儿童诗。诗里描写了一间窗明几净的教室，最后一句是，门口飘过红领巾的一角，暗示无名英雄和义务劳动。这是上世纪60年代前半页的画面，少年共产主义茁壮生长。朗诵者正在青春年纪，裙装外罩一件浅色羊毛衫，仿佛天人，态度何其亲切，真把我们看呆。其实，在这同时，还发生着一些严峻的事情，要经过许多日子我们才能了解。

上世纪80年代初始，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纠错改正全面展开，剧院里有三个阿姨来到我们家不是找我父亲，而是寻访母亲。她们中年龄稍长的是严丽秋，“文革”以后重上舞台，主演《姜花开了的时候》，可谓惊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