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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成败说的历史考察

2017-09-30谢武申

世纪 2017年5期
关键词:起义军南昌起义刘伯承

编者按: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日。此前,电影《建军大业》以气势恢宏、震撼人心的战争场面和丹心碧血、舍生取义的英雄本色,“燃”爆大银幕,再次将90年前那波澜壮阔的一幕拉回到我们的视野中;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对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本刊老作者、国防大学研究员谢武申先生精心撰写的《南昌起义成败说的历史考察》一文,回顾梳理往昔党史、军史著作中对南昌起义评价的两种不同说法,并对“起义成功、南下失败”说及起义军南下广东作战失利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今年,适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为此,笔者就如何评价南昌起义的成败,作一简要、浅显的评述,并以此纪念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元帅。

一、南昌起义“失败说”流传甚久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关于此次起义的成败,历来就存在着不同说法。其中“失败说”流传较久,从起义军南下失利后就已经开始。

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起义军参谋团团长刘伯承,在起义后,被派到苏联学习军事。1928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刘伯承被指定为南昌起义委员会委员。在关于南昌起义的研究会上,他作了题为《南昌暴动始末记》的报告。其中说(引文中的黑体字,是笔者为醒目而标,下同):

“南昌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在历史上的第一页,可惜是失败了,在这当中牺牲了若干同志,换得来的是什么?可以说是失败中求得的教训。我是参加南昌暴动负军事责任的一人,报告此次军事上之经过,为的是供我们的党在失败中研求教训之材料,以作此后革命进行之取鉴。”(《刘伯承军事文选》(内部资料一),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10月北京第一版,第19页)

南昌起义之前,张国焘就以共产国际指示“我们的军事若无十分把握,可将我们的同志从军队中撤出去”“起义要得到张发奎的同意”为理由,意图推迟起义。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1]周恩来为驳斥张国焘,坚持既定的南昌起义计划,生平第一次拍了桌子!当起义遭受重大挫折后,他所承受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此后,南昌起义“失败”,就成为某些人指责周恩来搞军事冒险主义的口实。周恩来严格“解剖”自己,在多次会议和场合,特别是在“文革”中作过多次检讨,说南昌起义“失败”了,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以前,在权威的党史、军史著作中,也是以“失败说”为主流的。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略去早期著作,只引证“文革”之后的,如: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于1986年完稿、1987年4月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关于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是这样评述的:

“八月三日开始,前委按照中共中央的原定计划率领部队陆续撤离南昌。由于缺乏经验,没有与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结合,起义部队在南下广东途中,于九月底十月初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的《刘伯承传》,记述南昌起义时,并未说取得了“成功”或“胜利”,而只是写:“8月1日凌晨2时,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南昌起义爆发了……起义后,部队仍旧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第68、69页)而后,就连续出现“震动中外的南昌起义即告失败”(第74页)和两次“南昌起义失败后”的句子(第75页)。

总之,“失败说”,几乎成了史学界的“共识”,出现于各种媒体、著作甚至教科书中。贺龙的女儿晓明就曾经说过:“我从小学开始学历史,就一直听到‘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这样的句子。‘南昌起义后面总要加上‘失败两个字。”[2]

二、突破禁区的“起义成功、南下失败”说

在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被粉碎,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贺龙、朱德、陈毅等恢复名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历史研究的禁区逐渐打开。有些权威党史、军史著作开始提出了“南昌起义成功、南下行动失败说”(这是笔者概括的,简称“起义成功、南下失败说”)。例如: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土地革命时期)在评述南昌起义时,这样写道:南昌“起义成功后,……夺取广东,再行北伐的战略方针,是不符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这是起义军失败的基本原因”。(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第7、8页)

1988年12月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编,军事科学出版社)记述:南昌起义部队“经过激烈战斗,歼灭反动军队3000余人,控制了南昌城。起义胜利后,中共前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起义军“在揭阳县白石和普宁县流沙地区与国民党军激战,10月初遭到失败。”概括起来,就是:南昌起义“胜利”了,但起义军在南下作战中“遭到失败”。

1989年6月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书·军事Ⅱ》《南昌起义》条目释文(第786~787页),也出现了“起义成功后”的句子。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条目作者的署名,是聂荣臻元帅。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的《贺龙传》的表述是:南昌起义军“只用了4个小时,便在8月1日上午6时,将敌军3000余人全部歼灭。起义军总指挥部的五层大楼上,鲜艳的红旗迎着朝霞飘扬。南昌起义胜利了!”(第94页)

但本书也采用了失败说,如书中记述:“贺龙后来回忆,南昌起义失败后,自己有一股不服气思想,不相信就打不赢蒋介石,所以就想回湘鄂西建立武装。”(第101页)endprint

1996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贺龙年谱》中,也出现了“起义胜利后,贺龙与叶挺分别致电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句子。

在1997年7月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8卷(军事历史Ⅱ,第862页)《南昌起义》条目释文,也沿用了“起义成功后”的句子。

2012年12月出版的《刘伯承年谱》(上卷,第37页),则改写了《刘伯承传》的说法,表述为:8月1日“凌晨,[刘伯承]协助贺龙指挥第二十军攻占南昌旧藩台衙门,消灭了驻该地的国民党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及其下属部队,完成了预定的歼敌任务,取得了南昌起义的胜利”。(“[ ]”中的字为笔者所加)

上述这些提法,是理论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肯定南昌起义的成功,其历史意义是重大的。但是,仅仅肯定起义成功和胜利,还是很不够的,对起义军南下计划的失利,尚需作客观、科学的分析,不能仅以“失败”两字而论之。

三、南昌起义军并没有完全失败

实际上,南昌起义军在南下行动中虽然遭遇重大失利,或曰重创,但既未完全失败,也未全军覆没,余部仍然在继续战斗:其中一部参与创建和发展、巩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另一小部转战湘、鄂、川、黔,在贺龙、周逸群等领导下,创建了红二军团。

首先,南昌起义军南下作战并非全部失利,而是打了几次胜仗的。

一、1927年8月25日,起义军左路纵队接近瑞金城的壬田时,遇敌钱大钧部两团之众阻止起义军南下。贺龙当即率领第二十军的一、二两师全部及三师教导团一、二总队攻击前进,经过激烈战斗,将敌军全线击溃,并于26日占领瑞金城。残敌逃往会昌。

二、8月30日,起义军进攻会昌。由叶挺率领第十一军两个师担任主攻;朱德率领第二十军第三师助攻;贺龙率第二十军主力为总预备队。晨6时,朱德率部向会昌攻击,伤亡很大。第二十军三师参谋长袁仲贤、六团一营营长陈赓、教导团团长侯镜如负伤,但攻势并未稍减。7时半,叶挺率两个师发起进攻,激战至下午4时,攻占会昌,歼敌甚多。残敌3000余人狼狈逃窜。黄绍竑所部第四师不知会昌失守,星夜赶来,也被第十一军击溃。

上述两战,歼钱大钧部6000人,缴获枪2500余支(挺)。

三、9月初,起义军一部在会昌西北的洛口地区,击退了黄绍竑部的进攻。

四、9月22日,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主力继续南进,于23日占领潮安(今潮州)、汕头。

五、李济深令黄绍竑部经丰顺进攻潮安,令陈济棠、薛岳部3个师1.5万余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起义军主力决战。中共前委集中主力6500余人迎击东进之敌。9月28日,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山湖(玉湖)附近地区同东路军遭遇,将其击溃。

其次,起义军并没有全军覆没,而是在继续战斗。

在起义军遭遇重大失利后,中共前委于10月3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部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遵此,起义军余部13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驻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在给钱大钧部以重大杀伤后,向潮安转移,10月5日在饶平县境同由潮、汕撤出的第三师一部会合。此后,这两支部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保存起义军约800人,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南昌起义军余部虽不足千人,但他们对创建、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是做出了不小贡献的。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将军曾说过,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存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

起义军的另一小部分人,则由贺锦斋等带领,转战于湖北湖南,很快拉起了百余人的队伍,同被中共中央派到湘鄂发展队伍的贺龙、周逸群等会合。

起义军余部人数虽少,却是经过严峻考验和锻炼的革命种子,其中很多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将领。

四、南昌起义军失利的两个根本原因

1927年9月28日,起义军在揭阳县山湖(玉湖)附近地区同敌东路军遭遇,击溃敌军后,继向汤坑(今丰顺市)推进,在汾水村地区与敌再次激战,至9月30日,起义军已伤亡2000余人,无力再战,遂向揭阳撤退。是日晚,黄绍竑部攻占潮安。

10月3日,起義军主力在流沙(今普宁市)与由潮、汕撤出的革命委员会会合,继续向海丰、陆丰地区撤退,在经过流沙西南莲花山时,再次遭到东路军的截击,激战不胜,部队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

这就是起义军失利的经过。但这也仅是起义军南下广东途中作战的失利。

作战失利的因素很多,刘伯承在《南昌暴动始末记》中,指出了四个弱点和六个错误。主要是:敌众我寡;酷暑远征,减员较多;懂军事的党员少,指挥不协调;没有农民运动配合;军饷筹集困难;蔡廷锴部脱离起义军。

之所以发生这些导致失利的因素,究其根本原因是:

第一,没有采纳贺龙到湖南边境发展的提议,制定了错误的南下计划。

还是在南昌起义之前,中共前敌委员会就制定了起义军南下广东,争取海外支援的计划。但在此计划实施之前,贺龙就提出了不同意见。历史的真相是:

1927年8月1日19时,起义军参谋团会议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由刘伯承主持,讨论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具体计划。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还有苏联军事顾问纪功。就在这次会议上,贺龙发表意见,说:“我不主张到广东,我觉得湖南边境农民运动做得好,有群众基础。到那里,不致在盛夏时节千里行军,而且兵员也容易补充。”(《贺龙传》,第94页)

但是,起义军南下广东地区的行动,是前敌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组织力量、重新北伐的指示而决定的。贺龙虽然是起义军的总指挥,但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他的意见,并没有引起与会领导者的足够重视,甚至也没有进行讨论。endprint

由于没有采纳贺龙的正确意见,起义军的行动计划才铸成大错。

刘伯承在后来的实际作战中,也意识到起义军到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发展的意见是正确的。所以,他作《南昌暴动始末记》报告时,指出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就空间说,未能暴动于工农有力军事要点之两湖[3],而暴动于工农不甚觉悟,形势不好,军实无源之江西。”(同上,第32页)这个观点,与贺龙是基本一致的。

如果起义军采纳了贺龙的意见,改道湖南,不但可以避免酷暑远征、大批减员,而且还可以得到农民运动的配合,吸收大量觉悟高的青年参军,起义军的队伍会很快壮大起来的。在湖南还可以建立根据地,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实践也证明,贺龙的建议是正确的。朱德和陈毅就是率领起义军余部转战湘南,才得以保存。红二军团也是在湖南创建的。

第二,没有及时处理蔡廷锴等的异动。

蔡廷锴等人在脱离起义军之前,是有明显征兆的。贺龙建议叶挺将他们扣留,但叶挺并没有采纳。以致8月4日,身为第十一军副军长兼十师师长并兼左翼总指挥的蔡廷锴,驱逐了在该师的共产党员,率部4500余人,于江西进贤地区归附了蒋介石。遂使本来兵力就劣于敌人的起义军,更是雪上加霜!

刘伯承在《南昌暴动始末记》一文中说:在起义前,“蔡廷锴及其军官有些还是不稳定的,贺龙等主张,一并扣留制裁,终未实行,以致演成进贤叛变的事来,为后来失败的一种原因”,“如南昌扣留了蔡廷锴,第十师尚在,这是绝对打大胜仗,那是李济琛[深]基干部队完全失败”。(同上,第21、29页)

五、贺龙在南昌起义前后的重大贡献

贺龙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之后,无论是入党之前,还是入党之后,始终不改初心,忠贞不二。

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殘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贺龙“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刻,毅然选择站在中共一边,拒绝了蒋介石邀他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诱惑。贺龙还把被国民党追捕的刘少奇、朱德等大批共产党员(据不完全统计,从各地逃来武汉的共产党员约300余人)、工人纠察队员,接应到自己的第二十军中保护起来。

当贺龙还没有被批准入党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经过十几年艰苦斗争、亲手创建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4],全部献给了中共。

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遭到数倍敌军的围堵,尚无取胜把握。在此境况下,已经数十次提出加入中共的贺龙,又一次要求加入中共。经中共前敌委员会讨论,一致同意吸收贺龙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8月末或9月初的一天,在瑞金的一所小学校里,举行了贺龙的入党宣誓仪式,介绍人是周逸群和谭平山。周恩来在仪式上说:“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

贺龙入党后,被编入中央特别小组,同组中有周恩来、张国焘、廖乾吾、刘伯承、周逸群等。

起义军被打散后,有些人脱离了中共,有的远逃东洋,有的去了欧洲,有些甚至投降叛变。

而贺龙则坚定地和周恩来等前敌委员会的同志一起,共战斗、同生死。他和刘伯承按照前委的疏散计划,经香港辗转来到上海。中共中央安排他们到苏联学习军事。在刘伯承等第一批赴苏同志顺利到达苏联后,交通线被敌人破坏,贺龙等准备第二批赴苏的同志未能走成。于是,贺龙则向党组织请缨,表示要和周逸群等同志到湖南为党重新组织革命武装。在前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他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他的请求得到了中共中央常委的批准。

1928年1月,贺龙、周逸群离开上海,先到湖北,会合了参加南昌起义失散后回湖北拉队伍的第二十军一师师长贺锦斋等,第三十二军在两湖地区组织起一支近四百人的革命武装,于当年7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30年,贺龙和周逸群等又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后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的红六军团、第三十二军会师,并于1936年7月5日,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被任命为总指挥。

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二十八军、独立一师、二师、赤水警卫营和总部特务团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一二〇师,贺龙任师长。抗日战争中,一二〇师发展为晋绥野战军。解放战争中,贺龙顾全大局,服从党的决定,无私地把自己亲手创建的部队交由彭德怀指挥,被编为西北野战军。

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颁布的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命令,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

1948年2月,为迎接全中国的解放,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周恩来提议设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并向全军下达了征求设计图案的电报。负责组织军旗军徽设计工作的军委作战部,经过一年多的筹集、遴选,确定了二十多个样旗图案上报中央。毛泽东看到这些军旗图案上均无“八一”二字,就向作战部建议:设计军旗、军徽时,要有“八一”二字。于是,作战部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重新设计了带有“八一”二字的三种图样。恰逢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周恩来指示作战部把军旗军徽图样摆放在会场靠墙的一排桌子上,请与会的中央委员们在会议中间休息时审看。

贺龙看过军旗军徽图样后,回到座位上,吧嗒吧嗒地抽着烟斗,默默不语。当大会主持人发问:诸位委员,看过军旗图样后,有什么意见吗?中央委员们绝大多数表示同意“八一”二字在左上方的第一种图案。

只有贺龙高声说:我不同意军旗上有“八一”,我提议换上象征秋收起义的“九九”两个字。

这件事,是至今不为世人所知的。因笔者曾为写《“八一”军旗、军徽诞生记》,访问了参加设计军旗的多位老同志和贺龙身边工作人员,才得知这一经过的。

2017年5月31日于北京

注释:

[1] 1927年7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

[2]贺晓明曾说:“我个人认为南昌起义没有失败,而是成功的。理由如下:第一,南昌起义如果失败了,那八一那天朱培德哪里去了?是被起义军打走了。所以,应该说起义是成功了。第二,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被捕了吗?一个没有。不管他们后来到了什么地方,都没有被捕。这种记录不足以说明南昌起义失败。起义之后,至少在保护主要领导同志和部队的有生力量是成功的。第三,南昌起义是不是全军覆灭呢?绝对没有!留下来的部队上了井冈山。”

[3]两湖,指湖南、湖北两省。

[4]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其前身是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因在北伐战争中功勋卓著而升编的。所属第一师师长,是贺龙的堂弟贺锦斋,党代表方维夏;第二师师长秦光远,党代表陈恭;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全军兵力,说法不同,约为六千至七千余人之间。

责任编辑 周峥嵘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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