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章星

摘 要：传统文化教育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宋明理学”为例，其思想核心与思政教育的道德认知趋同、实践方法统一，价值追求一致。经过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与当前的思政教育实现价值衔接，从而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宋明理学；思政教育；价值衔接

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优秀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数千年的历史积淀造就了许多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待传统文化我们要有一种温情的敬意，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吸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当前实际继承发展出新的时代精神，更好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习近平同志曾在多个不同的场合倡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他提到：“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习近平同志关于传统文化的论述，很好的解释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阶段的今日，中国传统文化有何功用的问题。应当指出，大力提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其实也是当下思政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这要求我们要结合时代需要阐述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要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与当前思政教育的价值衔接。在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容当中，对民族精神的提升和锻造具有重大影响的“宋明理学”就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发扬的优秀传统文化案例。

一、宋明理学的价值内涵

（一）宋明理学内容

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支柱——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之一。“理学”一词最早出现于萧梁时期僧佑编的《弘明集》卷2：“高洁贞厉理学精妙，固远流也”，此理学与后世“理学”的含义完全不同。到了宋代，理学成了新儒学的代名词，宋明理学又被称为 “新儒学”、“道学”，是宋明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主要的社会思潮” [2]

宋明理学的体系庞大，包罗万象，但理学的实质内容其实还是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价值追求。例如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名分等级（尊卑有序，内外有别，华夷之辨等），内圣外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具体内容，在宋明时期，由于三教合一、援佛入儒，有着更为抽象的哲学概念表述。对于理学中的三纲、华夷之辩，内外有别等糟粕，我们要摒弃，而对于其中诸如仁义礼智信、内圣外王等优秀的精神内核，我们要积极继承发展。

（二）宋明理学的内部差异

理学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但对于理的表述则是多元化的，这很容易就产生了不同的派别。理学的派别只有对理学具体表述及如何实现“理”的区别，他们在理学的实质内容上没有分歧，就好比一棵树上不同的枝叶。朱熹在《近思录》和《伊洛渊源录》二书中按地域区分了不同的学派，推崇周敦颐为道学（理学）的创始人，将张载列于二程之后，他死后，“濂洛关闽”、“周程张朱”，成为流行的称谓，加上陆九渊及其后学王阳明的“心学”和浙东事功学派，构成了按地域划分的大致派别。也有的学者根据不同理学系统的宇宙本体论将理学划分为：理本论（二程、朱熹）、气本论（张载）、心本论（陆、王）。针对如何实现理学的认识论上也有着差别，主要有：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学说上的差异。

（三）宋明理学的历史价值

宋明理学开一代之风气，游学讲学之风昌盛，极大的推动了宋代及后世的书院教育。宋明理学是我国哲学史上的高峰，在佛道两教在宋代以后理论创新进入瓶颈期时，理学的发展成为了我国哲学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将儒学上升到思辨哲学的层面。柳诒徵先生将宋代儒学（理学）对中国文化的的影响总结为四点：其一，修身之法之毕备也；其二，教育之复兴也；其三，哲学之大昌也；其四，本末之一贯也。[3]理学所提倡的内圣外王的人生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民族精神的提升和锻造具有重大影响，内圣外王成为宋明以来文人士大夫的终极追求，也影响到了广大普通民众，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宋明理学思想核心与思政教育的价值契合

（一）道德认知的趋同性

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要：“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重要的人生必修课，自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见贤思齐，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努力以道德的力量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这与宋明理学的追求不谋而合，一脉相承。

宋明理学家们认为：“理”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理”指的是宇宙本体的理，即万事万物的规则。如程颐说：“天下万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需有一理。”[4]这就要求我们凡事要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对与思政教育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二层“理”則是伦理道德的“理”。《二程集》言：“礼者，理也，文也” [5]、“人伦者，天理也” [6]。思政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德育的重视，四有新人的要求之一就是要“有道德”。第三层“理”指的是人们的“人性”。程颐说：“性无不善。而又不善者，才也。性即理也，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7]，“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矣。”[8]

在上述基础上，二程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其最初的本义是“要求人们学习实践道德，不能无限制的发展私欲。”[9]可见道德伦理在宋明理学中的重要性。应当辩证的指出儒家学说的道德观与现代社会的相去甚远，但其中合理的、优秀的道德追求真实反映了人性的光辉。在克制人的欲望，强调对社会的贡献方面，它与集体主义的奉献精神不谋而合。

（二）实践方法的统一性

在如何实现理的途径上，宋明理学提出要“格物致知”。认为：“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矣致之，不穷不能致也。”[10]二程的“格物致知”微观层面要求“至物”，即穷致物的“理”；宏观层面要达到“穷理致知”即“集众理，然后脱然自有所悟。”[11]而“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主客观统一的基础是思想教育实践”[12]，思政教育的开展与实施是一个不断实践认识的过程，在微观层面我们要分析具体实践的要素、过程以及效果，在宏观层面要在这些具体的实践中总结思政教育的规律——及归纳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范畴。张耀灿先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是实践的产物，也是认识的结晶，是实践和认识的辩证统一。”[13]可以说思政教育的实践在客观上遵循了“格物致知”的方法论，二者可以实现实践方法论的统一。endprint

（三）价值追求的一致性

儒家思想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把个人修身的好坏程度看成政治好坏与否的关键。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则是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唯一途径，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被视为内圣之业，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被视为外王之业。“内圣外王”是宋明理学追求的核心精神，它对中国的政治、伦理、文化以及哲学等领域均产生重要影响，其终极目标是将个人价值与家国兴衰紧密的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与建设者，在价值追求上都是将个人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二者虽然实现的路径不同，但是在终极价值追求上是一致的，都是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社会人。

三、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政意义

宋明理学的价值追求被北宋理学家张载归纳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名言被称为“横渠四句”，历代仁人志士引以为座右铭，多位国家领导人曾在不同场合引用。可见，宋明理学的价值追求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之后，完全可以实现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衔接。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14]大力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增强民族自信和道路自信，培养大学生明辨是非，识大体，顾大局的观念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思政教育的目标指向是圆融共通的，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其实也是在落实思政教育的初衷。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15]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第1版.

[2]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6页.

[3]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4]程颐、程颢：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193页.

[5]同上书，第125页.

[6]同上书，第394页.

[7]同上书，第204页.

[8]同上书，第274页.

[9]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60页.

[10]程颐、程颢：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16页.

[11]同上书，第175页.

[12]张耀灿、徐志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4页.

[13]同上書，第274页.

[14]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15]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第1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