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静

大众文化语境下的“非虚构写作”

○薛 静

2006年，《中国作家》在改版时，将月刊分化为《中国作家·纪实》与《中国作家·小说》每月各出一刊，并在《中国作家·纪实》中开设了“非虚构论坛”栏目，兼收专业学者的理论论述与普通读者的评论建议，为“非虚构写作”中国化进行了充足的理论建设。而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的“非虚构”专栏与随后推出的“人民大地”非虚构写作计划，则将“非虚构写作”的创作实践推向了高潮。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李娟的《羊道·冬牧场》等一批颇具分量的作品，都是从这个平台中走出。中国传统主流文学的生产机制，酝酿出了中国的非虚构小说。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中产阶层队伍扩大。不同于在中国阶级斗争语境下被污名化的小资产阶级，因改革开放而产生的中产群体，要求重新确立自己的话语模式、价值标准与生活趣味。一批新闻周刊在日报晚报与文学月刊的缝隙中生长出来，并日益壮大。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相继创刊，为中长篇特稿写作提供了园地。而2010年前后，基于《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和康泰纳仕在中国推出的《GQ智族》，则逐渐成为“非虚构写作”中新新闻报道的重镇。讲述中国商业帝国巨头的《企业家们的公共生活》、观察汶川地震引发的人性与道德重审的《裸奔者范美忠》、描绘二次元民族主义的《帝吧风云》，都为这个变化的时代进行了精准的速写。

中国“非虚构写作”的两条线索，一条自传统主流文学而来，关注中国最为隐蔽的乡村与底层，从杂志走向书店，凝聚为厚重的精神故土；另一条则向大众文化而生，聚焦当代风口浪尖的资本竞逐和文化博弈，从杂志走向网络，形成了锋利的异托邦解剖。它们扎根在城乡两极，遥相呼应，用非虚构的文字编织出了当代中国的现实与真相，共同讲述着文化中国的来路与去处。

一、文学、乡村与知识分子：“非虚构小说”的三重脉络

“非虚构写作”进入传统主流文学，并不是简单的写作样式的更迭，其背后交织着传统文学对现实的强烈责任感、使命感，与文学实践逐渐脱离普通民众的无奈与焦虑。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建立，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文学都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然而随着社会转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传统主流文学与读者的亲密关系却逐渐解体。

1985年前后，先锋文学在文坛兴起，文学开始“回到文学自身”，追求文学性，学习西方现代派技法。如果是作为现代社会自然孕育出的小规模精英式文学实验，这本无可厚非，但在改革开放初期，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水平都距离典型的“现代”仍有不小的距离，无论是作者的写作方式，还是读者的审美水平，都不足以支撑这一实验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有机运转，而让它更像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带着焦虑和笨拙的照搬和模仿。特别是当文坛扎堆求新求异、转向自身的时候，与普通民众关心的内容、熟悉的笔法自然拉开了距离。根据学者邵燕君的研究，文学期刊的订阅数量与销售数量大幅下滑的时段，正和文坛的现代主义转向时期重叠，在田野调查中也呈现出正相关性。“到1998年有关部门重申1984年提出的所谓‘断奶政策’时，全国几百种文学期刊中，超过万份的不足10%，大多数只有几千份，甚至几百份。”①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转型，也加速了民众离开文学的脚步，文学从社会文化中心走向边缘，不得不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经历过二十余年的自我反思与锤炼之后，2010年前后逐渐勃兴的非虚构小说，就是对于重新回归民间、进入大众的一种尝试。非虚构写作不仅是促使创作者将关注点从文学技巧转向内容表达，为文字和文学“做减法”，更重要的是，将写作者自身，从文学的操控者，还原为芸芸众生之中的“人”。而在这一基础上，正如《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在对“非虚构写作计划”进行阐释时所言：“我们希望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和建立自我与生活、与现实、与时代的恰当关系。”②

选择重新回到现实，接续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非虚构小说选择的切入点大多集中在乡村。这种不约而同的选择，一方面源自现代文学里乡土中国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源自“乡村/农村”作为中国社会向前进发过程中不断遭到抛弃的现代性他者所带来的悲情想象，与“背井离乡”的知识分子在面对“乡村/农村”时的自我救赎。

教师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课余活动与社会实践活动。比如，在班级内召开品德交流会，德育学习经验交流会，班级之间举办心理健康知识竞赛、演讲、辩论比赛等活动，让学生切实体验到德育学习的生动活泼与妙趣横生。也可以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走进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体验社会生活的苦辣酸甜，积累更多的生活经验。教师通过开展“我是小小消防员”“城市环保护卫队”“参观工业园”等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学生进行角色体验与岗位锻炼，帮助学生树立道德意识，在特定的角色中实现道德体验与完善。这需要教师、学校与家长的多方面努力，在常规教学中融合，创设德育教育环境。

乡土中国是中国文学中挥之不去的存在，新文化运动后，从乡村进入城市、从中国传统知识结构进入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之中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在确立自身主体性时，首先建立的他者，便是刚刚离开的乡村。在现代作家的笔下，乡土中国既是一片等待救赎的处女地，承受着凝固的时间中，早已衰朽的秩序、愚昧野蛮的文化，呼唤着自己的拯救和征服，又是一片永恒存在的温柔乡，永远有善良淳朴的农家少女、淡泊从容的白发老翁，可以抚慰自己在大城市中屡屡碰壁带来的挫败与感伤。在这种回望的姿态中，乡土中国被他们第一次间离和抛弃。

而在新中国建立后，乡土中国的呈现从“乡村”转变为“农村”，如果说前者代表了对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中国传统人情社会与文化的保留，那么后者则强调了在阶级斗争的语境下，“农”所代表的阶级属性，及其背后蕴含的巨大生产力。“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的社会化是为‘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服务的。由于中国城市工业化的资金主要是从农村获得，国家通过特殊的经济制度安排来实现以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获得工业发展资金。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急迫地把农民组织到集体经济组织里，并不是仅仅出于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甚至也不是农民利益的需要，而是国家工业化的需要。”③因此，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题材作品看似蓬勃，却并非是对现实农村的自然呈现，而是肩负着建立农民的国家认同、将农民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成员的政治使命。这种貌合神离的文学创作，则成为对于乡土中国的第二次抛弃。

现代化进程中，从文化与经济上对乡土中国的两次抛弃，凝结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乡土中国所怀有的原罪感。而当中国经历改革开放而进入现代秩序，文学逐渐卸去政治属性，乡土中国及其子民，则再次以“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等形式被重新召唤回来，以“零度写作”等方式呈现出属于自身的样貌。非虚构小说，则正是沿袭着这一发展脉络，进一步回归乡村，进入“底层人”与“打工者”的故土，进一步削减匠气，甚至放弃“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的“文学”与“虚构”，以一种报偿的姿态，重新描述乡土中国的现实。

用“非虚构”的方式呈现现实，表面看似不干预、不作为，然而背后蕴含着的，却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者那介入现实与改变现实的强烈企图。慕容雪村在《中国，少了一味药》中，通过卧底潜伏的方式，深入江西上饶的传销团伙，带来了整个传销机制运营的一手资料。他在23天的摸底调查中，全程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和冷静，对传销团伙的培训洗脑、组织架构、活动规律都展开了详尽的描述。而在离开传销团伙之后，慕容雪村立刻以此为证据向公安机关报警，在《中国，少了一味药》的创作手记中，也充盈着对中国底层民众因缺乏常识而深陷泥潭的痛切。在观察记录期的不干预，正是为了让那些扭曲的、不正常的社会现实，以更加触目惊心的方式集中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并未妨碍将自身置于其中的作者从内而外寻求突破的努力，并且亦点燃了反思现实、改变现实的更大力量。从以“虚构”为武器到以“非虚构”为武器，在现实本身的荒诞面前，知识分子正试图凝聚起更多的力量。

然而，并非所有“非虚构写作”的作者，都能够如同慕容雪村一样，将问题纳入到现代秩序可以消化的范畴。知识分子在“非虚构”的大企图背后，隐藏的更多的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话语危机。《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写作的动机即是感到了文坛创作与农村真相之间的隔膜、学院化知识生产方式的局限，为“写着言不及意的文章”而羞耻，于是决定“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的村庄”④。然而这种回归，并没能为上世纪80年代启蒙神话破灭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新的话语模式，恰恰相反，乡村的闭塞落后、自成一体与牢不可破，反而显出了“（启蒙）话语”本身的无效性。“非虚构”看似是悬置了“话语”带来的干预，其实正是为业已中空的话语提供一个喘息之机。

二、城乡之间，中外之间：两种“非虚构写作”的对话

在传统主流文学的“非虚构小说”之侧，是在“客观报道新闻”与“直面社会大众”两种脉络下产生的都市新闻周刊特稿写作，也即中国的“新新闻报道”。和十几万字以上的长篇非虚构小说相比，几万字的新新闻报道短小精悍，然而却能直击时代痛点。新新闻报道式的非虚构写作，常常选取突然蹿红、颇有争议但同时人们并没有深入了解的人物；相比于一般的现象报道，更侧重于分析人物与事件的缘由，显露其中复杂的褶皱；在描绘核心事件的同时，对人物的成长经历追根溯源，试图描摹出其一举一动背后的深层心理机制；最为关键的是，秉承“非虚构”的写作态度，尽量不带有任何立场地将这些信息加以梳理和串联，最终呈现给读者。

如果说“非虚构小说”描绘的是乡土中国，那么“新新闻报道”描绘的则是城市中国。在乡土中国中，是凝固不变的陈旧秩序，在外部世界的不断冲撞中，激起的死水微澜，无论是《中国在梁庄》里，王家少年强奸82岁老太，昆生执意将火化后的骨灰在棺材里复原为人形，还是《中国，少了一味药》里被传销组织的高额利润洗脑的底层青年，他们透露出的都是一种对“常识”的严重匮乏，法律的、生理的、科学的、经济学的常识。而“常识”，作为默认的共同语言，恰恰是现代社会用于凝聚成员的关键，当人们共享了同一套时间维度、价值体系与知识话语，才能产生同理心与共情感，结成一个相对稳固的现代性集群。这种“常识的匮乏”，让作为写作者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试图介入与改变的无力。

而在城市中国中，则是飞速变化着的社会，时刻在拷问着业已形成的“常识”。《企业家们的公共生活》里，以刘晓光、王石、冯仑、任志强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家在自发建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过程中，在不断的论争和妥协下，完成了一套民主体系从无到有的创建。原本已经被本质化的“民主/政治常识”，重新演绎了其在一个小小的人类社会里从血肉中诞生的过程。而《网书大亨》，则是以唐家三少为原点透视2014年群雄逐鹿的网络文学市场，这位作品年销量超过两千万册的网络作家，其成功的秘诀就是“保持自己的水平不提升”，这样才能保证核心受众群永远是最基层的小白读者，因为这个群体的量是最大的。这种颠覆常识的新规则，恰是整个网络时代变革的一个缩影。

一边是“常识”的空缺和匮乏，一边是“常识”的松动和自反，同样以“非虚构”写作方法呈现的两种写作样式，一个代表了乡土中国，一个则意味着城市中国。这两者之间，是城乡二元对立、阶层分化日益严重的割裂中的中国，同时又是共享着相似困惑、彼此形成强烈互文的割不断的中国。“非虚构写作”所呈现的两极，一边是中国的来路，一边是中国的去处，共同勾勒出当代中国不停流动的过程。

而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在自我审视的同时，也自然会成为另一个被观察的对象，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渐提高，以“中国”为对象的域外写作也蓬勃兴起。而作为“非虚构写作”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盛的源头，《纽约客》也以知名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的《探寻内衣的秘密——中国商人和资本全球化》来描绘它眼中的中国。来自中国浙江温州小城镇的商人们，将乡镇工厂生产出的内衣运至埃及销售，在这个保守的穆斯林国家，女性们黑袍之下的隐秘生意，全由他们掌控。

《华尔街日报》记者张彤禾（Leslie T.Chang）的《打工女孩》与《纽约客》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的《野心时代》，则分别从中国底层打工女性与中国意见领袖知识精英的不同群体出发，阐释当代中国的形象。这些域外中国题材“非虚构写作”，在深度上显然不能与中国本土的创作相媲美，然而却也常常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角度，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材料的呈现中，身为中国局中人的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从未将城乡中国视为完全割裂的两极，反而是发现了在经济秩序中两者的紧密关联，为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的对话，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虚拟时代的“非虚构写作”

“非虚构写作”成为近年来中国的又一文化热点，其最大的语境，是中国乃至世界，都正在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虚拟时代”。正如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预言的那样，媒介正日渐成为人的延伸，21世纪的赛博格空间正借由现代科技逐步形成。然而，在个体能力延伸、人类与客观事物距离缩短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时代被重审。网络诞生的初衷，在于使“天涯若比邻”，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空间概念在网络平台上已经不能成为沟通的阻碍。但是，这却并没有能够让人们变得更平等、更统一、更包容，相反，人们在网络空间中更注重表达，关心和自己强关联的事物，而为了取悦用户的互联网服务与科技，在通过算法筛选推送信息的过程中，强化而非补正了这种兴趣偏好。原本的血缘、地缘社群被趣缘社群所取代。在海量的信息世界中，人们只是延展了线下生活的半径，人群之间的差异，因为这个半径的延展，反而越发强化，无形之间，人与人的隔阂也就更加深刻。从根本上看，网络时代并未能带来不同群体之间的融合，反而使各个群体更加分化。

2016年英国公投脱离欧盟、美国大选特朗普获胜，都昭示出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阶层与拥有投票权的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兴盛，宗教争端频仍，都标志着世界正从全球化时代进入逆全球化时代，在科技和政治的惯性下，人们将进一步走向群体的封闭。

而文学领域开展的“非虚构写作”，正是对这种现象有意识地补正。通过“非虚构”的作品，让读者跳出个人的趣缘社群，而进入到完全陌生的空间，了解另一种人群及其生活方式，从而发现整个社会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在“虚拟空间”当道、“真相”与“真实”皆被悬置，“只要获得快感，无论实现方式”的背景下，“非虚构写作”恰恰是一把将人拉回现实，直面真实，不提供“快”，而感受“痛”，让人们在冲击的阵痛中，告别虚无主义，重新感受到自己的血肉与存在。

因而，作为“非虚构写作”的两重线索，“非虚构小说”与“新新闻报道”，不但是相互砥砺的两极，同时在对抗虚无的意义上，又是相互协同的同侧。“非虚构小说”所对应的，是以玄幻、奇幻为风格之一的网络文学，充满架空元素和瑰丽想象的网络文学，甚至近两年在国际上声名鹊起的中国科幻文学，都并非只是“虚构”“虚拟”或“虚无”，而是用后现代魔幻主义的方式，通过春秋笔法来对时代精神进行现实主义的描写。

“新新闻报道”所对应的，则是西方新闻业界近几年来对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简称VR）、增强现实技术（Augmented Reality，简称AR）、混合现实技术（Mixed Reality，简称MR）进入新闻报道的全新探索。在“新新闻报道”的“非虚构”之外，在这些新技术带来的变革，让另一些新闻报道有能力完全虚构——使用VR技术创造一个新的情景，并让读者沉浸其中，从而体会事件当事人的真实感受，达成现实虚拟之上的逻辑真实和情感真实。例如英国《卫报》运用VR技术制作《6×9》视频，让体验者亲身感受单人监狱的生活，关注单独隔离给人带来的心理创伤；美国《纽约时报》以VR纪录片的方式，让用户身临其境地体验“黑户”移民在移民拘留中心的日常生活，从而引发对美国移民管理体制、非法移民者人权等问题的关注。

在城市与乡村两个维度展开的“非虚构写作”，摒弃了在文本层面的过度雕琢，在克制、平实、不动声色的白描式勾勒中，通过内在的丰富细节与丰沛情感，完成对当代中国真实面貌的刻画。同时，中国从两个路线展开的“非虚构写作”，也正是在当下这个“虚拟时代”的语境中，现代科技中人的异化的时刻警惕。“非虚构写作”秉承关注现实的文学传统，通过文化力量统合科技力量，始终进行着抵抗虚无、重构现实的上下求索。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①邵燕君《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②李敬泽《文学的求真与行动》[N]，《文学报》，2010年12月9日，第3版。

③李杨《工业题材、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乘风破浪〉再解读》[J]，《文学评论》，2010年第11期，第48页。

④梁鸿《中国在梁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