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柯

文艺批评的未来维度和中国精神

○崔 柯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开篇，就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高度，论述了文艺在这一事业中的重要意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①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党和国家从当今世界局势和中国的国情出发，所制定的宏伟发展蓝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明确的阐释：“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②在这样的宏伟视野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文艺对时代和社会发展未来的预见作用，要求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地迈向未来”③。可见，对文艺的未来维度的强调，强调文艺作品应和“中国梦”这一远景结合，是《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而“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④，文艺作品对未来维度的描绘，应该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具有中国特色和当代品格。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的继承和发展，为我们理解当前文艺理论、文艺创作的一些典型问题，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供了指导和启示。本文拟结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始人的论述以及中国当代文艺的历史和现实，对这一问题做一些粗浅的阐发。

一

正如恩格斯曾因巴尔扎克“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人”而将其小说称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⑤一样，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对未来社会、未来的人以及文艺的未来维度的构想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视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是书斋里、学院里的理论家，而是将理论批判和现实批判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家。他们所思考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自由与解放之路，在这一视野之下，他们通过经济、政治、哲学等各个领域全面的思考，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指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和解放事业的历史性意义，并预见了未来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解放的理想图景。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总体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文艺观，同样有着一个指向未来的维度。

对文艺的考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历史科学”的一个环节。在他们看来，人的思维过程有两个相反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第二条道路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两条道路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具体—抽象—具体”的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过程。而通过第二条道路，再现出来的具体“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⑥。这一思维过程不仅是人的主观意识范畴内的活动，而是和人的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人通过实践，改造对象世界，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确立起自己的主体性。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就是人在不断扬弃对象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身的过程。“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了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⑦文艺是人类实践过程的一个环节，是随着人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而发展的：“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像，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艺术视为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它不是‘以思辨的方式’‘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而是在精神领域中实现的对所反映的世界的实际改造，这种改造的结果是创造出（当然是以纯精神的方式创造出）新的‘现实’，虽说它是由人——即艺术家——的想象、幻想创造出来的”⑨。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艺术放在人类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的视野中去看待，他们对各个阶段艺术的考察，都是把艺术放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来看的。在人类社会早期，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艺术则反映了人类早期对待自然界的态度，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希腊神话的时候指出的：“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⑩艺术是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的反映，这一反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发生变化：“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11)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艺也必然要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在文艺复兴这一“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现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认识，这一“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期，“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12)。这种时代精神反映了人改造世界的巨大进步，也推动了文艺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莱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分支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是画家、铜板雕刻家、雕塑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被蒙塔朗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又加以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编纂学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清扫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清扫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创作了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13)。这些成就，正是得益于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巨大进步，于是，“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14)。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人与世界的对象化关系走向了一个关键性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私有财产等怎样把人化为抽象，或者它们怎样成为抽象的人的产物，而不成为单个的、具体的人的现实”(15)的状况，并对文艺的未来发展做了描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和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是消灭私有财产，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艺术，就是在消灭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实现人与对象世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充分和解。

共产主义社会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形态，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消灭，意味着将人从资本的异化中全面解放出来，“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16)。对资本的扬弃带来的是人的感性的全面解放，是人的丰富性和全面性的体现，人不再通过货币这一抽象的中介物与对象发生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绝对贫困”相反，这样的人是富有的人：“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17)这样的“富有”状态，是人类从实践上和意识上的彻底解放，是人在实践和观念上的全面自由，而经过这种解放的人，和对象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为人的。眼睛成为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成为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18)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的未来解放状态的描述，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设想，也不是对理想社会的诗意想象，而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的，有其历史和逻辑上的依据。

首先，人的自由和解放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条件的。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他们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步性，并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视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现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体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19)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形态进步的必要条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分工促进了艺术等精神活动的发展。但分工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人的精神完全被资本逻辑所控制，人的感性生活和人际关系完全被抽象化。共产主义社会正是对资本主义这种极端片面、抽象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扬弃。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0)。

随着社会分工的消失带来人的全面解放，艺术活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阶级社会里，尽管也有伟大艺术作品和伟大的艺术家产生，但由于社会分工的存在，艺术成为一种专门的领域，“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从事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人们可以按照个人的需要去安排自己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因此，每个人都可以有条件去从事艺术活动。在这一社会状况下，艺术活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掉，个人局限于某一艺术领域，仅仅当一个画家、雕刻家等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动的一种称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赖这一现象，也会消失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21)

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激烈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对人类社会和文艺的未来发展前景做了科学的预见。

二

“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22)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还是着重于思想上的批判，从理论上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做了准备。在20世纪的东方，作为革命家的列宁和毛泽东不仅从思想上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而且从实践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伟大设想，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胜利。同时，一系列代表着无产阶级利益并体现了无产阶级立场、观点的伟大的艺术家、艺术作品也相继出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精神上的动力和支持。

在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新阶段，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立足我们的现实去扩展我们的想象空间，从而为我们的现实实践提供一种精神动力，应是文艺作品的应有之义。然而，面对近些年中国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文艺创作却热衷于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23)，遑论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做出某种预见。

文艺对未来失去洞察力，其中原因是多方面，在笔者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对“中国道路”“中国精神”的坚守。新时期以来，随着对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曲折的反思，尤其是受到冷战之后历史终结论、艺术终结话语等文化思潮的影响，文艺界曾一度对中国的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某些曲折做了过度的反思，不愿正视20世纪中国走过的道路，甚至有意无意地忽视20世纪中国文艺的传统。

这里，不妨以文艺理论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文艺学”这一学科命名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不少学者已经指出，“文艺学”这一术语是从苏联引进的，原本意义应是“文学学”，由于汉语表述习惯而采取“文艺学”的命名。但是对于采取“文艺学”这一表述的依据，以及由这一命名带来的理解上的混乱等问题，目前似乎还未达成统一的认识。在笔者看来，对这个问题，不仅要从逻辑上进行辨析，也要立足中国的历史语境进行理解。

首先，“文艺”一词往往用来指代文学现象或者以文学现象为主体的艺术活动，而不是广义的文学和其他艺术门类的总称，在现代文学语境中，“文艺”一词不是文学加艺术的并列结构，而是“有艺术性的文学”或者“作为艺术的文学”，“文艺”就是指称文学，早有现代批评家对此做了解释。这种对“文艺”的理解只是早期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此后，“文艺”这一概念通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文艺活动的一系列阐述和规定而取得了特定含义。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活动是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在这里，“文艺”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现象，而是以“人民大众”为群众基础和最终指向。

此外，从文艺学的学科发展来看，一方面，文艺学是建国后才成为大学中文系的独立学科的，这里的“文艺”当是延安时期以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文艺“含义，和民国时期文学理论教材里用的“文艺”虽然字面相同，但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在这里，以“人民大众”为群众基础是“文艺”的潜在含义。可以说，在产生之初，作为一门学科的“文艺学”，其研究对象不是一般意义的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而是有着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文艺学”的学科命名，原因固然有“文学学”不符合习惯的表达方式，然而更重要的，应该是对《讲话》以来所确立的“文艺”概念的沿用；另一方面，文艺学的学科设置，是与建国初期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的，在文化领域里，配合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的建设，引导人民群众尽快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是一个迫切的任务。文艺学因其理论品格而更适合做这个任务的有力担当者。应该说，当时的一些理论探讨，从今天来看似乎有理论性不足的嫌疑，也确实存在理论优先于事实甚至“以论代史”的问题。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理论普及，也是迅速以社会主义思想观念改造人们的意识，以配合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必要。站在今天的历史制高点上，以当下完备的知识体系和严密的理论性来将当时的文艺学建设指责为在苏联影响下的工具性和教条主义，是存在错位的。

因此可以说，文艺一词具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其群众基础，一个是其社会主义性质。无论是从“文艺”一词的概念考察还是从文艺学的学科产生来看，文艺学与我国的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历史都是紧密关联的。“文艺学”这个概念、这个学科本身，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创造，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一个成果。忽略了这种历史语境，仅仅从中国和西方文学理论内部发展的脉络中考察，是无法理解“文艺”以及“文艺学”的一系列相关问题的。

而新时期的文艺界在纠正对之前的偏差时，客观上消解了这两个规定性。一方面，新时期对于之前文艺理论过度政治化的情况进行了反思，这样的必要性无须多说。然而，对文艺理论研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诉求，往往试图剥离政治因素寻求学科独立。这样，抽离了政治维度的文艺理论研究，就有可能脱离其历史和现实语境，而抽离了政治维度对其做反思，就无法有效地描述文艺学在中国语境下的产生、发展以及如何走入误区的历史脉络，无法有效地解释文艺学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也就难以说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走过的曲折历史和面临的困境。另一方面，随着学科发展更加严密和规范化，文艺学逐渐成为一个学院知识生产的领域，出现专业化乃至艰深的趋向，逐渐失去了文艺学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样，文艺学所产生初期的两个规定性在新时期被忽视、被抽离，新的文艺学学科范式虽然多样，却缺乏一个公认的、有效的范式，其原因就在于，抽离这两个规定性的文艺学研究，没有也无法对文艺学学科在中国的产生、发展乃至出现误区的深层历史根源做有效的说明，更无法解释中国当代鲜活的文艺实践，当然也就无法揭示中国文艺的未来维度。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的时候，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24)文艺创作应该加入到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建设中来。那么，客观总结中国文艺尤其是20世纪以来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历史的经验，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事业，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做出预见，就是文艺批评的应有之义。因此我们可以说，有中国特色的文艺批评，既应具有未来维度，又应具备中国精神。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①③④(23)(2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第6页，第22页，第9页，第6页。

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C]，北京：外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

⑥⑩(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51页，第761页，第761页。

⑦⑧(16)(17)(18)(2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第56页，第85页，第90页，第85-86页，第128页。

⑨M.C.卡岗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史》[M]，汤侠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1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8页。

(13)恩格斯《自然辨证法》[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62页。

(14)(15)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2页，第246页。

(19)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一篇》[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46页。

(20)(2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页，第4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