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燕娟

在现代中国道路的视野中重新讨论人民文艺

○卢燕娟

人民文艺，指以延安文艺为起点、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段（通常称为“文革前十七年”）的主流文艺形态，以人民性为其本质特征。人民文艺以延安文艺（本文泛指以延安为核心的整个解放区文艺）为源头，延安文艺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被命名为“新的人民的文艺”①。这一命名后来一直被延用，并且在此命名下形成了文艺的经典主题、主要创作方法、风格、形式、评价标准以及基本规范和生产管理机制。1949年以后，人民文艺也扩展到全国，成为压倒性的主流文艺形态。

人民文艺的内容包括文学和艺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以后，因为民歌、秧歌等民间艺术，话剧、歌剧、京剧、电影等经典艺术较之纸质文学更容易为人民群众接受欣赏，围绕它们的创作、传播和批判更具社会影响力，因此，艺术成为其不可忽视的构成，今天研究惯例中，称“延安文艺”而非“延安文学”，“人民文艺”涵盖“人民文学”而不能互换。

人民文艺的独特性是由现代中国历史的独特困境和道路决定的。

所谓现代中国历史的独特困境，概括说即客观上身处空前深刻而全面的危机，主观上缺乏强大成熟的社会阶级，因而依赖文化先行推动社会变革。具体来说：其一，“现代”对中国同时意味着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帝国终结，中国需要向现代国家转型；二是已经成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中国被定位为弱者，承担现代所内蕴的侵略、扩张和剥削后果。这两个问题决定，中国要同时完成转型为现代国家和克服现代世界体系内蕴的不平等结构两个任务。尤其是延安文艺所发生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正在经历日本侵华战争。这场战争带来的危机不是指向改朝换代的政权兴亡，而是指向整个中华民族从民族到文化的全面灭亡，这是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之祸，危机的性质和程度均超越了数千年的传统历史经验。其二，正如莫里斯·梅斯纳研究发现，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或产业工人革命，中国现代社会始终没有产生在经济上、文化上足够成熟、可以根据本阶级诉求主导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晚清以降，从士大夫中分裂出现代知识分子，他们用移植、嫁接文化方案的方式，推动社会变革。这种“文化先行”或者说以文化意志带动社会变革的方式成为现代中国现代历史变革独特的传统。②

所谓现代中国历史的独特道路，是指客观上独特的现代危机与主观上独特的历史选择，决定了现代中国道路不同于分享着类似命运的其他后发国家，并非在走向现代和克服自己历史文化之间做简单二元对立的选择。中国通过创造和依靠新的历史主体“人民”，同时致力于反封建以走向现代、反资本主义以超越现代世界体系，将国家独立、社会解放与人民启蒙和解放联系起来，开启了全新的现代中国历史道路。这条道路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军事和金融扩张走向现代；也有别于亚洲后发国家日本——通过将自己复制为另外一个强权国家进入现代；更非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通过搁置内部社会解放甚至接受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征用民族主义资源完成反侵略战争动员；甚至区别于分享着同一意识形态的苏联——在产业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上使马克思理论变成国家实践。

因此，现代中国历史道路，带有卢卡奇意义上的“历史整体性”特征，即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格局的全面重组完成国族的现代重构。也就是说，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不仅仅是以武力完成民族解放、政权更替，同时也必然包含着重塑民族文化、创造现代国家的文化革命意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将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与中国本土问题相结合，提出：“人民”取代传统社会权力阶层（士绅、启蒙精英）成为历史的新主人，要从外部向人民赋权，从内部塑造人民历史主体性。这规定了重构现代中国历史的根本原则，成为中国现代历史道路的重要转折。

人民文艺内在于这一独特困境与独特选择所决定的独特道路中：它以“人民性”为自己独特的文化本质，从外部赋予人民文化权力，从内部塑造人民文化历史主体性，以此颠覆传统文化权力、重建现代中国新文化秩序。这就使其与在它之前的“左翼文艺”和之后的“大众文艺”产生本质区别，同时也不同于苏联的“人民文艺”。“左翼文艺”，是一部分启蒙知识分子从个人解放转向探寻新的现代社会变革方案，但总体上仍内在于“唤醒民众”的启蒙诉求中，马克思文艺思想并未融入中国本土经验中，精英知识分子仍然是文化的主体。“大众文艺”，则是消费时代的文化产物，其“主体”在全球资本逻辑下隐身为面目模糊的“大众”。同时，中国人民文艺的“人民性”更强调底层劳动者在民族和社会解放中的历史主体性，有别于苏联文艺“人民性”更强调俄罗斯民族性与阶级性结合的内涵。

最终，人民文艺既在现实斗争中产生了卓有成效的动员力和凝聚力，也从内在文化结构上深入到人民历史主体意识中；同时在其发展演进过程中，人民文艺也遭遇历史困境，从内部产生压迫性、保守性力量，理想人民性的文化诉求不断遭遇现实历史权力关系的破坏和瓦解，这些都根源于现代中国所处的整体性、结构性困境，根源于现代中国历史道路的内在矛盾。

因此，本文致力于突破既有文学史内部研究的视角局限，从现代中国道路的视野中，重新阐释人民文艺的发生及其对现代中国历史的意义；重新反思人民文艺的困境和现代中国历史道路的内在矛盾。

今天重新讨论人民文艺，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重新讨论？第二，相对什么而言重新讨论？第三，如何有效地重新讨论？

一、今天重新讨论人民文艺的必要性

这一必要性主要产生于两个层面：第一，今天，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转折点，“中国道路”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第二，人民文艺与现代中国历史道路存在着本质关联：既是其重要成果，又是其带有本质性的组成部分。

1.中国当下历史转折与“中国道路”问题的重新提出

总的来说，当下中国正处于全面而独特的转型中。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所置身的现实处境，不仅早已突破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的框架，并且也与当下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并不完全合拍。这一现实处境需要重新认识现代中国历史进程，重新评价100年的现代中国历史道路，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未来的“中国道路”。

当下对“中国道路”有两个主流叙述。一是上个世纪80年代建立的经济发展现代性的叙事，二是近年来将礼乐文明和现代强国直接拼贴的叙事。

上世纪80年代，普遍认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现状的贫困和经济发展模式的不现代，其“现代”参照标准，是欧美经典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以效率为核心追求。该叙事在文化领域，衍生出三个相互关联的叙事。首先，解构“政治”。“政治”与革命、整体性历史等概念相合并，等同于集权、专制、保守，意味着低效、停滞，成为负面叙事；其次，经济（效率）、现代（发展）、个体（自由）一组话语作为“政治”的对立面，获得合法性；第三，从发展现代性逻辑出发，将经济作为判断国家一切价值的标准，经济的贫困直接等同于国家制度、文化、社会的整体落后，贫困被作为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解释，而这种整体性的贫困，又被解释为高度的政治化历史发展模式所致。在这一阐释框架中，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是，意识形态领域去政治化，经济领域全面自由开放，将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道路。这一叙事的问题在今天已经非常清晰，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经济发展现代性目标。但这一预设目标的实现并没有解决中国的深层问题。相反，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国的阶层分化、社会公正、伦理价值、资源分配、环境保护等问题反而变得前所未有的突出。这一现实解构了上世纪80年代的“发展现代性”神话，客观上提出新的“中国道路”问题。

近年来，“中国道路”常被叙述为从五千年礼乐文明直接对接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但这一叙述存在两个问题，其一，这是对百年中国现代历史的回避。礼乐文明不能阻止现代中国沦丧，更无法完成民族独立和社会重建的任务。其二，无力解决现实中国在今天面临的深层矛盾。这些矛盾本质上是现代世界与特殊的现代中国遭遇的矛盾，既非礼乐文明复兴能解决，也为实践所证明非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发展现代性方案所能解决。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有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共性，但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作为一个通过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走向现代的国家，其历史进程决定了内部很难发展出基督教精神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相结合的新教伦理；受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阶段的影响，也很难在真正意义上产生公民政治；后发国家的劣势使得中国社会在迅速而急剧的贫富分化面前，所谓“中产阶级”的兴起和扩大很难真正实现，往往只能作为一种文化想象。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决定，欧美的社会历史经验和文化批判资源，都很难直接对接到当下中国的历史实践中。

特殊的中国问题客观上要求重新提出和认识中国道路，尤其是准确客观地重新理解和评价一百年的现代中国历史道路，在此基础上才能选择未来。“中国道路”在此问题视野中成为一个需要重新提出和认识的新问题。

2.人民文艺与现代中国历史道路的关系

人民文艺与现代中国道路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本质联系：其本身是现代中国历史道路探索的重要文化内容和成果；同时又参与到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人民文艺也分担着现代中国历史道路的整体性性矛盾和本质困境。这一本质联系决定，一方面，重新讨论中国道路，在文化层面必须重新讨论人民文艺；另一方面，人民文艺也需要从现代中国历史道路的整体性高度和深度出发重新认识和讨论。

首先，人民文艺是现代中国历史道路探索的重要文化内容和成果，它产生于这一道路探索的整体进程中，是新的权力关系在文化上的体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致力于创造新的历史主体人民，人民文艺相应地在文化领域赋予人民文化权力并塑造人民内部主体性。具体说，人民文艺颠覆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士大夫文化传统，超越启蒙精英文化传统，形成以人民性为根本内涵和主要标志的新文化结构。在这一结构中，长期被摒弃在文化以外的人民成了文化的主人：他们不仅代替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成为文艺作品表现的主人公，而且改变了启蒙文化叙事中的“蒙昧麻木”形象和生得糊涂、死得窝囊的命运，成为现代历史中的英雄。甚至，他们的审美标准、语言习惯取代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标准，成为新的审美标准和语言规范。

其次，人民文艺本身参与到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一，它从文化上确立并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历史道路的合法性，并为之提供生动有效的阐释，使之深入人心，从而发挥巨大的动员力量。其二，它从文化上完成启蒙文化所没有完成的任务，塑造人民内在主体性，使人民意识到并承担起自己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性作用，来到现代国家的创造中，成长为新的国家、社会和历史文化的主人。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歌剧《白毛女》、音乐《南泥湾》、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一系列具有开端意义的作品，不仅从文化角度展示出新旧两种道路以及由此带来的新旧两个世界之间的本质差别，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被压迫人民觉醒之后团结起来、在自己解放自己的斗争中创造新社会的叙事，使人民成为主动担当历史、自觉完成自己和国家民族解放任务的历史主体。解放战争中，将领杨成武给文工团写信所说，“怀来战役敌人兵力多于我军数倍，但我们的战士打得非常英勇顽强，因为他们刺刀尖上带着文化——带着《白毛女》所启发起来的仇恨和力量”③。这是人民文艺在现代历史进程中巨大作用的生动体现。

第三，人民文艺分担着现代中国历史的整体性矛盾和本质困境。从更深层次来说，文化变革的背后是利益格局的变更，文化的有效性也根本决定于利益格局的合理性。因此，反思人民文艺实质指向反思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现代中国道路。概括而言，人民文艺意识形态的失效，根源在于现代中国革命作为文化理想与现实进程之间的裂缝，包括人民权力与现实中官僚层级制度的冲突、人民历史主体性内在要求与现实文化结构的差距，以及革命整体性的文化理想承诺在历史现实进程中的延宕和悖论。需强调，这不仅是“革命的第二天”④的普遍困境，而要从中国现代历史独特的困境，以及中国摆脱这一困境所面临的独特的艰巨性中来反思。

二、重新讨论人民文艺的参照

所谓重新讨论，是针对三个历史脉络而言。其一，是人民文艺自身在创造和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定义和阐释；其二，是在新时期以来，以纯文学为主要标准，对人民文艺的否定和贬斥；其三，是近年来呼应着全球性的左翼文化潮流出现的再解读。

1.人民文艺的自我建构：对“人民性”的经典阐释和历史局限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经典文献规定了人民文艺的根本性质和核心问题。《讲话》规定人民文艺的本质特征是“为工农兵服务”，并提出工农兵在文化等级上高于知识分子；《新民主主义论》则规定其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主体是人民大众、目标是反帝反封建的——到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这一目的又延展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设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国家。

周扬等人的理论批评，柳青、贺敬之等人的创作实践，共同建构了人民文艺的基本内容。具体包括：新的文艺主题（新旧社会两重天、人民当家作主、团结起来求解放）、文艺风格（朴素刚健取代纤细柔糜）、文艺的主要对象（劳动人民）、文艺题材（工农兵的斗争与生活）、体裁（秧歌、戏剧为主）、语言风格（以劳动人民口语取代知识分子欧化语言）等等。

这一脉络的历史局限在于缺乏对人民文艺内部矛盾的理性认识和深刻反思。人民文艺在现实的演进过程中，发展出压迫性、保守性力量。这一力量与革命中出现的新利益集团相结合，极大地消减了“人民文艺”的现实容纳空间，破坏了独立、公平、解放等最具动员力和凝聚力的文化品格，最终从文化上很大程度消解了其核心本质“人民性”的意义。而人民文艺的建构者对这些问题缺乏具有历史深度的反思和触及本质的自省，这使人民文艺在国内精英文化复兴与全球资本主义席卷的夹击下迅速边缘化。

2.“人民文艺”的边缘化：纯文学标准的建构

洪子诚提出“当代文学一体化进程”理论，⑤即左翼文学与政治强权合谋，取消了现代文学内部多元共生的可能性。其主要逻辑是政治与文学二元对立，政治必然压制文学。这一叙事将纯文学标准作为先验合理、不证自明的普世标准，以这一最大的意识形态目的遮蔽文学的意识形态性。

这一理论影响最为深远，很多流行的学术理论都与其同根同源或由此派生，这一说法是纯文学神话能够最终建立的根本理论支持。

“重写文学史”运动与这一说法形成呼应。先是陈平原、钱理群和黄子平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1985年），随后陈思和、王晓明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1988年）。这些前后呼应的“重写文学史”运动，本质是全面建构纯文学标准。在此标准下“重写”也就是重新评价百年中国文学。有学者将其称为“翻烙饼”⑥，注意到其标准的单一性。海外夏志清也有此倾向，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张爱玲、沈从文说成是现代中国文学最杰出代表，而将受到传统文学史肯定的赵树理说成是“笨拙的小丑”⑦，从另一个侧面凸显出这一“重写”在“纯文学”“学术研究”背后的强烈意识形态性。陈思和还提出“隐形写作”⑧概念，即在强大的、一体化的主流文学的缝隙中，民间传统不自觉地参与其中，形成隐藏在文学裂缝中的“隐形写作”。这一说法在洪子诚“一体化”说法的前提下，进一步彰显“纯文学”的普世性：无论多么强大的政治高压，文学都无法彻底清除“民间”“人性”这些普世审美元素。

在这一序列内比较成熟的是李洁非、杨劼的《解读延安》和近几年程光炜带领学生做的上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前者体现出在评价延安文艺时将更开阔的历史视野纳入纯文学标准的努力，后者则从纯文学的内部反思纯文学神话的建构，以纯粹、客观的学术姿态介入上世纪80年代思想研究，由此触及这一神话语境内对人民文艺的判断标准。一方面，当然应该肯定这种内部反思的意义，而在纯文学内部出现这种内部反思，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今天中国社会文化到了一个转折点的信号。另一方面，应该追问的是，这种以纯学术姿态反思纯文学的研究，如何真正触及到这一神话背后的意识形态实质？

3.重新讨论人民文艺：新视角和新问题

近年来，从世界局势来说，随着全球资本主义控制的日益加强，左翼文化批判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提升；从国内状况来看，纯文学遭遇普遍困境，社会现实问题凸显。这些因素促使学术界重新整理和讨论人民文艺。

上个世纪90年代，唐小兵、李杨的“再解读”首开研究新视角。

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中，孟悦对白毛女的重新讨论最有代表性。这篇文章论述《白毛女》深厚的人情味、民间文化根源，以此反驳此前将人民文艺等同于政治产物、艺术性乏善可陈的历史偏见。但是这样的讨论恰恰遮蔽了《白毛女》最重要的意义：即“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崭新主题，及其将劳动人民塑造为自己团结起来解放自己的英雄，区别于传统历史上清官或侠客解救的叙事。忽略这一层本质，则白毛女的故事无以区别于小白菜、《太阳出来了》的歌唱也无以区别于陕北传统秧歌。孟悦的文章代表了“再解读”的一个核心思路，即在纯文学标准下寻找人民文艺的合法性，如现代意义、民间伦理、人性书写等等。其积极意义在于重新将人民文艺带回讨论的视野，并力图修正其过于负面的形象。其问题在于，这些“合法性”建立在对人民文艺根本立场的放弃之上，恰恰遮蔽了人民文艺最大的历史合法性——即人民文艺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文化革命意义，回避了人民文艺重构文化权力关系、并且在新权力关系下形成的文艺审美标准、风格选择的历史根源，成为去合法性的合法化。

相较之下，李杨的“再解读”体现出对人民文艺本质更深刻的理解。他挖掘人民文艺的“现代性诉求”，将现代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纳入中国整体现代历史进程中。相较于简单地将革命、政治说成是封建权力场、集权等级制度，李杨的这一解读在今天看来也很有意义。但是正如他在书中说：“50-70年代红色批评家的水平并不如我们想象的低劣……直到今天，我们对朱老忠形象意义的阐发听起来仍然像是对他们的陈词滥调的复述。虽然他们还不会用‘成长小说’这样的时髦概念来定义《红旗谱》。”李杨的再解读仍没有充分阐发人民文艺独特的现代性意义，例如其何以区别于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代的个人成长小说、何以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独特的政治民族寓言？

蔡翔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推进了对人民文艺的研究深度和反思力度。该书将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核心问题，在这一核心问题中讨论人民文艺与民族危机、国家创建之间的关系及其深刻困境，并且从人民文艺、社会主义的文化想象与内部困境视野来看待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转型，体现出纵深的历史视野。在其打开的新视野下，如何在人民文艺的研究中纳入当下中国社会文化问题，是一个应该提出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李云雷提出并倡导“底层写作”，将人民文艺传统纳入对中国现实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阐释中，在探究新的可能性的同时不断提出新问题，体现出学术研究面向当下的问题意识和开放视野。

三、重新讨论的有效途径

在中国道路视野内重新讨论人民文艺，不仅意味着面向历史重新评价和反思人民文艺，更意味着要从新的理论视野和当下问题意识出发，才能有效地重新讨论。因此，需要两个必要理论前提：

1.重建现代中国历史的整体性

近年来，解构主义思潮盛行，历史叙事日益碎片化、私人化。著名解构主义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曾经探讨过解构历史的底线，他谈到二战期间犹太人所遭遇的大屠杀在多年后成为可以随意阐发的历史叙事，痛心地说：“一个民族或群体，由于其成员的死亡，被迫将一种经历（这种经历对于其作为一种历史实体的存在本质来说具有存在的限定性）从记忆领域转移到历史领域，这是一个很痛心的时刻。”⑨海登·怀特的意思是说，虽然历史存在着多元阐释视角，在很大意义上人们只能看到历史叙事而看不到历史，但是仍存在着某些对一个国族甚至人类具有本质意义的事件，这些事件必须保持其整体性和本质性，不可成为解构叙事的对象。现代中国历史，因为其所遭遇危机的深刻全面，所置身世界格局对后来历史影响的重大深远，以及其历史道路对本国族及全世界格局的重要意义，同样具有这样不可解构的特征。

具体说，这一整体性包含着三个层次的内容。

其一，中国遭遇到的现代危机具有整体性。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历史的盛衰更替，借用顾炎武的说法，只能称为“亡国之祸”，即国家政权的盛衰存亡不导致民族文化认同、根本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的本质颠覆。鸦片战争以后，延续数千年的文化帝国终结，中国不仅与古罗马覆灭以后的欧洲各国一样，被压缩成一个“区域”，而且是一个在布罗代尔所谓“世界时间”视野中被时间抛弃的、极其边缘的区域。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现代历史建构了强大而全面的失败主义叙事：军事领域的失败不断扩展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失败；武力层面的劣势也直接转化为对整个民族文明劣势等的评价。因此，这一终结相较于此前的改朝换代，是顾炎武所言的“亡天下”之祸，是传统中国整体性、本质性的终结：国家政权危机与民族生存危机、文化认同危机和政治经济社会等一切领域制度合法性危机全面爆发。

其二，中国克服危机的现代道路包含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性重建和更新。

一般而言，普遍存在于东方国家现代历史中的道路是“现代的超克”。即，后发国家在追求现代的进程中，不谋求改变整个现代世界的弱肉强食规则，也不从自己内部寻求自我重建的力量，而是站在西方强势文明的立场上，将自己所置身的历史文明和国族指认为非文明/蒙昧的弱者，通过对自己历史文明和国族的超越克服，最终超越地理位置的“东/西”方划分，将自己复制为一个结构意义上的“西方国家”暨“文明国家”。其实质，是西方文明在武力侵略和经济掠夺之外，对东方国家更深刻也更残酷的压迫：它迫使一个国族从内部自我割裂，将自己的同胞他者化，将自己的历史非法化。

这一道路模式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集中体现为从晚清到启蒙的探索。晚清的失败主义叙事发展到启蒙运动中，产生了两个根本逻辑，一是全面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称其为“吃人的历史”；二是将民族的生存与文化的延续割裂开来，宣称中国只有全面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全盘接受西方文明，才能在现代世界中获得生存资格。

这一探索并没有帮助中国完成既进入现代国家、又对抗现代世界中的压迫结构的历史任务。中国现代道路的独特性在于其欲“超克”而不可得：1937年全面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不仅是一场以武力威胁中国国家存在的军事侵略战争，同时是一场谋求建构新东亚秩序、从文化上彻底取消中华民族合法性的文化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终结了中国的超克道路，使中国认识到，中国面临现代危机的整体性决定，中国克服危机、走向现代的道路，不能通过自我割裂之后抛弃其中某一部分来完成，必须包含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整体性的自我重塑、革故鼎新，必须完成国家、社会和国族的整体性重建。

其三，中国现代历史道路的内在困境具有整体性，普遍存在于各个有机领域。

中国现代历史的整体性，使其内在矛盾和困境也作为一种普遍困境呈现在各个领域的现代转型中。如上文所述，现代中国历史客观任务空前艰巨，主观基础匮乏，因此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始终在整体上存在着解放人民、塑造人民主体性的终极理想和应对危机、完成反侵略战争、夺取政权并巩固新政权、建设新国家的现实需要所产生的矛盾张力。这一张力形成了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在“经”与“权”之间往往选择“事急从权”，根本性原则很多时候不得不在生存底线上让位于现实需要。二是文化革命性质决定了现代中国革命高度依赖文化理想和文化共识。二者在危机中可以最大限度结合，但本质上存在着层次差别。尤其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引入的文化方案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学说，但现实中能依靠的主要力量却是占中国人数最多的农民，进一步扩大了文化理想和感性共识之间的差距。

这一整体性危机决定反思现代中国历史的任何一个层面，都不能孤立、抽象的进行。具体到人民文艺的重新讨论和反思中，这意味着，人民文艺的失效与人民文化权力的困境、人民主体性的抽象化要从现代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困境中来理解。换言之，现代历史上的文化问题，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代转型分享着普遍困境，这一困境源于现代中国历史遭遇的困境。

重建上述三个层次的历史整体性，目的在于将对人民文艺的讨论带回到历史整体语境中。在此视野之下，需要反对两个流行的当下意识形态偏见：

其一，将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启蒙与救亡问题简单割裂，将中国现代历史理解为救亡压倒启蒙或启蒙压倒救亡的二元对立进程。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客观上存在空前深重而全面的危机，国家存在、文化传承与人民生存都受到威胁，这决定了三者都是中国进入现代必须解决的问题；主观上，中国选择了一条独特的现代道路，即通过创造和解放人民，进而依靠解放出来的人民去赢得反侵略战争和社会解放斗争的胜利，在这条道路上，启蒙与救亡成为一个整体历史进程中的两个方面，互为前提与因果、不可分割。

其二，将文艺与政治简单对立，片面强调“艺术性”，并将“艺术性”作为政治、历史、社会对立物作抽象孤立理解，并由此得出人民文艺内在困境源于高度政治化。这一思路自20世纪80年代去政治化思潮成为主流以来，几乎贯穿一切文艺史研究，成为先验结论。但事实上，在整体性的现代历史视野中，现代文化权力、文化格局的更新本身就与政治、经济、社会的整体更新同处一个历史进程中，是中国在深重的危机中民族自救和自我更新的重要内容和成果，其困境也是现代中国历史道路整体性的矛盾和困境在文化领域的呈现。试问，如果以政治解释文艺问题，则以何解释政治问题？

2.在对当下问题的思考中探讨人民文艺传统的现实意义和可能性

在当下以摒弃传统社会主义经验为主流的社会整体转型中，从现代中国道路的整体视野出发，重新讨论传统社会主义经验在文化领域的主流形态人民文艺，意味着这一讨论乃是面对当下现状发言。因此，在这一视野内重新讨论人民文艺也必然越出封闭的文艺史视野，进入当下社会文化问题的探讨中。人民性作为现代中国道路的本质内涵，其意义不仅仅是在历史上动员组织人民完成反侵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当下中国社会和文化问题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中国当下的转型同样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政治领域，传统社会主义结构下的权力模式正在淡出，新的政治体制尚未成型；经济领域，国企改革、农村土地政策调整导致经济关系、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发生根本改变；社会领域，新的阶层产生、阶层固化问题受到关注；文化领域，保守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甚至进入官方话语，消费主义文化体现出对中国话语强大的整合适应能力。

这一系列复杂而相互关联的转型始终面对着一个问题：如何处理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经验与当下中国发展道路的过渡、对接与扬弃？如前所述，将当下中国直接拼贴到传统礼乐强国的叙述不仅不符合现代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这一拼贴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宰制下，既不能反映、解释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更无论创造出有效的、面向未来的新经验。

在文化领域，批评家李云雷等提出并倡导的“底层写作”提供了文化如何有效面对当下的例子，也示范了人民文艺如何走出仅作为历史遗产的封闭研究、如何进入当下的现实问题。“底层写作”的创作和批评实践接续人民文艺关注社会现实、以劳动者为主体、寻求社会正义的传统，并激活了“人民性”在新的社会文化现状中的新能量。近年来，“底层文学”影响力不断扩大，受到社会各个领域广泛关注，说明这一对人民文艺传统的接续和激活不仅仅是一种来自知识分子内部的道德冲动，而是存在着深刻的现实根源：资本扩张和消费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依然成为全球性问题，文化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和重塑方案；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找到一条新的道路，使国家与人民共处于上升的历史中。

知识分子的努力之外，近年来更有症候性的文化现象是打工诗人群、新工人艺术团等新艺术群体和现象的出现，体现出劳动者在新的社会分化面前自我意识的觉醒，更深刻展现出人民文艺传统对今天中国道路的现实意义。

当前，要更有效地接续人民性传统，在新的社会文化问题中激活人民性的能量，尚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一是人民性如何超越单纯的文化理想或者社会主义文化遗产意义，进入现实的政治文化实践中？二是从人民文艺的历史来看，从外部赋予人民权力可以通过制度建设、社会重组等外部手段实现，但从内部塑造人民主体性则是一项艰巨、长期的任务，人民文艺最艰难的历史困境往往根源于此，诸如革命第二天问题，继续革命与幸福生活承诺兑现问题、人民获得权力之后产生新的权力腐败问题等等。尤其在今天消费文化大环境中，人民如何从“消费大众”回归“历史主人”，是一个非常困难却至关重要的问题。

①周扬在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参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C]，第69-78页。这个报告题目后来常被引用为当时对解放区文艺的官方定性说法。

②参见[美]莫里斯·梅森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一编第一章《西方帝国主义社会与中国各阶级的软弱》和第二章《知识分子的叛离》[M]，张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③孟于《回忆歌剧〈白毛女〉在华北解放区的演出》[A]，《贺敬之文集5：歌剧·歌词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页。

④这一说法源自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和特权的遗传。人们将发现革命的社会本身日趋官僚化，或被不断革命的动乱搅得一塌糊涂。”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5页。

⑤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⑥多位学者用“翻烙饼”评价“重写文学史”运动，较有新意和代表性的论述参见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及其在该书出版时接受的访谈《云诡波谲的60年文学》。

⑦[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⑧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⑨海登·怀特《历史阐释的政治学：规范与非崇高化》[A]，《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M]，董立河译，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11-112页。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