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广莹

想象中国方式一种
——评顾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

○房广莹

顾彬因“垃圾论”事件成为汉学界“网红”，他的惊人言论在国内读者间的影响远大于其书籍本身，这样的效果恐怕与他本人的意愿相违背。为了洗刷“污名”，顾彬不止一次公开声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并且出于对中国的热忱而撰写、出版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书。人们固然应该警惕“垃圾论”背后媒体炒作的嫌疑，但更应该意识到当前中国新文学史书写所面临的困境。顾彬作为浸染于德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恐怕无法真正实现与中国文化的完美对接，其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之间的裂痕和隔膜也就在所难免。因此，尽管顾彬处处表达着对“中国”的痴迷，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为沟通中欧文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仅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书看来，他的立场合理中包含谬误，深刻中不乏偏激，可以说是一个矛盾重重的综合体。

一、难言难说的“忧郁”

顾彬非常清楚文化之间的隔膜难以逾越，但在他的观念中，充满了与中国文化对话的渴望。因此，当面对“你不是中国人，你怎么能获得中国人的知识”的责问时，顾彬急切地寻找一种诠释的突破口。在中国作家笔下努力寻找“忧郁症”的痕迹，是他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通道之一。然而中国传统文学史极少用“忧郁”来形容作家的创作风格或者抒情情调，造成顾彬对某些作家的评价往往呈现出与以往文学史不同的基调。例如他用了比较多的篇幅探讨郁达夫的小说创作，认为“郁达夫可能是第一个能够用本土语言去诠释西方感伤病故事的核心概念、且予充分理解的中国作家”①。郁达夫固然深受西方影响，强调自我灵与肉、压抑与反压抑的冲突，但他是否试图诠释一种西方式的感伤病症，还需要更加确凿的论证。同样，在丁玲那里，顾彬也看到了这忧郁的火苗，“丁玲用稍带讽刺意味的口吻描写了事实上的优裕处境与以贫乏自居的姿态间的矛盾，按照当时的时代精神，作家当然应该是苦闷而忧郁的。”②甚至在论述郭沫若诗歌中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个人的悲哀时，也采用了“热情取代忧郁”的断语。顾彬积极地肯定以上几位作家的创作，认为他们无一不在展现时代的心灵危机和现代人的孤独苦痛，并且将这些精神气质笼统地归结为——忧郁。

作者反复且含混地使用“忧郁”这一概念，却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符合学理要求的内涵解释，这就反而给读者理解郁达夫、郭沫若、丁玲等作家设置了疏离的障碍。作为补充，他在《解读古代中国的“忧郁感”》一文中较为透彻地为读者解疑，“现在知道，accedia，一种西方中世纪基督教僧侣的苦修活动，是现代性忧郁的发端……现代性的忧郁，即开始于文艺复兴以来的忧郁，不是一种情感；而是一种态度，一种心灵状态。它的出现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当面对着无限的时间和空间的时候，人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他自身的能力是有限的。他竭尽全力扩展他的知识；但是，仍然不能认识一切事物。他不得不把自己局限在他的知觉限度内”③。可以说，顾彬之所以对忧郁情有独钟，是因为他对西方现代文化语境中自我有限性的深刻体认，这可能源于西方社会在受到现代性的冲击后，与基督教剥离后精神无所依从的无家之感。更让西方学者感到无力的是，即便现代人努力扩展知识的边界与容量，也无法摆脱这种命定的“罪”——宿命般的孤独与忧郁。

“忧郁”是顾彬为我们提供的一种带有历史视角的认知方式，在他看来，每个人都烙有文化传统的印记，而每一位作家都应该放置于历时和共时的坐标中进行解读。这样的方式本身并无问题，而且这与国内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英雄所见略同的。只是顾彬没有注意的是，在具体到“忧郁”这个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概念时，中国现代作家所处的传统流脉和时代语境，似乎不能与西方吻合。其一，中国传统文化里并没有明确出现过“忧郁”这一词语，倒是有一些字面相近的表达，比如“忧愁”“哀愁”等。这些心灵症状的产生主要来自于人与世界的碰撞，在传统的“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中逐渐生发并确定下来，它们并不表现西方现代层面上人与世界本质的不可缝合的裂隙，而是能够通过具体困境的化解得到缓解。其二，受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现自我，创造自我”思潮的影响，五四时期的作家们将“自我”强调到空前的高度。尽管郁达夫等作家深深地感知到社会体制对个人的压抑与戕害，在其前期创作中表面上是意图消解梁启超为代表的民族国家主义叙事，但这种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文化逻辑本质上是要求国家为个人的自由和幸福负责，更本源的是要求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自尊。也就是说，在救亡图存这一层面，个人感伤与国家复兴是一体两面。从文化继承与世代主题角度看，现代作家表现的忧郁与顾彬所谓的忧郁，在背景和内涵意义上并不相同，更谈不上“诠释西方感伤病故事”了。

二、弯弯绕绕的“现代性”

仅从顾彬不深入考察东西方历史文化背景差异，简单地认定郁达夫、丁玲等作家继承西方“忧郁”心灵的思想理路即可窥见，顾彬对中国文学的批评逻辑是以现代性为中心的，并且以揭示所谓的中国人忧郁内心为最高准则。秉持这种批评原则，顾彬坚持认为小说这一文体最能体现现代性的特质，即使他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评价更高，但是始终坚持小说体裁的流行才是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世界文学轨迹的标志，因为“小说应成为一种出自政治意识和国家信念的新意识形态的载体”④。正因如此，许多批评家诟病顾彬对具体作家作品的不恰当评论，认为他片面抬高郁达夫、郭沫若等作家的文学地位，更无法理解他所谓“忽略情节正是现代小说的特征之一”的武断评述。可见其评价作品的出发点并不在文本的文学性，而更关注作品是否体现了“优越的”现代性上。

正是在这一文化逻辑的支配下，顾彬对当代文学的成就评价很低。比如在他看来，莫言就是一位艺术上非常落后的作家，因为现代性的作家不会用传统的章回体形式来写作；先锋小说是一种反动的现代主义；“寻根文学”更被单一地归结为作家们夸张的反神话意图。中国文化传统被顾彬武断地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大负面障碍，重回传统即意味着当代作家主动抛弃现代性的文学创作原则。

基于崇尚现代性的文学观和历史观，顾彬又设置出三个具体参照系，其一是世界性文学标准，可以窄化为欧洲文学标准；其二是本土作家的外语水平；其三是作家的语言驾驭能力。在他的批评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后两个参照标准统一在“世界文学”之中。众所周知，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丰富驳杂的历史景观，在连绵不息的论争和思潮中努力拓宽自我格局，在反思和突破中阐释文学发展的精神向度。顾彬用窄化的“世界性”眼光之履，让中国文学来试足，自然引起广大读者和批评家情感及理智的反弹。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顾彬随意的判断和情绪化的取舍，总是能够对读者发出干扰电波。例如，“从西方人角度看，所谓的‘谴责小说’要优越于‘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和‘科幻小说’”⑤，在讨论郁达夫小说《沉沦》结尾时，有如下论断：“保守的诠释者会对该结尾信以为真，可从西方视角读来，如果不把它当做戏仿来理解和翻译，这段文字会不由自主地显得滑稽、媚俗……”⑥如以上这般缺乏内部逻辑、表意不详之处不胜枚举，使得顾彬在深入文学史实和文本内涵之处捉襟见肘，而这种表述中突兀的扬西抑中的倾向，难免落下西方中心主义的口实。

从整体结构上看，这部文学史明显出现头重脚轻的弊端。顾彬用大量篇幅描写现代文学史，却极力挤压新时期文学的分量：张抗抗、王安忆、铁凝、贾平凹、格非等作家如浮光掠影，只着片缕地一笔带过，更遑论历次文坛论争和新诗流派的起落。可以说，新时期文坛在他笔下，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片段式闪烁景象。黄修己认为：“最好不要用逻辑来代替历史本身，不要用理论来剪裁历史事实。”⑦顾彬恰反其道而行之，按照“顾彬式”的轮廓描摹20世纪中国文学史面貌，处处体现以论代史的写作思路。然而流动多变、众声喧哗的新时期文学早已不能用单一的“忧郁”现代性来框定。尽管顾彬一直声称对“中国的执迷”，并且反复提醒中国读者警惕“自我东方化”的心态，可正是他自己用失衡的“世界性眼光”损害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格局。

三、大有可为的“介入”

当然，顾彬的文学史写作虽然有诸多矛盾与谬误，但其努力和尝试以及所得的成果同样不容忽视。这不得不引出一个话题，那就是异文化的介入和阐发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可能？语言的“巴别塔”在顾彬那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步入崇高殿堂的阻碍，文化的“巴别塔”正是横亘在这场“垃圾论”中的高墙。只有异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才能在厚重的隔膜间打出一些孔洞，尽管时有误读和遮蔽，但是总还能起到焕发双方文化生机的作用。

显然，顾彬在与中国文学的对话中寻找缓释“忧郁”的药方，可以从他赞同乐黛云为《关于“异”的研究》所做的序中找到端倪。乐黛云认为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大抵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在‘异域’中寻找与自身相同的东西，将‘异域’的一切纳入本地的意识形态，以证实自己所认同的事物，或原则的正确性或普遍性；一种是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异域’，把‘异域’构造成自己的乌托邦”⑧。对于顾彬而言，与上帝的分离造成人无法理解他人和理解自我的双重局限性，促使他在汉学领域的求索中制造新的信仰。

顾彬在进行自我认知体系的编织时，也确实提供了一部个性鲜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众多肯定顾彬文学史写作的批评家看来，他的作品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注脚。从当前情况来看，其一，尽管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数量庞大，但是为了克服视野狭窄和史料疏漏等问题，较多地采取集体撰写的方式，其功能也主要用于高校文科教材。因此，文学史写作更注重知识性和普遍性，更多作家作品的介绍和史料的累积，缺乏独到的批评眼光和具有穿透力的理论建设。其二，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史的编撰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即使王瑶、刘绶松等人奠定了个人写新文学史的基础，可是依然受到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缺乏学术个性和创新性。本土文学史编纂现状可谓陈陈相因，重复“撞车”，顾彬的文学史写作反而在这片相对沉寂的海域中搅起波浪，“在这种更需要‘他者’视角的介入和参照、以引起我们深度反思的情况下，顾彬文学史的问世就愈发可贵”⑨。因此，尽管顾彬的“世界性”评价标准自相矛盾、史料史实漏洞频出，但是他能够运用异质化的学术体系和比较的眼界，为新文学史书写提供新理路。

顾彬是一位有雄心的理论家，他着力打造一部作为思想史的文学史。通常情况下，历史学的重心在于考察史料的真实性，文学史除了标注材料的“真”以外，还要关照“善”和“美”的价值维度，着力于展现人类的时代心灵。文学史除了是历史的，更应该具备文学的、艺术的特性。顾彬从来不避讳在书中表达个人的文学观，因“感时忧国”的焦虑生发出中国式“现代性”，成为他的叙事中心，并且贯穿始终，“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大变革与民族国家相联系，将20世纪文学的日益激进化和一体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单边性’特质相联系，从而对这些重大的文学问题的历史动因做出更为深层的、整体的把握”⑩尽管这种思路容易剪裁出一个充斥着暧昧现代性的理论模型，但是顾彬始终在追问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质，使看似散乱的文学现象能够统罩在一起，或许能够从中窥见出整个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诉求和时代心灵。同时，顾彬还采用从“边缘”和“中心”两个方面看中国文学的思路，整合1949年后不同意识形态下两岸四地的文学发展历程，展现两岸对文学现代性的追求。也许正是因为作者“异”文化的身份，使他脱离了意识形态的约束和历史的局限性，能够以一定的审美距离关照和考量20世纪中国文学。

毋庸置疑，文学史写作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特别是面对流动的现当代文学现场时，如何处理文学与历史、区域与整体等关系，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借助顾彬这位“他山之石”，以期形成良好的交流和争鸣的文学生态环境，激活自身文学史书写活力，才更有价值。

①②④⑤⑥[德]顾彬《20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第132页，第16页，第12页，第53页。

③[德]顾彬《解读古代中国的“忧郁感”》[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19卷

⑦黄修已《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7页

⑧乐黛云《关于“异”的研究·序》[A]，[德]顾彬《关于“异”的研究》[M]，曹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⑨罗振亚《“世界性”眼光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评价问题——评顾彬〈20世纪中国文学史〉》[J]，《中国文学批评》，2017年1期

⑩张霖《作为思想史的文学史——评顾彬〈20世纪中国文学史〉》[J]，《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 2期。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