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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经济高速发展、政府追求和实现其部门利益、法制体系不健全、企业和个人汲汲于富贵的环境下，社会、企业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复杂。反思职业伦理的起源、认识职业伦理的价值并积极建构新型职业伦理应该是当下一项急迫的工作。文中重点从假设职业伦理的失落、介绍职业伦理的由来、引入职业伦理教育文化、健全政府与法律体系、促进三者共融等方面进行探讨，为加强就业大学生职业伦理教育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道德规范；职业伦理；教育；政府诉求；法治

我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在道德领域体现于：旧道德规范体系逐步瓦解，而新道德规范尚未发展至可堪大任的规模，一定程度上，这导致了当前我国职业道德缺失现象，如部分虐童的教师、开房的校长；过期疫苗、毒奶粉等；《人民的名义》的热播，也引起了我们的深思……

一、 职业伦理的假想

不妨设想一下一个职业伦理不存在的世界：人与人之间只剩下血缘和金钱的联系。医生治病是为了营生，并不发于人性；法官判决由两方财力决定，法的公再无人问津；教师只关心高官子弟，有教无类成为历史词汇……从优生学以及狭隘的人种学来说，这是有效、有益的。可这字里行间暗示着的，正是资源王道，人道泯灭。这即意味着，职业伦理与人道挂钩。

从宇宙尺度看来，职业伦理似乎延缓了整个人类种族的发展进程，因为对弱者的扶持，通常颇费心力，也仿佛是一种对资源的粗放式利用。而当我们选择与弱者并存时，实质上，我们尊重的是“人类”这个物种，人的自尊甚至自大可见一斑，此处按下不表。就是在种群内部也有划分，这就要求人们在帮助他人时能自觉地自我规范、自我强迫，进而演化出一套完整的社会制约体系，否则，高层阶级的人手中掌握着社会大部分的资源，如果不受伦理的制约、法律的强制，他们大可以内部消化，从而达到一个“美丽新世界”。可是这并没有发生，甚至可以说，是永远不会发生的。暂不论制度与法律，我们应该看到：职业伦理或者说职业道德仍在微弱却顽强地抗争着。

二、职业伦理的由来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其身处的社会一方面正处于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各层面的变革方兴未艾；另一方面，科学领域的拓荒动摇了人类的传统价值体系，同时经济的繁荣诱使欲望不断膨胀，“传统的价值观受到冲击和破坏，社会失范现象严重。”

[1]基于这样的社会现状，涂尔干成功找到了救世良方——职业伦理。这种社会职业道德缺失的情境与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状似重合，由此，不妨尝试将涂尔干“教育育人、组织建设、法律维护”[1]的思想移花接木到当前我国。

三、职业伦理的教育

在此引入一个概念——“职业伦理教育文化模式”——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在文化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指导下，用学校课程、制度与法律、榜样人物、文艺作品、社会风俗等文化方式对准职业人和职业人进行影响、塑造，使之建构正确的价值观、职业伦理准则、具备职业伦理决策能力、养成健全职业人格，从而促进人的职业成功与组织健康发展的程序。也即以文化视角解读职业伦理教育、用文化方式进行职业伦理教育、造就先进文化的职业人。”[2]

“教育育人”，老生常談，却历久弥新。职业伦理并非天赋，无疑需要后期用心培育。而当代层出不穷的让人大跌眼镜的职业伦理方面的“不伦”事件，是因为当代比过去更“人心不古”了吗？——倒未必是这样。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之冰，欲冻三尺，不能只靠一日之寒。而我们也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内外众多因素，经济社会发展飞速，职业岗位、现状早已今非昔比。今天也许是技工，明天就能办工厂，手艺摆在那里，职业伦理的修养却为零。所以偶尔的缺斤少两，在黑作坊、黑工厂的眼光看来是生财之道。毋论黑工厂，就是某些大企业，也出过严重的质量不达标丑闻，可是背后的企业家们不乏知识分子。原因之一，是我国早年间职业伦理方面的教育空白；之二，即使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有良知的人，没有法律全方位的支持，也难以抵御整条产业链的恶性同化。

此外，不能孤立地强调个人的教育，因为企业的教育起着拓展和深化职业伦理教育的作用，实质上是把企业建设成为一个道德组织的过程。但是，教育个人又不能与教育企业构成并联模式，而应该相互交融、相互贯通。寻找到一种能够将两者有效结合的方式，是职业伦理发挥价值的前提。

四、职业伦理的法律维护

”现代民主制政治的形成，既不是通过个体意志权利让渡的结果，也不是纯粹国家权威的体现，而是经由职业群体作为政治的基本单位及由此形成的中介作用，通过代议制来实现国家的政治作用。”[3]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之所以主导推动社会工作职业化，也出于“追求和实现其部门利益”[4]的目的，因此而形成的社会职业化制度，会导致诸如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契约性关系与强制性关系的对立、行业潜规则与公认社会规则的矛盾等职业伦理冲突。为此，建议“应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职业伦理、引入社会工作行政、强化社会工作职业伦理的教育与培训等方面去调适政府利益诉求与社会工作职业伦理的张力与冲突，使二者之间实现深度契合与共赢发展。”[4]

当政府运作失灵带来了一连串职业伦理冲突的副作用时，我们是否能从其他渠道求治？答案是肯定的：法律，即使涉法行业本身就是职业伦理沦陷的重灾区。

作为对比，律师行业有明文的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存在，“为提高律师的职业素质和职业水平，促进律师事业的健康发展”[6]。不可否认，我国从事法律行业的群体中少数分子对职业伦理的态度是暧昧的，而这是阻碍我国法治进程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法官为例，通过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法官职业伦理的现有规范，或可从制度层面与道德层面有效推进依法治国。

“法官职业伦理的四个主要范畴，即忠于法律、司法独立、公平公正、廉洁奉公。”[5]也就是说，法官职业伦理的价值在于保证司法的公正性，重视培养法官的职业道德，落实职业伦理资格认证，强化职业归属；抵御或剔除法官内心的软肋，结合自律与他律，从而保障司法权的正常运行。

以上三点，也许只是大致支撑职业伦理的躯干的骨架，更多的血脉与组织，需要我们在更多更广的实践中认识与掌握。即便如此，在可以保证教育、组织、法律三管齐下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职业伦理能且必然能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无形之中默默地维稳社会、促进公平，和谐。

[参考文献]

[1]田赟.涂尔干职业伦理思想的核心特质与借鉴价值[D].上海：复旦大学，2014.

[2]何光辉.职业伦理教育有效模式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

[3]渠敬东.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涂尔干对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新构建[R].北京：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4.

[4]唐斌.政府利益诉求与社会工作职业伦理的冲突及其调适[R].江西：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2010.

[5]陈道喆.法官职业伦理浅论[D].上海：复旦大学，2009.

[6]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Z].第一条.北京：司法部.1993.12.27.

（作者单位：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