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今年2月19日是邓小平逝世20周年纪念日，7月1日是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作为纪念。

1981年夏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查良镛（金庸）。这次会见，金庸对祖国的统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邓小平也透露了对香港问题的看法。

神交：“北望神州”两地牵

1959年，金庸创办了《明报》，开设社评专栏，对世界时事加以评述。一年300多篇社评，全由他亲笔撰写。观点之鲜明，语言之犀利，让发行量不多的《明报》成为香港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第一大报，也使金庸迅速成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

金庸思想明晰，对政治局势的预测视角独到，在港台有着一大批“金迷”。他的政论文章透露出锋利的现实政治眼光。“文革”开始后，他在《明报》上开辟了“北望神州”专版，每天都刊登有关内地的消息。他对“文革”的抨击是尖锐的，坚信“文革”是错误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内地形势日新月异，这激起了金庸早日返回内地看一看的强烈愿望。改革开放以后，他的思归之心也与日俱增，而邓小平的出山给金庸带来了更大的兴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一直很钦佩他（指邓小平）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

金庸很驚喜邓小平再次走上政治舞台以后国内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对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尤其赞许。金庸在振奋之余利用为《明报》写社评的机会，对内地出现的大好形势不断加以赞美与讴歌，特别是非常关注和赞许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明报》与此前相比焕然一新。

1981年的春天，金庸正式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提出想访问内地的请求。党中央对于金庸的这一请求非常重视，团结金庸和团结《明报》显然对于1997年的香港回归大有益处，于是党中央很快就作出了回应。

相见：

给金庸对香港回归问题的

“预测”垫了一个“底”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金庸。

7月的北京，天气炎热，金庸郑重其事，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走进人民大会堂。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衫，站在福建厅门口迎接，一见到金庸，立即走上前，热情地握住他的手，满脸笑容地说：“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金庸对邓小平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够见到您，感到荣幸。”邓小平笑盈盈地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

在金庸看来，邓小平是郭靖般的英雄人物。邓小平对金庸也早已熟知，在他20世纪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时，就托人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金庸《明报》社评热烈支持邓小平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他也是知道的。

一个多小时的会见，气氛欢快，宾主谈笑间，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思想火花。邓小平在交谈中明确告诉金庸：回到香港告诉你的朋友，对他们说不要担心，生活不会有大改变。

回到香港，金庸对中国政府恢复行使香港主权的一系列“动作”都“预测”得相当准确。如1981年12月26日，金庸在《明报》的一篇社论中指出：“我一向主张香港尽可能现状不变，因为这最安全，对大多数人有利。”这是金庸对香港问题的一贯态度。他曾就香港回归问题发表了著名的政论文章《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个建议》，提出了三个观点：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二、香港现状不变；三、中国如决定收回香港应在15年之前通知英国。中国政府将会在1997年之前的15年宣布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并宣布香港的现状将维持不变——这次会见可能给金庸的“预测”垫了一个“底”。显然，金庸十分了解邓小平对香港的一贯立场。

支持：

笔战港督捍卫“一国两制”

1982年9月24日，中英双方领导人邓小平、撒切尔夫人就中国收回香港问题进行实质性的会谈。

金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一国两制”是“一言可为天下法”。1986年4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成立了起草基本法的五个专题小组，金庸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专题小组负责人，同时担任经济专题小组的成员。

1988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期间，金庸和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联名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双查”方案，主张在制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时，应从香港的实际情况出发，体现均衡参与、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等原则，反对急于搞“普选”。这两个方案即：香港政治体制过渡应实行循序渐进的民主选举的主流方案。后来，金庸又撰写了《关于今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论文，为后来的《香港基本法》廓清了基本的走向。

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后，试图以“政改”把香港搞乱，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制造混乱。1993年1月，邓小平就彭定康推出政改方案而引发中英对抗向有关方面发表谈话。他深刻地分析说：英国在撤出香港之前“搅局”，是蓄谋已久的、精心策划的。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使香港的局势好转，但是同时也必须做好香港在过渡时期的最后几年里出现最坏情况的一切准备工作。你英国可以单方面撕毁两国联合声明、两国谅解协议，但是我们中国贯彻执行基本法、实施“一国两制”则是坚定不移的。金庸也马上笔战彭定康，以《功能选举的突变》等一系列政论文章予以回击。

在日益增强的压力下，英国政府最终还是要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同时也为了能实现“光荣撤退”，英方从1994年下半年起，逐步调整政策，重新摆出了与中方合作的姿态。

1995年1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金庸也在这个名单之中，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筹委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从此，金庸全身心地投入对香港回归祖国的事务工作中。

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香港上空。香港回归祖国，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变为现实。

（梁衍军荐自《团结报》 图：新华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