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义霞

富春江流域景色如画、人文丰沛，奇山丽水连绵，名镇古村辉映其间。在此，东汉严子陵隐居垂钓，成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南朝吴均吟咏“风烟俱净，天山共色”，留下传世佳作《与宋元思书》；元代大画家黄公望妙笔丹青，绘成“中国山水画第一神作”《富春山居图》。绮丽的山水人文吸引了李白、白居易、罗隐、范仲淹、苏东坡、陆游、李桓、纪晓岚等文人骚客倾情挥写诗词墨宝。

1896年，郁达夫出生于浙江富阳富春江畔。他枕山面水、画山绣水，得富春江之灵气，沐富春江之人文，名篇佳构络绎笔端。于是，当初的青涩少年一步步扬名，最终走向更阔远的世界，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山水游记与自叙传抒情小说名家郁达夫。身份在变化，不变的是“春江钓徒”对一方山水温暖绵柔的情怀——“云山苍苍，江水泱泱”的富春江承载着他太多故事和幻梦，给他温暖与慰藉，给他情思与灵感，也给他回忆与创痛，从而成为他割不断的精神脐带。

·壹·

郁达夫的整个童年，是在富春江畔度过的。郁父早逝，母亲以柔弱之肩扛起了养家的重担，两个兄长也已离家出外读书。于是，一个五六岁的、穿着粗布袍子的小男孩常常坐在江边大石上等候母亲归来，“在太阳里张着眼望江中间来往的帆樯”。郁达夫曾将自己的出生比为“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尚未完成的悲剧”。滔滔的江水与体弱多病的童年赋予了他多愁善感的特点，身世的遭遇造就了他喜自然、恶人群的性格。读书后，孤独、敏感、羞怯的他很少和同学来往，时常会“露了一脸很悲凉的寂寞的苦笑”。而江边，给了他丰富而神奇的世界，成为他童年、少年时期的摇篮。在此，他与风对话，和山私语，跟船对视，那满目的烟树青山让他“总有大半日白日之梦好做”。山明水秀的自然胜景抚慰着心灵，使郁达夫从小获得了美的熏陶。他在自传中描述道：“对于大自然的迷恋，似乎是我从小的一种天性。”翻看郁达夫的作品，其主人公多迷恋自然，而那些孤独者、零余者，常常是“大自然的宠儿”，或者在大自然中疗伤。可以这样说，钟灵毓秀的富春江是郁达夫第一位美学教师，其清丽秀雅的富春烟波陶冶了他独特的审美情趣。这对他的一生尤其是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身材瘦小、从小丧父的郁达夫在富阳的鹤山私塾开启他的文学之旅和审美视窗，家门前便是粼粼的富春江面。茫茫的江水带来了无尽的怅惘，也催生了缤纷的遐思，激发了浓郁的向往。宽广的水面，一面连接着家园，一面伸延向远方。所以，小时候的郁达夫面对浩渺的水面、澄碧的天空与穿梭的船只，常常会萌生“它们究竟是从哪里来，上哪里去”的追问。而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也潜滋暗长：“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大起来呢？我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到这像在天边似的远处去呢？”喜好自然的禀性，深深地影响到了郁达夫的生活，也滋润了他的行文，激活了他的遐思与幻想，催生了他对于“行走”的想象和向往。从1928年《感伤的行旅》到1939年《马六甲游记》，郁达夫“屐痕处处”，单是游记就留下30余篇。而在他的文本世界中，富春江一直是显在的主角或背景。

富春江堪称一江丽水，一江诗文。古往今来，有太多的文人墨客赋予这条江以深情的咏叹或富丽的想象。南朝吴均说：“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唐朝孟郊称：“造化绝高处，富春独多观。”宋苏轼有诗云：“三吴行尽千山水，犹道桐庐景清美。”元代李桓在《富春舟中》中写道：“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明末清初李渔说：“景到严陵自不凡，幽清如画始开函。”清刘嗣倌这样描述：“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郁达夫自幼受到佳丽山水的熏陶，年少时就写出了美丽的诗句：“家在严陵滩上住，秦时风物晋山川，碧桃三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创造社好友郭沫若评价郁达夫说：“达夫是生在这样地方的人，我相信他的诗文清丽是受了这种环境的影响。”

离乡远行后，富春江对于郁达夫而言不单单是绵渺的风景，也是他的精神大后方和感情投射地，承载着他的乡思，甚至是自我指代。留学日本后，郁达夫曾刻备图章“家在富春江上”“我是春江旧钓徒”。南下福州供职，郁达夫又请陈承祯镌刻图章“富春人也”。身处马六甲之时，他心心念念的仍是“故国江南的旷野”。也许，对于郁达夫而言，虽然走过很多地方，但“过尽千帆都不是”，他的灵魂始终眷恋于富春江这“一枚小邮票”，唯有把富春山水揣在怀里，把乡情带在身边，让情怀萦在梦中方觉踏实。除了印章，郁达夫早年留日期间，还曾以“春江钓徒”的笔名发表过旧体诗若干。身处异域，思乡怀旧的眷念似江水拍击心岸，发之心，形诸笔，唯有心中的富春江可以寄托情怀，慰藉乡愁，诗意栖居。正像郁达夫诗中所写：“只身去国三千里，一日思乡十二回。寄语界宵休早睡，五更魂梦欲归来。”

富春江不仅仅是郁达夫童年、少年时期的乐园、慰藉，而且是他与元配夫人孙荃（原名孙兰坡）订婚、结婚的见证者，是他与“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情感起伏的倾听者。在郁达夫故居，有郁达夫当年的手迹，内容为他1919年给未婚妻孙荃所写的书信，书信左下方的圖章即为“我是春江旧钓徒”。20世纪20年代，郁达夫和王映霞的爱情故事曾是那个时代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典范。初见时惊鸿一瞥惊为天人，再遇时轰轰烈烈誓共白头。1928年2月，两人经过诸多波折后在杭州喜结连理。这对才子佳人被朋友称之为“富春江上神仙侣”。怎奈深情不敌岁月侵蚀，乱世、猜忌、第三者、性格碰撞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小摩擦渐成大裂缝，最终敲响了两人婚姻的丧钟。1939年，郁达夫在香港《大风》发表《毁家诗纪》，王映霞随后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回击。1940年，郁、王二人在新加坡离婚。悲愤交加之际，郁达夫写诗曰：“月缺花残太不情，富春江上暗愁生。如非燕垒来蛇鼠，忍作投荒万里行？”曾经声称“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郁达夫，最终还是在感情世界里辜负了孙荃，并折翼于王映霞。

踏过千山万水，经过烟雨红尘，好在富春江永远是一方守候、一个知音。欢乐也好，沉郁也罢，郁达夫总想把心事说给它听。“坦率到可以惊人”的现代作家郁达夫，在面对富春江时，天真得像个孩子。endprint

·贰·

作品的气质、气象与作家所长期浸润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息息相关，比如沈从文笔下宁静、诗情的湘西边城，艾芜笔下粗粝强悍、原始野性的边地行吟，路遥笔下粗犷、质朴的陕北世界，赵树理笔下真切平实的“山药蛋”气息，张承志笔下激情、刚烈的草原故事，苏童笔下阴柔、灵动的“枫杨树风情”。在郁达夫自叙色彩浓郁的作品中，我们时常能窥到富春江的面影——“闻说求田君意定，富春江上欲相寻”，“碧桃三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三月富春城下路，杨花如雪雪如烟”、“何能花月春江夜，重过黄公旧酒垆”……如画如诗的富春江不但烙在郁达夫心中，还流淌在郁达夫笔下。其作品中，涉及富春江的篇目很多，比如《远一程，再远一程！》《我的梦，我的青春！》《悲剧的诞生》《钓台的春昼》《过富春江》《杭江小历纪程·兰溪》《烟影》《纸币的跳跃》、《东梓关》等。无论是诗歌、游记、散文，还是传记、小说，富春江都是他的情意结。

在富春山水滋养之下，郁达夫不仅养成了倾情自然的天性，其创作也不可避免地氤氲着水一样的气质。富春江以特有的灵秀之气，培育了郁达夫特有的多愁善感的表达方式和行文。正像郁达夫在《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中所言：“自然景物以及山水，对于人生对于艺术，都有绝大的影响力，绝大的威力，确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

“潮湿的自然形态并不是直接冲入作品的，而是先浸润艺术家的心理空间。”江南的山水恰似一个闸门，启动了郁达夫最初对于风景的“发现”。郁达夫多部小说故事的场景是在浙江展开的，山水景色成为其作品（甚至是小说）不可剥离的有机组成。《沉沦》《烟影》《春潮》《逃走》《东梓关》《纸币的跳跃》《银灰色的死》《怀乡病者》等作品中，作者都不吝笔墨来描写富春江。即使主角是日本留学生，郁达夫仍然习惯于设置人物借助回忆再现富春江山水。他以一支饱蘸深情的笔丰富了文学的花园，在政治、社会元素不断被凸显的文学生态中强化了自然维度，给20世纪30年代充盈着都市文学和左翼激进小说的文坛输送了新鲜的元素。战争烽火紧紧追赶的时期，很少有人像郁达夫那样，还可以对着自然张开敏锐的眼睛。

富春烟波的“水”性特点在郁达夫文本中也有强烈的渗透和转化。与水的熟稔，与水的亲近，使其在选材上习惯于“水”以及与之相关的阴性意象。于是，郁氏作品多格调凄清，人物柔弱，语言阴柔，心理纤敏，气象潮润……在富春江水边长大的郁达夫，笔端朦胧着太多的水汽。《过去》一文使用了拟物，主人公的心里像湖水一样“起了些波纹”；《十三夜》启动了大胆想象，“我”的朋友说话竟然“浑同水也似的泛流了出来”；《春江感旧》中，思及当年的女友，“我”心中流淌着“水样的春愁”。也许正如《旧浙江通志》所言：“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在浙西富春江阴柔的“水文化”浸润下，郁达夫为现代文坛提供了很多“湿漉漉”的题材。“薄雾”“流水”“银波”“烟月”等阴性意象“湿透纸背”，携带着“泱泱水气”，受到郁达夫特别的钟爱。

富春江的丽山秀水给郁达夫一种忧郁浪漫的气质，影响着其思维方式、审美建构乃至人文品性。郁达夫倾向于塑造身体与性情偏于柔弱的人物，比如其人物画廊中那些“零余者”形象，他们敏感、颓废、郁郁寡欢但又缺乏血性的反抗，他们自虐、病态、愤世嫉俗但又陷入沉沦。同时，水之流动、水之“随心所欲”又濡染着自由个性的舒展。率性率情的浪漫自由流淌在郁达夫字里行间，挥发着一种主观体验性很强的情绪化色彩。《沉沦》中的留学生深陷灵与肉、本我与超我的冲突。《茫茫夜》中的于质夫大胆写同性“情谊”与畸恋心理……郁达夫创作的“自叙传”抒情小说常常以情绪来组织故事，主人公内心情感的波动与小说肌理的汪汪水感形成互文。可以这样说，故乡的“文化场”像磁铁发挥着强烈的内驱力，水性文学思维已成为郁氏作品重要的美学元素。

·叁·

水带给人的美感，不仅仅在于感性层面，还常常伴随着哲学思考和人生意味。山水不但可以悦性，还属于“治愈系”，可以抚慰、疗伤。就像袁宏道所说的那样：“借山水之奇观，发耳目之昏聩；假河海之渺论，驱肠胃之尘土。”或者，“湖水可以当药，青山可以健脾，逍遥林莽，敧枕岩壑，便不知省却多少参苓丸子矣”。面对山水行走，郁达夫如是说，“不过借一丘一壑，以自写其胸中块垒奇倨之思”，“因为对现实感到了不满，才想逃到大自然的怀中，在大自然的广漠里徘徊着，又只想飞翔开去”，“山水、自然，是可以使人性发现，使名利心减淡，使人格净化的陶冶工具”。

富春江流域不但景致美丽，还富有深厚的历史底蕴，饱藏浓厚的隐逸文化。特别是严子陵钓台、严子陵隐逸精神，已内化为富春山水的一部分。有研究者曾把富春江诗歌史比喻为一部山水隐逸诗史。这样的富春江，正是郁达夫抒思古之幽情、纾“零余者”之苦闷的情感载体。山水林泉中的处处屐痕，暗含着抒情主体心灵世界的舒展。那些清丽的文字，既勾勒着风景画，又绘制着风云图，同时也是作家自己的心灵史。

亲近山水的另一面是远离尘嚣，神交富春的另一面是致敬隐逸与气节。在郁达夫的诗文中，笔涉隐逸情怀的比比皆是，比如《怀乡病者》如是写道：“在浓淡相间的两岸山中，往东流去的，是东汉遗民垂钓的地方……在烟月中间浮动的，是宋季遗民痛哭的台榭。”再如《无题三首》之一：“书生风骨太寒酸，只称渔樵不称官。我欲乘风归去也，严滩重理钓鱼竿。”《定禅》：“野马尘埃幻似烟，而今看破界三千……拈花欲把禅心定，敢再轻狂学少年。”《三月十八夜寄木津老师》：“明朝欲待游仙去，自草蕉书约老僧。”《梦登春江第一楼严子陵先生钓台，题诗石上》：“明朝黄浦渡，一步近蓬莱。”《龙门山题壁》：“明朝我欲扶桑去，可许矶边泛钓槎。”《除夜有怀》：“明朝欲向空山遁，为恐东皇笑我痴。”

30年代白色恐怖严重之时，郁达夫因故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1930年底，“左联”又以郁达夫主张“我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等原因而宣布开除郁达夫。带着这样的复杂情绪，郁达夫创作了名篇《钓台的春昼》。这篇问世于1931年的散文，乃作者避居富春江故乡而作。此文浸满了遁世色彩。当晚祷钟鼓与木鱼残声响在耳畔，他说：“还要什么的高官厚禄，还要什么的浮名虚誉……一个人在这桐君观前的石凳上，看看山，看看水，看看城中的灯火和天上的星云，更做做浩无边际的无聊的幻梦……”理想無处安放时，是富春江畔抚慰着零余者的心；患上“时代病”时，仍然是富春江畔在纾解疼痛。“无路可走”的伤怀溶解在思古之幽情里，骚动的灵魂渐渐得以安抚。

因政治形势与个人诉求，郁达夫于1933年4月举家移居杭州，去追求自己年少时代就萌生的“名士归隐”之梦。他不满现实，但又无力抗争；忧国忧民，却苦于报国无门。于是，出世思想、田园趣味诱惑他追寻自己早年未实现的梦。他建造“风雨茅庐”，隐居杭州，意欲转向寄情山水。岂料，杭州复杂的生活环境不但未给他带来清静，还带来了更复杂的人际琐事，并且恶化了郁、王之间的关系，于是他转而更加思念富春江了。当然，郁达夫并非真正的隐者，他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寻找着自己的灵魂归宿和生活方式，最终还是选择了出山。1945年，化名“赵廉”的郁达夫在苏门答腊被日本杀害，结束了多情浪漫而又丰富曲折的忧患一生。

郁达夫的画家朋友刘海粟曾说：“青年画家不精读达夫的游记，画不了浙皖二省间的山水；不看钱塘、富春、新安，也读不通达夫的妙文。”的确，山水滋养着诗文，诗文歌咏着山水。郁达夫的游记、日记、小说、旧体诗词笼尽江南烟波。他以清丽、细腻而又充满激情的文字，描摹了故乡的山光水色，记录了浙西的世俗风貌，为后人留下一轴可贵的山水、人文画卷。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