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洵 张向荣

摘 要：西班牙PACTE课题小组是国际知名的翻译能力研究团队，早期他们认为翻译能力的核心是转换能力，其后又转而认为策略能力才是核心能力。笔者认为逻辑分析能力贯穿于各子能力之中，是译者能力的核心，也应该是翻译教学的重點所在。翻译过程中常见的细节问题、文化理解问题、科技认知问题等，都可以通过逻辑分析的方式得到适当的处理。教学中学生的能力培养可以在建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

关键词：PACTE；细节分析；文化理解；科技认知；建构主义

译者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教学中应该重点培养哪些能力？这是目前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外学者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德国功能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安妮·诺德认为，翻译能力包括文本接受与分析能力、研究能力、转换能力、文本生产能力、翻译质量评估能力等[1]。欧洲翻译研究协会会长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先生认为，双语知识、百科知识、技术知识、社会知识等是翻译的前提性或支撑性知识，译文生成与选择能力才是翻译能力的核心所在[2]。刘宓庆先生则认为，译者应该具有语言分析与运用能力、文化辨析与表现能力、双向转换与表达能力、审美判断与表现能力、逻辑分析与矫正能力等[3]。笔者认为这些讲法都有道理，但分类过细，对非翻译专业的翻译教学而言，课堂时间有限，难以面面俱到。为了教学上的方便，我们有必要在诸多子能力当中，确定一种核心能力作为重点加以研究。

一、逻辑分析能力是核心能力

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PACTE课题小组对翻译能力及其习得过程进行了专项研究，早期他们认为翻译能力的核心是转换能力。其后，在将专业译者与非专业译者的翻译方法、翻译过程以及翻译结果进行比对后，他们转而认为策略能力才是整个翻译能力的核心，它影响着其他所有的子能力，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可视化模型构建[4]。迄今为止，这个模型被认为是研究翻译能力构成的最为权威的模型，国内很多学者的研究活动，基本都是以此为基础，或者参考过这个模型。但是带着问题意识，以此模型为参照，反观自身的翻译实践，笔者觉得PACTE课题小组将策略能力定为核心能力的结论值得商榷。

1.转换能力不是核心能力

1997年10月，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成立了“翻译能力习得过程和评估专项研究小组”（即“Process in the Acquisi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Evaluation”，简称“PACTE”）主要进行译者能力习得的相关研究。研究的主要对象包括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语言的译入与译出，以及译文评估等内容。

研究小组首先对翻译能力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翻译能力与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中的能力不同，它不是一种双语能力，而是专业译者所必备的能力，是一种专业知识系统，是翻译中所必需的潜在知识与技能系统[5]。在此基础上，他们将翻译能力分为六个子能力：双语交际能力、语言外能力、专业操作能力、转换能力、策略能力、心理生理能力等，其中专业操作能力与转换能力属于过程性知识，其余都属于陈述性知识。转换能力是翻译能力的核心能力，它包括理解能力、分析能力、重新表述能力等子能力，并与其他能力有交叉关联。

从翻译过程来看，翻译活动本身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原文读解，后期是译文生成。很显然，原文理解与“理解能力”“分析能力”相对应，译文生成与“重新表述能力”相对应。符号转换是翻译活动的主体，与之相对应的转换能力就应该是主要能力，而不是核心能力。主要能力与核心能力不是一回事，很显然PACTE课题小组犯了概念混淆的错误。

再者，PACTE课题小组也认为转换能力是包括理解能力、分析能力、重新表述能力等子能力在内的次级能力系统。就教学而言，将这样一个可分解的主体能力视为核心能力，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高。

2.策略能力不是核心能力

2000年，PACTE小组又进行了一项探索实验。实验对象分为两组，一组由专业译者构成，一组由外语教师组成。研究小组在直接观察译者的翻译过程的同时，还采用了问卷调查、回顾访谈等方式，以期取得更多的原始资料。在比较、分析实验所得的信息后，研究小组认为译者能力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翻译能力是后天培养的专业技能，与“自然能力”有很大的不同。（2）翻译能力主要来自专业操作知识，而这种知识是在翻译实践中逐步习得的。

（3）策略能力是翻译能力的核心之所在[6]。并据此对译者能力构成模型进行了修改。 目前修改后的新模型已经在译者教育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尤其以2005年启动的“欧盟笔译硕士”（EMT）的使用，令人刮目相看。国内学者视之为权威的根本原因，恐怕也就在这里。

PACTE研究小组将翻译能力定义为一种专业知识系统，是“翻译中所必需的潜在知识和潜能系统”（ Translation competence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underlying knowledge system needed to translate）[7]。陈维娟与苏小兰引用哈佛大学McClelland教授的观点，认为“能力就是根据环境的需要对某种技能的使用”，质疑PACTE研究小组有关译者能力的定义，强调“翻译能力是指译者所具备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能[8]。笔者也认为能力与知识技能不是同等概念，知识技能只有在能力的驱动下才能发挥作用，将二者等同的做法，有失偏颇。

上文已经提到，转换能力不是核心能力，而是主要能力，其他如双语交际能力、语言外能力、策略能力等子能力是与主要能力相对应的次要能力。我们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核心能力时，应该在主要能力中探讨。PACTE研究小组将作为次要能力的策略能力视为核心能力，这种做法有颠倒主次之嫌。

其次，PACTE课题小组也认为策略能力是指“解决翻译问题、保证翻译过程有效性的过程性知识，筹划翻译步骤，选择最适当的翻译方法”[9]。从这个定义来看，策略的着眼点是整个语篇，如风格、文体、归化、异化等宏观层面的问题，并不涉及具体问题。也就是说，翻译策略应该是在翻译之初就已经确定下来的指导方针，它时时在场发挥的是一种无形的作用，就如同翻译中的道德伦理等因素一样，虽然重要但不是翻译的核心。

3.核心能力是逻辑分析能力

从翻译方式来看，我们还可以分为自然翻译与介入翻译两大类。

自然翻译说最早由Harris和Sherwood提出，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双语者，只要有足够的语言能力，都可以成为“自然的翻译者”[10]。并且随着语言能力的提升，翻译能力也会相应提高。杨志红、王克非认为这种观点是将翻译能力视为双语能力的衍生物，不仅遭到学界的摈弃，同时也不为翻译行业所认可[11]。笔者倒是认为我们对自然翻译能力研究得不够，它的重要性可能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打个比方，它好像我们日常的说话能力、走路能力一样，似乎不起眼，但一旦失去就有口难开、寸步难行。自然翻译能力应该与脑神经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想深入了解，只有等待脑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介入式翻译是作为自然翻译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只有当自然翻译遇到障碍时，或者说符号转换与意义再生不能同步进行时，译者才会带着问题意识，主动地介入文本的表层结构以及深层结构，从语法、词汇、历史文化、篇章主题、互文性等多方面着手分析文本，以求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笔者认为正因为介入式翻译是有意识的，积极主动的，要处理的正是翻译过程中的难点，所以它涉及的子能力是以逻辑推理为主体的分析能力。逻辑分析既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工具。翻译过程中的难题基本都能通过缜密的逻辑分析而得以解决，所以笔者认为逻辑分析是翻译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处理方式。

从翻译的主要能力来看，读解中的难点需要通过逻辑分析来解决，译文也会因为逻辑的清晰而通顺。PACTE课题小组将逻辑能力与理解能力、重新表述能力并列，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大合适。笔者认为，应该将逻辑分析能力独立出来，这种逻辑分析能力不同于皮姆、刘宓庆等人所说的子能力，而是贯穿于各种子能力之中的形而上层面的能力，是核心能力，也是我们翻译教学的重点之所在。

二、逻辑分析能力的应用

综合自身的翻译实践与教学实践来看，笔者认为翻译的难点大都在于关系复杂，难以理清其间的先后顺序、因果关系等逻辑问题。尽管表现形式可能多种多样，如细节问题、文化理解、科技认知等，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内部逻辑。因此遇到此类问题时，译者就需要主动介入问题点，从合理性角度、逻辑的角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细节分析能力

“符号转换”就是要用一种语言来再现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意义。从这个定义来看，双语能力是翻译活动的前提基础。但是，翻译专业以及其他外语专业高年级的翻译课程都是以学生具备基本的双语能力为前提而设计的，因此翻译教学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学生介入式翻译能力，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翻译人才。从翻译的过程来看，翻译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原文理解与译文生成两个阶段。相比较而言，原文理解是基础，只有深刻理解原文之后，才能形成好的译文。原文理解的关键又在于细节，细节可能是作者推敲最多的地方，也可能是词语使用最为细致的地方，还可能是语法结构最为复杂的地方，细节问题处理好了，对翻译能力的提高有极大的帮助。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就是说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故事情节可能是虚构的，但细节却是真实的，而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我们要求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要善于观察生活，发现细节中的真实。同样，从事文学翻译的人，也应该有这样的慧眼。细节问题处理不好的话，译文就会失真，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要处理好细节问题，除了敏锐的观察能力以外，还需要有细致缜密的逻辑分析能力。

例1：两个女孩子紧挨着走，走着走着，林道静突然站住身，回过头，愣愣地对小陈说：“小陈，我不能上学了。……”说这话时，她的脸色异常苍白。/The two girls set out， one just in front of the other along a narrow path. They had walked for some time when Tao-ching， who was ahead， turning and stared fixedly at her companion. Her face was unusually white，“I have to give up my studies， ……”（楊沫著，南英译，《青春之歌》）。

吕俊先生认为，“紧挨着走”一词至少有两种解释。既可以理解为“肩并肩地挨着”，也可以理解为“一前一后地挨着”[12]。只有看到第二句“回过头来”，才能确定文中的“紧挨着”是一前一后的意思，所以翻译应该以语段为单位，而不能执着于某一句话。后来李莉女士又以语篇分析理论重新解读了这段译文，认为可以视为语篇分析理论指导下的杰作[13]。这样的分析看似有道理，但实际上却只是片面的看法。我们不妨换个角度，自己试试看，两个人一前一后“紧挨着走”，不仅走不好，而且很可能会摔跤。如果两个人是一前一后的话，就应该是“相跟着走”，而不是“紧挨着走”，这在文学而言是细节问题，从运动过程的角度来看就是合理性问题。

如果我们再把时间向前推一点，就会发现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林道静离开教室后，陈蔚如马上就跟了出来，她们俩一前一后沿着学校西边的西河沟往前走。如果从陈蔚如的眼中来描述林道静的行为可能效果会更好，可惜杨沫没有这样做。所以说仅就艺术性而言，《青春之歌》并非上乘之作，文中很多细节都没有处理好，上文的“紧挨着”就是一个例子，作者没有注意到叙事视点的变化。作者的失误本可以成为译者的机遇，是可以大胆地发挥想象力，进行创造性翻译的绝佳舞台。处理得好，译文当然会比原文更出色。但遗憾的是译者发现了问题，却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问题，而是亦步亦趋地跟着原文走，在译文中加上“just”。原译解决了前后或者说并排的位置问题，却忽视了距离的远近问题，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错误。

如果我们把上例放回杨沫原作中去看，就会发现细节问题，涉及面很广，不仅仅有语言问题，还有人物心理变化、叙事视点转换等多方面的问题。只有细致的观察、缜密的分析才能发现人物心里的变化，再现当时的场景，深刻理解原文，创造出高质量的译文。

2.文化理解能力

语言不仅是我们表达思想情感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翻译过程中遇到文化问题时，仅从语言层面寻求解决办法就显得有所欠缺。于是翻译研究中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文化转向。西方研究者的文化转向重在翻译研究方面，如德国弗美尔在对翻译活动的历史及内涵进行认真分析后指出：“总之，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转换。译者应精通两种或多种文化，由于语言是文化内部不可分割的部分，译者也就精通两种或多种语言。其次，翻译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行为，换句话说，它是一种跨文化的行为。”[14]中国研究者更重视翻译实践中的文化转向，很早王佐良先生就提出：“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而他面对的却是两大片文化。”[15]刘宓庆先生则从翻译学视角中的文化、语言中的文化信息、文化翻译新观念、文化与意义、寓意的文化诠释、文本的文化解读、翻译与文化心理、文化翻译的表现原则与手段等多个方面对文化翻译的理论构架及基本范畴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索。

词汇是翻译活动的重点也是难点，“彼间有，此间无”的词汇的翻译尤为困难，不仅需要考虑词语的表意问题，还要顾及译入语的兼容性。清末严复将“capital”译为“母财”，而日本译者则译为“资本”。将二者稍加比较就会发现，严复的“母材”虽然也表达了“capital”一词的含义，但与中国文化不兼容。我们将“本”与“财”二字放在经济活动中来考察，就会发现其间的差别。以“本”为中心的词汇有“一本万利”“以本求利”，而以“财”为中心的词汇有“发财”“水中求财”等。可见“本”处在经济活动的起始阶段，是目的，符合“capital”的原始含义，而“财”则处于经济活动的末端，是结果，与“capital”的原义相差甚远。二者相比，显然“资本”不仅很好地表达了原意，而且符合汉语语言习惯，所以才能在竞争中胜出，最终淘汰“母财”。王佐良先生强调的是“两大片文化”，但我们很多人似乎都是“独眼龙”，看到了西方文化特点，忽视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个性。

例2：原文：Man Arrested for Airline Bomb Joke. / 原译：“飞机上制造携带炸弹笑话的乘客被逮捕。/ 毛荣贵译：“空”中无戏言[3] 。

“Man Arrested for Airline Bomb Joke”是《科技英语学习》刊登的一篇英文报道的标题。刘庆元先生就认为原译毫无意境，而毛译实属佳译，因为它较好地传译了原文的警世功能。毛荣贵先生的翻译是好还是坏，笔者不敢妄加评论。但“空中无戏言”这个词语，首先让人想到的是“君无戏言”“军中无戏言”等话语。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无戏言”的含义是要求说话人遵守自己的诺言，兑现自己的承诺。如果说原文有警世的含义的话，毛荣贵教授的翻译岂不是与原文背道而驰？

翻译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加深了解，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正确理解源语文化，再就是要用译入语准确再现源语内容。翻译研究、翻译实践的文化转向，就是因此而发生。但目前我们的重点似乎偏向于对源语文化的理解以及处理上，而对译入语的能否接受考虑得不多，这种顾此失彼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3.科技认知能力

《从一本译文不合格译书谈科技翻译的质量》和《科技翻译的水平何以日益下降》是2002年5月15日《中华读书报》上的两篇文章。文章提出目前科技翻译欣欣向荣的背后也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近年来，中国科技翻译的水平不仅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而提高，反而日趋下降。并且这不是个别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现象。近几年中国引进的科学文化出版物可以说90%以上都存在翻译问题。

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如果把责任全部推到译者身上，显然有失公平。笔者本人也做过科技方面的口头翻译，尽管事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翻译过程并不顺利。事后中方科技人员告诉我，虽然很多地方译得不通，但他还是听懂了。也就是说，他是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填补了我翻译的空白，纠正了我的错误，翻译活动是在听者的参与下完成的。没有听者的主动参与，翻译很可能没法进行下去。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没有十年八年的专业素养，那些艰深的科学原理根本没法懂。套用王佐良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科技翻译中你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但是你面对的是一大堆专业知识与专业原理。”所以，笔者认为科技翻译最好由科技人员来完成，至少也要有科技人员的参与。普通译者单独承担专业性很强的科技文献的翻译，错误在所难免。《中华读书报》讲的应该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反过来，对于专业性不是那么强的科普类读物或者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科技常识，译者也不能正确把握的话，那又另当别论。

例3：船はゆくゆく通り矢のはなを / 濡れて帆あげたぬしの船。‖你的船似飞箭就要远去 / 扬起我泪水打湿的帆[16]。

这是陈岩先生翻译的日本诗人北原白秋《城ヶ島の雨》中的一句，译文似乎违背了某种基本常识。速度，尤其视觉速度跟空间有很大的关系。古人为了形容时间流逝速度之快，创造出了“白驹过隙”这个成语。白马的速度不一定快，但從缝隙中去看，就等于是压缩了空间。空间变小了而速度没有变，给人的感觉当然就像是速度加快了，所以才会一闪而过。反过来，空间放大了而速度不变，就会给人速度变缓的感觉。比喻说，尽管飞机的速度很快，但因为天空太辽阔，我们很多时候感觉它并不怎么快。这就是由于空间大小不同导致人们视觉速度变化的道理。

城岛位于神奈川县三浦半岛的最南端的对岸，连着东京湾出海口。帆船在辽阔的大海中航行，不管是真实速度还是视觉速度，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跟飞箭一样快，笔者正是由此发现了译文的错误。实际上情况也确实这样，“通り矢のはな”是地名，而不是比喻，那里现在还有北原白秋的诗碑。译者之所以误把“通り矢”理解为飞箭，原因有二：（1）望文生义。尽管汉语日语都有汉字，但很多时候所指是不一样的，这是日汉翻译应该非常谨慎的。（2）分析不够深入。倘若从物理常识角度来思考的话，这种错误应该能够避免。

专业的科技翻译与普通翻译有很大的不同，本文所说的科技知识不是指非常专业的科技文献，而是指非科技文献中可能出现的科普类知识，如上例。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网络媒体的发展，不仅科普类知识，而且很多原本专业性很强的科学道理，也随着新产品逐步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演变为常识性知识。这类文本原本不难处理，但稍不注意就会出错。只有充分发挥逻辑分析能力，才不会为表象所迷惑，发现语言外壳背后的真相。

三、逻辑分析能力的培养

综上所述，细节分析问题、文化理解问题、科技认知问题的处理都离不开逻辑分析能力，所以教学实践中我们也应该以提高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为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实实在在地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翻出好的译文。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笔者认为任务教学法是比较有效的能力培养方法之一。

笔者在教学中一般选用日本《朝日新闻·天声人语》专栏的评论文章作为材料，因为这类文章题材新颖有趣，能活跃课堂气氛，长短合适，适合课堂讲解。材料提前一周发给学生，要求他们在动笔翻译之前，首先做文本分析。文本分析采用诺德模式，即从文外因素与文内因素两方面着手，但具体内容稍作调整。文外因素包括两方面，一是指文本所评论的事件的真实过程，二是指其他媒体对该事件的评论。文内因素包括五方面内容：（1）互文性分析。找出文中的典故、习语等语汇，分析这些语汇在历史语境中的含义，以及他们与文本的联系。

（2）修辞分析。以比喻为例，首先就要分析本体与喻体的相似度，以及因此而带来的联想含义。（3）词汇分析。主要是指问题句中的多义词的词义分析。（4）结构分析。通过结构分析，理清作者叙事、评论的逻辑思路。（5）问题分析。每篇材料当中都有疑难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学生从文化、叙事细节、科技认知等不同角度出发，进行恰当的逻辑分析。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学生自己动手，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分析能力，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方式。

同化和顺应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同化是指把新的知识纳入已有的知识结构之中。只有借助同化的过程，新的知识才能融入主体的知识结构，获得真正的意义。但是当主体的认知结构无法同化新的知识时，主体就需要对已有的认知结构进行调整，使之能够与新的知识相适应，这就是顺应。笔者认为建构理论同样适合于分析认知能力的培养。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步：

（1）了解译者的能力结构，反思自己的习惯性做法，找出不足点。（2）实践中，带着问题意识去发现问题，并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分析问题，寻找问题背后的真相。（3）反复训练，养成习惯，积累经验，填补自己能力结构中不足的一环。

实践——认知——构建—提高，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翻译教学的目的。一个循环结束后，新的循环会在更高的层次上重复。当然教学过程中也有知识的量的增长，但这不是教学的主要目的，教学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

四、结语

非翻译专业的翻译教学与翻译专业有所不同，时间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面面俱到，因此抓住译者能力中的核心能力或者基础能力，进行重点培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相较于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PACTE课题小组的结论，笔者认为逻辑分析能力更为重要，它是译者能力最重要的构成部分，贯穿于其他能力之中，是其他能力得以发挥的前提基础，也应该是翻译教学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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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