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通过分析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呈现出经济总量增速降低、产业结构升级及创新驱动增长的特征，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失衡及市场需求萎缩的风险。由此，提出了应当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相结合以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常态”；“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失衡；供给管理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的行程中首次提到“新常态”。对于“新常态”的认识，最初存在一些误解，认为意味着我国经济的衰退。实际上经济“新常态”说明中国经济现在虽然面临下行的压力，但是我国经济有能力稳定在一个合理区间，我国经济发展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正确认识“新常态”、意识到新常态下可能面临的风险，并有针对性的调整我国的宏观政策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十分重要。

一、 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

1. 我国经济总量增速降低。从数量上，截止2016年底，我国的GDP总量为74.4万亿，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38年以来GDP平均增速是9.7%。从图1可以看出，相比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的经济总量在38年间，取得了较大幅度的以及较快的增长水平。但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幅已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大部分经济体在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较高速度增长以后，都会经历增速“换挡”现象，然而我国目前的GDP增速为6.7%，相较于许多经济大国而言，经济增速仍然较快（张占斌，2015）。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水平不断深化，资本要素流动加速，并且考虑失衡问题时要考虑外资的影响，因而在衡量一国经济总量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依靠GDP指标而不是GNP指标。当然，GDP的度量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缺陷，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就是GDP仅仅衡量的是一个流量状况，而不解决存量问题，它只是一个年度指标，不反映真实国民财富积累状况。

2. 产业结构升级。新常态下，产业结构正逐渐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三次产业中农业对GDP的贡献率从1990年起就有了一个较大程度的下降；服务业的比重在近二十年间持续上升，从2013年开始对GDP的贡献高于工业对GDP的贡献，意味着中国经济逐渐迈入“服务化”时代。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已达80%以上，我国的服务业贡献率仅为50%，因此可以预期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将是一个长期趋势。

依据图3，从就业结构上来看，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持续下降，并且从2011年开始低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与此同时，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稳步上升，并且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上升速度略高于第二产业。对比两张图，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农业对GDP的贡献早已下降至10%以下，然而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依旧较高，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释放农业剩余劳动力仍然还具有一部分空间。此外，考查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最重要的是看农业的变化，因为农业的需求弹性较小，刚性最强，那么农业就业人数的减少一定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以，纵观我国近十年产业结构的变化，毋庸置疑，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有所提升，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重要性正逐渐发生转换，目前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正逐步加快，同时，服务业也呈现出厚积薄发的态势。产业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由粗放型逐渐向集约型转变，这正是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关键所在。

3. 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我国经济增长正逐渐由依赖传统要素投入的增加转变为依赖技术进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经济主体越来越注重自主创新，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附加值。从图4中可以看出，我国R&D经费占GDP的比重正在逐年增加，国家从过去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价格上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依赖科技创新（刘伟、苏剑，2014）。目前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越来越强，与我们不断增加研发投入、注重产品升级的战略调整密切相关的。当经济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以后，以往的依靠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势在必行。在新常态下，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由于结构调整需要空间和时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放缓。

二、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1. “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以后，容易长期地停滞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中，难以形成突破，成为高等收入国家。许多国家经济增长当达到一定水平后停滞不前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面对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他们没有及时地做出改变。当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同样面临以往依靠要素成本低的扩张方式的条件已然发生变化。目前，我国的土地、劳动力资源都在逐渐变得稀缺，低成本的优势不复存在，如果不通过提高效率的方式转化增长方式，迅速增长的成本无法消化，还可能形成高通胀的威胁。（钟经文，2014）。

2. 经济增长中的失衡。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和失衡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常有的现象，我国的经济增长失衡则在方向上发生了多次变化。以往的宏观经济失衡都是单方面的，不是经济增长乏力、需求不足就是经济过热、需求过剩。然而，现阶段的经济增长，出现了经济下行和通胀的双重风险。

一方面，宏观上看，总需求不足未被克服。投资需求具有不可持续性，我国的投资需求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然而政府是投资要受到财政赤字的预算约束。在企业投资层面上，如果没有创新的项目，企业的投资只会形成重复建设。由于资金规模、融资渠道等方面的限制，国企是创新主体，然而由于国企是政府性的，且享有垄断利润，因此使得创新缺乏投资主体，技术创新水平不够，从而投资需求不足。

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还面临较强通胀压力。我国目前的通胀呈现的特点有如下几点：首先，它是之前反危机的滞后效应。之前金融危机采取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滞留在流通领域，隐藏着通胀的压力，如今转化为现实的通胀。其次，治理需求拉动通胀的手段是紧缩货币，会使得利率升高，从而生产成本上升，又会形成成本推动通胀。再次，国际市场通过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资本對我输入通胀。最后，国际收支长期收大于支，放出大量人民币，具有通胀压力。endprint

3. 市场需求萎缩。在市场需求方面，由于以往的投资需求主要来自于外资对于我国低成本的偏好，如果不能提高技术水平加强创新，投资需求则会疲软。另外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公，消费需求受到抑制，使得企业的流动性过剩，企业破产，引发失业问题。

三、 “新常态”下我国宏观政策选择

1. 稳健型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属于总量政策。由于目前经济增长放缓，货币政策效果可能受到“流动性偏好陷阱”的影响，加之我国的货币政策的特点是方向与财政政策相反，因此短期内应当选用从紧的货币政策。我国货币政策工具运用上采取双目标同时锁定——既盯住利率又盯住货币供应量的方式，即价格与数量工具同时调控。其原因是，二者不像西方国家一样有通畅的传导机制，它们是分别孤立形成，割裂了两个目标的中间联系。我国过去式更多是运用数量工具（存款准备金率），未来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深入，将会更多运用价格工具（利率），但是若经济下行时更多运用利率工具会迅速淘汰低效小企业，造成大量失业。此外，货币政策的使用，我们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货币政策背景和风险与欧美存在不同。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滞胀，于是政府降低利率，既降低了成本又扩张了投资，形成了大量低水平投资，当市场回暖以后，低水平投资就会崩溃，形成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国的情况则不同，我国是货币需求不足，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打击了我国的实体经济，然而银行并未受影响，因此相对于货币供给，货币需求不足，所以我国应当培育货币需求，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减少企业成本，所以，长期来看，长期来看，为了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结构升级，应当适度放松货币政策，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周建、况明，2015）。

2. 扩张型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属于结构性政策。虽然在应对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可能出现“挤出效应”，但是，在“新常态”的背景下我们仍旧应当选择扩张型的财政政策。这是因为我国财政收入增速较快，上文提到改革开放38年来，我国GDP平均增速10%，而财政收入平均增速则为15%，且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较高，加之我国的财政支出政策一直是扩张性的，“新常态”背景下扩张的财政政策应当有较大的发挥空间。但是，我国财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中央財政主掌财权，地方财政主掌事权，所以造成地方财政对中央财政的较强依赖；并且我国的税种以流转税为主，而不是对收入征税，使得穷人纳税比例更高，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因此，在“新常态”下推行扩张型财政政策，要减少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推进税收制度的改革、增强财政政策的经济促进效应。

3. 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政策作用对象单纯集中在需求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纯粹的需求管理无法解决“滞胀”现象，这正是我国宏观经济当下面临的一个困境。其次，需求管理更加重视总量和短期的效应，短期是技术不变的，不需要制度创新的政策。而长期存在的是结构问题需要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因此短期政策长期化是不现实的，引起只增长不发展的现象。短期内只能提高GDP，不能形成结构升级。再次，基于我国是一个大国的现实，各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失衡的方向不一致，统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容易失效。最后，地方政府的扩张需求的政策，由于人员的流动性可能刺激了其他地方的需求，使得地方政府执行需求管理政策的积极性并不高。

与需求管理不同，供给管理作用的对象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货币政策能够通过影响利率调节厂商成本，来达到对总供给的调控，这就是货币政策的供给管理。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的需求效应大于供给效应，只有在经济下行时货币政策的供给效应才会大于需求效应。财政政策的供给管理在于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方式影响厂商的生产成本。总之，供给管理的核心在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且供给管理对控制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更加有效。比较经济政策的需求供给效应我们会发现，需求管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通常要付出通胀的代价，而供给管理可以在需求不变时，扩大供给，并解决就业（石建勋、张悦，2015）。

此外，由于需求管理是总量的调节，它不仅不能解决结构的问题，也不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而供给管理可以在不同区域产业间进行有效地调节。但是我国政府长期重视需求管理而不是供给管理的原因在于需求管理是短期的，效果明显，而供给管理是长期管理，政府受任期限制，并且供给管理不确定性强，效果滞后性强，尤其在我国市场制度建设不完善的前提下，供给管理易于演变成计划经济。因此，我国经济调节应当改变以往单纯从需求管理角度出发的思路，将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充分发挥二者差异化的政策优势，在“新常态”下更加有效地帮助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4.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新常态”下，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向决定性作用转换。将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升为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尤其是在现阶段，面对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国际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经济状况的复杂程度和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对于加强法制建设、减少腐败、依靠市场化力量这些方面的制度创新也是应对变化的环境的必要条件，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为只有充分利用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时也要利用好“有形之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才能保证经济健康稳健运行。此外，非正规制度，道德和习俗的力量，诚信的市场道德的建立也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刘伟，2015）。

参考文献：

[1] 张占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及政策取向[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1）：15-20.

[2] 刘伟，苏剑.“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J].经济科学，2014，（4）：5-13.

[3] 钟经文.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N].经济日报， 2014-07-28.

[4] 周建，况明.中国宏观经济动态传导、可靠性及货币政策机制[J].经济研究，2015，（2）：31-46.

[5] 石建勋，张悦.中国经济新常态趋势分析及战略选择[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1-7.

[6] 刘伟.市场经济秩序与法律制度和法治精神[J].经济研究，2015，（1）：14-16.

作者简介：刘雯（1989-），女，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创新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7-09-1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