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方宣

他中学时就三次面见孙中山，后追随共产党人轰轰烈烈干革命。

走投无路时，他投奔国民党，成为国民党中统内部著名的金刚大特工，受到蒋介石的亲自接见，终成中统四朝元老，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作恶多端，老奸巨猾。

国民党败退台湾，中统情报组织一朝崩溃，他一夜失踪。

他在大陆潜伏下来，摇身一变成为中学老师。

他叫张国栋，其人生跌宕起伏、命运传奇诡异，如同一部谍战剧。

曾追随共产党人秘密进行

革命工作

张国栋出生于广西桂林一个书香世家，读中学时，他遇到了老师李任仁。李任仁早在1910年就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是广西国民党民主派的重要人物。

张国栋成绩优异，受到李任仁的关注，李任仁开始向他灌输革命思想。当时桂林政治开明，人心思变，良好的民主氛围也感染了张国栋。

孙中山在桂林准备北伐期间，张国栋在李任仁的安排下三次面见孙中山。作为一个还在读书的中学生，张国栋感到莫大的荣耀与自豪，他投身革命、报效祖国的决心因此更加坚定。

张国栋后来考取设在河北唐山的交通大学，并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引起了中共唐山地委书记何孟雄的注意。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何孟雄受中央指派，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国民党。何孟雄认为张国栋可以担当重任，便主动接触他，介绍他参加国民党，负责主持国民党唐山市党部的日常工作。

南方革命军出师北伐，节节胜利。张作霖入主北京，控制了中华民国“军政府”，自任海军大元帅，从而成为北洋政府的末代“国家元首”。他调兵遣将围剿革命军，白色恐怖开始了，张国栋被列入黑名单，被迫离开学校。

此时的国民党唐山市党部仍在坚持战斗，国共合作仍在继续。何孟雄与张国栋经常密会，就以后的工作重点及活动经费等问题进行交流。

何孟雄派张国栋秘密前往设在天津的北方局汇报工作。张国栋历险无数，完成任务返回唐山。没想到唐山市委早已被破坏，有八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士被杀害。

张国栋不敢停留，他机智地躲过暗藏在市委的张作霖的手下，侥幸逃脱。他没有离开唐山，而是用事先约定的方式与何孟雄取得联系，并秘密租下据点重新开始党部工作。

不久，因叛徒出卖，据点遭到破坏。张国栋为是否回据点通知何孟雄而纠结许久，最终，他选择了逃命。

他立即赶到码头准备坐轮船逃往上海，从十六铺码头转轮船去汉口时，在昏暗的路灯下，他意外地与何孟雄迎面相遇。两人隔着一根电线杆你看我一眼，我瞅你一眼，却摸不清对方底细，各自心中都有难以言说的隐秘。他们只是深深地看了对方一眼，然后又装作没看见对方，迅速掉头而去。

没想到这一去，张国栋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进入特务组织得到蒋介石肯定

何孟雄当时是去汉口出任汉口市委组织部长的。这位资深共产党人后来在江苏淮安从事工农运动，最后因叛徒告密而被国民党杀害。

张国栋去汉口是为了寻找哥哥张国钧。张国钧当时随部队去了九江，张国栋追到了九江，没想到张国钧又随部队出发了。张国栋心想哥哥身在军营，到处行军打仗，他永远没法追上。于是他在哥哥所在部队的留守人员那里借了一点钱，从九江坐轮船来到南京。眼看钱快花光了，他着急起来，晚上连旅馆也不敢住了。流落街头时，张国栋找了几张报纸垫在地上睡觉。就在这张报纸上，他看到了蒋介石筹办党务学校的招生广告。张国栋凭着良好的文化功底和党务工作者的出色经历，考取了这所学校。

蒋介石创办这所学校的目的，是要把它作为支持和巩固其统治的中坚力量，其中重要的一項任务，就是为国民党培养特工调查人员。张国栋丰富的地下工作经历让他在这所学校里如鱼得水，像在中学、大学时一样，他很快成为这所学校出类拔萃的学生。

毕业后，张国栋被分配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他的顶头上司，就是鼎鼎大名的调查科主任陈立夫。

在调查科，张国栋从一名爱国青年摇身一变，变成“不彻底消灭共产党我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的国民党铁杆忠臣，他在特工方面的才华和智慧得以全面展现：

他煽动中共中央委员、长期负责中共高层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叛变，并供出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中共特工钱壮飞，引起周恩来的震惊。

他参与策划并炮制出骇人听闻的“伍豪事件”（伍豪即周恩来），向中共泼污水，以期引起中共内部分裂。

他成功告破“刺杀汪精卫案”，让蒋介石转怒为喜。

他参与策划成功逮捕瞿秋白，希望瞿秋白成为第二个顾顺章。

他用“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逮捕了中共高层廖承志，引起毛泽东的愤怒。

张国栋在中统取得的一连串的傲人成绩，终于让蒋介石对其刮目相看。蒋介石亲自宴请张国栋。张国栋成为宴席主角，而蒋介石的另两位得力干将陈立夫、陈果夫只能作为陪同人员出席。蒋介石十分开心，勉励张国栋再接再厉，为党国效力。就在这次宴请后不久，已经是处长的张国栋经蒋介石钦点，进入决策层，名义上是中统总部的总秘书长，实际上他已成为中统的内当家。

他是老奸巨猾的不倒翁

从1940年起，蒋介石在陪都重庆设立了甲种、乙种两种会报机构，每次会报都在蒋介石的官邸举行，又称为官邸会报。所谓甲种会报，都是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出席人员有蒋介石的高级谋士张群、王世杰、吴铁城、何应钦、陈果夫等。中统头子徐恩曾、军统头子戴笠、宪兵司令张镇也都出席。这种会报每年举行两三次，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共活动情况、反共大事件以及下一步“剿共”计划。乙种会报无定期，大约一年一次，讨论有关日伪军动态，也讨论如何针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安排。每次会报前中统都要忙碌好一阵子，准备大量材料并由徐恩曾过目后拿到会报上向蒋介石汇报。

1943年，在某次会报即将开始前，张国栋突然接到总统秘书处打来的电话，让他第二天早上6点赶到总统官邸。张国栋心中一惊，属于核心机密的会报他每次都列席参加，也会参与讨论。但是6点就赶到总统官邸，对他来说是从未发生过的事，好像此事应该发生在中统时任老大徐恩曾身上。他有几分不安，又有几分惊喜，他没有将此事告诉徐恩曾，就在第二天一早赶到了总统官邸。等待他的是一桌精美的早餐，而且还是西式早餐。张国栋去日本留过学，特别钟情西餐，他还没有回过神来，就看到蒋介石穿着一身睡衣精神焕发地走进来，邀请他入座，共享西式早餐。看着精美的餐具与西点，张国栋仿佛置身梦中。一开始蒋介石只是向他如数家珍地介绍西餐，席间两人谈笑风生。后来蒋介石转移了话题：“你是中统的元老，也是中统的内当家，与徐先生共事多年，彼此非常了解，我想听听你对徐恩曾的看法。”

张国栋此时方才明白蒋委员长请他来共享西餐的真正目的。他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地向蒋介石坦陈徐恩曾的为人处世。蒋介石全神贯注，时而点头赞许，时而拧紧双眉。这顿早餐吃了两个小时，卫兵不时进来给早点加热。吃罢早餐张国栋决定回去，蒋介石说：“会报马上就要开始，你就不要走了。”张国栋心里忐忑不安。谁知，结束早餐不久，徐恩曾就提前来到蒋介石官邸，看到餐厅内只有张国栋与蒋委员长两个人，他大吃一惊，但他不动声色、一如往常地主持了官邸会报。蒋委员长似乎不在状态，多次打断徐恩曾的讲话，质问他：“重庆满大街都是‘总裁独裁、中正不正的标语，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眼皮底下，你们中统真是饭桶。”徐恩曾面红耳赤：“委员长，此事我们一直在追查，只是暂时还没有眉目。”蒋介石突然站起来，当着众人的面拍了桌子：“说你们是饭桶没有说错，报纸上还造谣我和女护士同居，你们怎么没有任何反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污蔑我？养你们这帮饭桶有什么用？”

徐恩曾面如死灰，冷汗淋漓。他的职业生涯也就在这次会报上走到了尽头。不久，中统换帅，叶秀峰走马上任。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洗徐恩曾的人马，一面与军统死掐，一面在中统内部要害部门安插自己的亲信。作为中统元老，张国栋应该是叶秀峰第一个想要除掉的对象。但是张国栋却化险为夷，成为徐恩曾手下唯一一个被叶秀峰信任和重用的人物，还与叶秀峰结成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作为中统系统除叶秀峰之外唯一一个国大代表，他代表中统局参加了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栋的人生跌宕起伏，但是无论在哪“朝”哪“代”，不论遭遇何种官场地震、政局嬗变，他始终都得到重用，立于中统核心地位，他因而在中统局留下一个绰号：不倒翁。

回想当年张国栋从桂林出发，在无任何亲朋故旧依靠和提携下，进入中统，一步一个脚印进入高层核心的历程，后来他自己总结出八个字：小心翼翼，忠心耿耿。除此之外，他的廉洁自律也是他站得住、立得稳的人生法宝。日本人撤退时，趁着接收之机，中统和国民党其他系统一样，一窝蜂地哄抢敌伪财产，包括汽车、洋房等，身边的人几乎全都发了接收财。张国栋却一如既往地工作，照旧骑一辆自行车上班，下班就回到那幢破旧不堪的小楼里——他只占据其中最黑最偏的一间。叶秀峰看不下去，从别人那里替他要了一辆汽车。他怕叶秀峰说他不领情，只开了一个星期就不开了，然后搁在中统院子里，将钥匙还给了叶秀峰，他找了个理由：“汽油太贵，开不起！”叶秀峰无奈，就收下钥匙，不再为难他。

他一夜之间消失了

时间的节点到了1949年春天，势如破竹的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向南方挺进。已经更改成党员通信局的中统局也随着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撤退到了广州，此时任党通局局长的叶秀峰突然派张国栋去大后方云南主持撤退后的相关工作。张国栋很生气，眼看着共产党就要夺下江山，现在派他一个人去人生地不熟的云南从事地下工作，不就是要他去送死吗？他表面上答应下来，借口处理家事，先请假回到桂林，从此中断了与党通局的一切联系，再跑到柳州，与哥哥一起隐居在柳州他们兄弟俩共同购买的房产中，静观时局变化。但叶秀峰钻山打洞般找到了他避居柳州的住址，派湘桂铁路办公室主任路茂堂给他送去了飞往台湾的机票——这在当时看来是至高无上的待遇，只有为数不多的国民党高级政要才可以享受这份荣誉。但是机票只有一张，而张国栋的妻子万得仁即将生产，张国栋实在不想在这个时候与爱妻和即将出世的爱子天各一方，加上他对逃到海中孤岛上的国民党失去信心，对职业特工生涯早就心生厌倦，这张机票被他保存了五天之后，就被投入到炉火之中。眼看着机票即将到期，路茂堂接到叶秀峰的电话再次来到柳州张国栋家，却发现人去楼空。周围邻居都不知道张国栋的去向，他们也根本不知道这里居住过一个叫张国栋的特工——张国栋就这样离奇地消失了。

此后几十年时间，逃到台湾的昔日同僚、部下对张国栋的神秘消失一直议论纷纷，有的说他不应招赴台，藏身故乡，是与党国离心离德的行为，完全是刻意背叛中统；有的说他即便化身平民潜伏在大陆，靠一己之力也难以成事，完全是自讨苦吃；有的说他肯定是投降中共，不便现身，只好隐姓埋名；更多的人则认定他是被关进了共产党的监狱，这一生的结局就是将牢底坐穿，说不定已经被秘密砍头了，共产党当政后一次次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行动，他张国栋怎么可能逃得过去？

张国栋就这样从人们眼里消失了。

他潜伏下来，

摇身一变成了中学老师

张国栋没有叛变，也没有被砍头，他一直在广西平南县大安镇活得十分平静。在这里，他是一名受人尊敬的中学老师。这时候他不叫张国栋，而改叫张文。他潜伏下来并不是为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而是为了隐藏身份，准备长期潜伏，等待蒋介石“反攻大陆”。他牢牢记着当年顶头上司陈立夫、陈果夫的讲话：“世界必因美苏争夺而大打起来。”他在等待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以为，到那时候，蒋介石一定会重返大陆，而他个人的前途与机会还会再度出现。

张国栋能到平南县来任教，是他的妹夫介绍的。张国栋的妹夫也是一名中学老师，他通过朋友关系，让张国栋以四川人的身份来此任教。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户籍制度混乱，审查不严，张国栋就这样钻了空子。

在大安这个小小的山区中学，张国栋凭借多年的特工经验，很快就潜伏下来。他主动要求教数理化——他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中学的数理化他完全可以胜任；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教数理化不用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便于潜伏。

1949年11月，廣西平南迎来了解放军。面对飘扬的革命红旗和震耳欲聋的欢庆锣鼓声，昔日的大特务张国栋、今日的小教员张文，内心感到既恐惧又不安。他逼迫自己融入这个火红的时代，假装积极、进步，一方面率领学生到各个乡、村宣传生产自救，参加土地改革；另一方面鼓励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开展思想大批判。

经过几番努力，他所在的班级成为全校“红旗班”，他个人也获得“进步人士”荣誉，成为特邀代表，光荣出席了由各界代表参加的平南县第一次政协大会，后来又多次出席平南县各类大会。

随着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张国栋的内心越来越紧张，唯恐暴露身份，言谈举止更加小心翼翼。

时隔不久，平南县人民法庭在大安中学操场上举行公审大会，审判昔日的恶霸地主、反动会道门的头头以及勾结日寇的汉奸，成千上万的人在现场围观。审判之后，这些人全被拉到后面山上处决。

听到山坡上传来阵阵枪声，张国栋脸都变了色，回到家倒头就睡。第二天，他故作镇定地带领学生到几十里外的另一个镇搞宣传，一去就是半个月。当他回到家后，妻子告诉他：在他离家的这段时间，驻校的一位解放军女干部到家里来走访。这位女干部是北方人，对张国栋这个不会说广西话的四川人来到广西平南教书感到不可理解，流露出了怀疑的神色。

张国栋得知组织上对他产生了怀疑，犹如五雷轰顶。几天后，校长和他谈起了四川的风土人情。他心里一震，判断出校方已经怀疑他的身份。没过几天，大安镇民兵突然来到学校搞操练，张国栋以为民兵是来抓他的，大惊失色。所有这一切都被校方看在眼里。但是校方不动声色，张国栋也就视而不见，继续做他的老师。

时间又过了一年，到了1951年年底，平南县人民政府对外发出通告，要求所有国民党旧军政人员限期在一个月内到县政府登记，登记者可以宽大处理，否则将严惩不贷。

张国栋细读了通告，但他还是不愿去县政府登记。他的夫人万得仁这回坐不住了，劝他自首。她认定这一关张国栋是混不过去的，争取宽大处理才有出路。

张国栋无法接受这样的安排，因为他不是一般的国民党旧职人员，他是中统的高层，算得上罪大恶极，他这种人不可能得到共产党的宽大处理。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夫人借口买东西和他一同从大安来到县城，却突然拐进了县政府。张国栋目瞪口呆，只好硬着头皮去登记。意料之外的一幕出现了：公安部门极其客气地劝他回大安中学继续安心教学。

回去后，学校得知情况后也没有对他另眼相待。两个月之后，县政府来人通知他到县里去一下。县政府秘书长对他关怀备至，嘘寒问暖。然后对他说：“省里有一个学习班，邀请您参加，明天就动身。”张国栋知道他的“大难”终于临头了。

第二天，平南县公安局的两名同志陪同他坐车来到广西首府南宁，车子直接驶进了一座大院，张国栋看到那座大院大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书：广西省公安厅看守所。

事后张国栋才明白，其实早在他进入大安中学半个月后，平南县就对他的身份有所察觉。之所以没有立即逮捕他，一是他表现很好，对学校、对社会有利无害；二是这时人民政府执行的是“可抓可不抓者不抓，可杀可不杀者不杀”的政策。当时政府根据这一精神期望他自觉转变，自我改造，而他也真的在行动上做到了。因此，县政府一直等到镇压反革命高潮过去之后，才对他进行处理。如果早早将他逮捕，以他在中统时间之长、职位之高、罪恶之大，必死无疑。张国栋得知这些，对人民政府终生感恩在心。

与溥仪同监，

从此由黑暗走向新生

从南宁看守所、武汉监狱再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北京秦城监狱，张国栋从南方到北方，坐遍了共产党的监狱。他的切身感受是，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自己不像是坐监狱而像是进了疗养院。当时全国人民连饭都吃不饱，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但是对于他们这群战犯，每天肉和蛋都充足供应，冬天时暖气也不曾断过，以至于几年下来，他的体重增加了二十多斤。

改造期间，张国栋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与末代皇帝溥仪同监。溥仪从皇帝到公民的经历启发了他，他决心好好改造，走向新生。

与溥仪同监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那时候正值冬天，寒风呼啸，大雪纷飞。从温暖如春的南方乍到酷寒的北方，张国栋完全不适应，患上了严重的感冒，躺在床上昏昏欲睡。

过了四五天，张国栋感到好一点，他起床上卫生间，突然发现里面正在方便的那个人竟是末代皇帝溥仪，他吓了一大跳。

他对溥仪非常熟悉——当年他在日本留学时，正值溥仪在日本人的刀枪威逼下做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的标准像在日本随处可见。

张国栋仔细看了看，联想到这里是抚顺战犯管理所，于是他认定对面蹲坑的那个男子正是溥仪。

他不禁感慨，当年在日本看到满大街的溥仪标准像，那时候他以为溥仪是一个生活在天上的人。没想到世事沧桑，这个末代皇帝正和自己面对面地在同一个公厕如厕。原来皇帝也是要如厕的，皇帝如厕时也会因大便干燥而龇牙咧嘴、满头大汗。

等他回到房间，他又吃了一惊，原来溥仪也不是住单间，而是跟他住在同一个房间，同住一个房间的还有溥仪的弟弟溥杰。因为他才来的那几天一直发热，昏头昏脑，与昔日的皇上同监他也不知道。

溥仪平时话不多，有时候也和张国栋说上几句。时间长了，彼此非常熟悉了，溥仪的话还是很少。这时候他完全没有了皇帝的威仪，在张国栋眼里，他是一个邋里邋遢的男人，身上的衣服永远是皱巴巴的，头发也永远蓬乱如鸡窝，纽扣永远扣不整齐，当然，他的纽扣也不会完整，今天掉一颗，明天掉一颗，他也从来不缝。他弟弟溥杰也从来不帮他，当然，溥杰的状况也并不比他好多少。

张国栋看不下去，有时候帮他缝一下，他取笑溥仪：“你看，所有的战犯都清清爽爽的，就你这个皇上最窝囊。”溥仪也不生气，回答他：“窝囊就对了，我离开了皇宫，我就是个窝囊废。”一句话说得张国栋哈哈大笑。

有一次他们在食堂吃韭菜饺子，溥仪吃完，放下筷子，然后感叹道：“要是哪一天吃韭菜饺子就好了，我一顿肯定能吃八十个。”话一落音，食堂里爆发出哄堂笑声，溥仪感到莫名其妙：“我说错了吗？我就是想吃韭菜饺子嘛。”张国栋马上补了他一句：“皇上，你剛刚吃下肚的，正是韭菜饺子啊。你身为皇上，难道连韭菜也不认识？”一句话说得溥仪满脸羞愧。

此事发生后没过几天，张国栋等一批高级战犯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从前他们外出参观一向是保密的，这一次不知被谁走漏了风声，参观结束后他们从大门出来，几百名工人突然围拥过来，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冲着末代皇帝溥仪来的。

眨眼之间，身材瘦弱的溥仪被包围在人墙之中动弹不得，外面的警卫人员闻讯赶来，却根本无法进入人群。当时离溥仪最近的是张国栋，他拼命挤过来挡在溥仪面前，大声喊让大家让开。但是他的声音被淹没在狂热的人潮中，溥仪和张国栋被人潮裹挟着，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而溥仪眼看着就要被挤倒在地。

见要出事，张国栋突然暴怒起来，对身边几名起哄的男子拳打脚踢、大声斥骂。看到张国栋像一头发狂的狮子，人群突然安静下来，大家自动后退，让出一块空地，张国栋扶着溥仪走出人群。回到汽车上，溥仪仍惊魂未定。临下车时，他特地走到张国栋面前，握了握他的手，一句话也没说。但张国栋感到了溥仪心中的暖意，两人关系由此更亲近了。

1959年9月18日，溥仪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走出了战犯管理所大门。而张国栋则转到北京秦城监狱，继续他的学习改造。一直到1975年3月18日，监狱管理部门组织他们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要广播：“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予以公民权……”

二十多年的战犯生活结束了，张国栋走出了监狱，当时他的女儿万玲、儿子万东被下放在江苏六合，离婚的妻子万得仁也随子女在六合生活。随后，张国栋与妻子复婚，被就近安排在当时的六合县文化馆任文史馆员。后来他被调到南京。一家人从此就生活在这个六朝古都。

1990年9月21日，张国栋因病在南京去世，享年84岁。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水云间荐自《名人传记》

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