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升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31)

内地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与棉农生产决策行为
——基于安徽省微观数据的经验

姚升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31)

聚焦内地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棉农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基于安徽省棉农问卷调查所得微观数据对该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内地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棉农生产决策行为具有正向的影响，有助于棉农分配更多的土地用于棉花的种植，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在激励棉农种植方面的政策效应较为显著。

棉花；目标价格；生产决策

2014年，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在新疆自治区首次实施。虽然新疆自治区是中国最主要的棉花产区，但受水资源等环境因素的制约，在综合考虑国内供给与进口的基础上，还需要内地棉花生产对缺口部分进行补充(尤其当储备粮降到合理水平后)，内地①本研究的“内地”指的是获得中央财政棉花定额补贴的10个省市，包括：山东省、湖北省、湖南省、河北省、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江西省和甘肃省以及天津市。的棉花种植面积不能出现断崖式下降，基于产业安全的考虑，国家对内地棉花也需要予以一定的政策扶持(中国棉麻流通经济研究会，2015)[1]。因此，国家在新疆自治区启动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试点政策的同时，对内地9个主产棉省也给予了定额补贴，山东省、湖北省、湖南省、河北省、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江西省和甘肃省成为获得中央财政棉花定额补贴的内地9省。2014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确定为19 800元/吨，内地补贴标准确定为2000元/吨；内地以后年度的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标准根据新疆补贴额的60%确定，上限不超过2000元/吨。2015年的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延续了2014年的基本框架，在内地补贴地区范围上，增加了天津市，至此，内地棉花补贴地区增加至10个省市。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框架中新增的天津市，由天津市财政部门对棉花种植户给予156元/亩的补贴，这是首次由地方财政承担棉花补贴资金的情况。

内地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不能严格等同于新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内地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出发点在于保持内地棉花的种植规模至少不出现大幅度的滑坡，因此探讨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棉农生产决策行为的激励效应成为衡量该项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标准之一。

本研究聚焦于内地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棉农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基于来自于对安徽省棉农问卷调查所得的微观数据对该问题进行实证检验。本研究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第三部分是模型构建、变量设定和数据来源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通过构建方程对棉花目标价格补贴对棉农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展开数量分析，在基准方程的基础上，通过稳健性分析和内生性分析对基准方程估计结果的稳定性进行检验；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文献回顾

补贴政策的出发点在于激励农户的生产，扩大(或者至少保持)种植面积，满足国内棉花的需求。因此是否能够对农户生产决策产生正向的激励作用成为衡量补贴政策有效性的标准之一。国内学者对该问题的探讨，主要以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以及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为对象，通过对微、宏观数据分析，验证补贴对农户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但所得出的研究发现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农业补贴(粮食直接补贴)虽然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但并没有刺激粮食播种面积的扩大，对农民的生产决策并没有影响，农业补贴并没有扭曲粮食生产和市场(黄季焜、王晓兵等[2]，2011)；而生产性专项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对农户生产行为则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江喜林[3]，2013)。

另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则认为，农业补贴政策通过对农户种植决策行为和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实现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农业补贴政策在对于刺激粮食增产具有加大的潜力和空间(吴连翠、谭俊美[4]，2013)；农业补贴通过收入效应影响农民种植行为以实现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和提

高单产水平的目的(钱加荣、赵芝俊[5]，2015)；生产性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所产生的激励效果要大于收入性补贴(粮食直接补贴)(吴海涛、霍增辉等[6]，2015)。

在进一步对农户和地区的分类研究则发现，农业补贴对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农户的影响也存在着异质性。对农户的分组研究发现，农户粮食生产收入预期是决定农户粮食生产决策行为的中介变量，意味着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对于粮食生产收入预期多的这类农户影响相对更为显著，他们在粮食生产补贴政策的作用下，倾向于扩大粮食种植面积，而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对于收入主要来源于非粮产业农户的激励效应则不明显(刘克春[7]，2010)。农业补贴在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所产生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农业补贴对于贫困地区粮食生产的正向影响更大，尤其体现在资本投入方面，说明农业补贴可以通过缓解贫困地区农户资本短缺问题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王欧、杨进[8]，2014)。

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实施时间不长，就该项政策对棉农生产决策影响的研究多数停留在理论分析的层面，有少数学者使用对棉农的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方程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如王利荣、赵永南[9](2015)基于江苏省调查数据所做的分析发现，补贴对于棉农的生产决策几乎没有影响，补贴并没有实现增加棉花种植面积的预期目标，甚至对种植面积有微弱的反向作用；而王力、董小菁[10](2016)使用对新疆棉农调研所得数据的研究则发现，在实施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后，棉农更加关注棉花政策，同时将根据政策对棉花的种植决策进行调整；常江、孔哲礼[11](2016)使用新疆棉农调研数据的分析则发现，目标价格政策对于棉花产出具有稳定和提高的作用，但对普通棉农的收入影响较小。

显见，可参考的相关类似研究很多，就本研究而言，实际上是在成熟的框架内展开分析，从创新性的角度而言，本研究稍显不足；本研究的特点主要在于，使用来自对安徽棉农的微观调查数据对内地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与棉农生产决策行为进行数量分析，对内地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进行评估。

二、变量的选择、方程的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变量的选择

本研究聚焦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棉农生

产决策行为的影响，因此核心自变量设定为棉花目标价格补贴，因变量为棉农的生产决策行为(各变量的具体定义详见表1)。

(1)因变量。本研究首先以“2017年是否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和“2017年计划种植棉花面积”作为因变量，探讨棉花目标价格补贴对棉民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其次，本研究进一步以“如果棉花目标价格补贴金额提高一倍，您会有怎样的反应？”作为因变量，测试棉农对棉花目标价格补贴金额的敏感性及其对棉农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

表1 方程变量及说明

(2)核心自变量。本研究以调查棉农所获得的2016年亩均棉花目标价格补贴金额作为核心自变量。

(3)控制变量。本研究构建方程中所包含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户主的个人特征变量(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家庭特征变量(务农人数、上一年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棉花生产销售特征变量(土地细碎化程度、上一年籽棉销售价格、上一面亩均棉花产量)以及对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认知和满意度特征变量。

(4)工具变量。本研究使用调查村村书记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对方程进行内生性分析。

(二)方程的设定

(1)基准方程。本研究使用稳健的最小二乘法进行基准方程的估计，并根据方程的具体情况，对相应的变量取对数，基本方程形式如下：

(1)

上式中，Yi是棉农生产决策行为的因变量，α是常数项，Xi是自变量(包括核心自变量和控制变量)，βi是自变量的估计系数，μi是误差项。

(2)稳健性分析。本研究使用两种形式对基准方程进行稳健性分析，其一是使用增加控制变量的方法重新估计基准方程，进行稳健性分析；其二是使用除最小二乘法以外的其他估计方法，重新估计方程，进行稳健性分析。

由于因变量“2017年种植决策”和“棉花目标价格补贴金额提高一倍时棉农的反应”为有序离散变量，本研究使用有序Probit模型对基准方程进行稳健性分析，方程形式如下：

Yi=α+β1X1+β2X2+…+βnXn+μi

(2)

上式中，α是常数项，X1是核心自变量,X2……Xn是控制变量，βi是自变量的估计系数，μi是误差项。

对于因变量“2017年计划种植面积”，本文使用分位数回归重新估计方程，进行稳健性检验，方程形式如下：

(3)

上式中，QY(τ|X=x)为给定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条件下棉农生产决策行为的τ条件分位数；βτ为条件τ分位数函数的待估参数；x为自变量向量。

(4)

(3)内生性分析。本研究引入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基准方程进行内生性分析。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具体形式如下：

X1=α0+α1Z+α2X2+…+αkXk+μ0(5)

(6)

上式中，X1是棉花目标价格补贴变量，Y是棉农生产决策行为的因变量，Z是工具变量，α0和β0是常数项，μ0和μ1是误差项。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在安徽省无为县、芜湖市鸠江区、望江县、芜湖市义安区、宿松县、全椒县、铜陵市、池州市、东至县对棉农问卷调查所得到的微观数据。

本研究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每个地区调查30户左右的棉农，共获得调研问卷263份，其中有效问卷239份，问卷有效率96.5%。

三、实证分析

(一)基准方程

使用稳健的最小二乘法对基准方程进行估计，以消除异方差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估计结果(表2)显示。

表2 基准方程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3个基准方程的F统计值分别为29.50、14.40和102.67，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R2分别为0.3889、0.2339和0.6968，对于截面数据可以接受，基准方程整体估计效果较好。

核心变量——亩均棉花目标价格补贴(x1)对棉农的生产决策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亩均棉花目标价格补贴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3597、0.5920和0.2378，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棉农的积极性，激励棉农将更多的耕地用于棉花的种植，意味着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在提高棉农扩大(或至少是维持现有)种植面积方面是有效的。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预期相符。其中，户主年龄(x2)、户主健康状况(x4)、上一年籽棉销售价格(x5)、上一年亩均棉花产量(x6)和家庭务农人数(x7)的估计系数方向均为正，这些控制变量对于提高棉农分配更多的土地用于棉花种植方面具有正向的影响；而户主受教育程度(x3)、上一年家庭非农收入比(x8)和土地细碎化程度(x9)的估计系数则为负，这3个控制变量对于棉农扩大棉花种植面积的生产决策具有反向的影响。

(二)稳健性分析

使用有序Probit模型对基准方程1和3重新估计(估计结果见表3)，核心自变量亩均棉花目标价格补贴(x1)的估计系数依旧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验证了基准方程1和基准方程3的稳健性，说明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棉农生产决策行为具有正向的效应。

本研究使用分位数回归对基准方程2重新估计，试图进一步捕捉亩均棉花目标价格补贴(x1)在不同分位点上对棉农生产决策行为影响的细化特征，同时对基准方程2进行稳健性检验。对于分位点的选择，本研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0.10、0.25、0.50、0.75和0.90五个分位点，在估计过程中使用bootstrap方法抽样500次得到计算结果(估计结果见表3)。估计结果显示，核心自变量亩均棉花目标价格补贴(x1)的估计系数在0.10、0.25、0.50、0.75和0.90五个分位点上的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证明基准方程2的估计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对基准方程的稳健性分析结果证明，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棉农生产决策行为具有正向的影响，有助于棉农分配更多的土地用于棉花的种植，政策效应较为明显。

表3 稳健性检验方程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三)内生性分析

为消除内生性对基准方程估计结果的影响，本研究以调查村村书记的受教育程度为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基准方程进行内生性分析。

之所以使用调查村村书记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原因在于：(1)棉花目标价格补贴的发放受到村书记的影响，村书记的受教育程度与棉农所能获得的补贴数量之间存在着相关性；(2)村书记的受教育程度与棉农的生产决策之间不存在相关性，不会对棉农的生产决策产生影响。基于上述两点原因，本研究以调查村村书记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考察去除内生性后的基准方程。

此外，对于内生性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检验，本研究通过添加控制变量，即：对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是否满意(x10)、对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是否了解(x11)的方式对内生性分析进行稳健性检验。

估计结果(表4)显示，在去除内生性之后，棉花目标价格补贴仍然对棉农的生产决策行为具有正向的影响。根据方程1、方程2和方程3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核心自变量亩均棉花目标价格补贴(x1)的估计系数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并且在添加了两个控制变量后，估计结果也同样显著，再次说明内地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于棉农扩大种植的生产决策行为具有正向的激励效应，内地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效果较为显著。

表4 内生性分析方程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聚焦于分析内地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棉农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使用在安徽省进行棉农问卷调查所获得的微观数据，构建方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内地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棉农生产决策行为具有正向的影响，有助于棉农分配更多的土地用于棉花的种植，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在提高棉农扩大(或至少是维持现有)种植面积方面的政策效应较为显著；在对基准方程进行稳健性分析和内生性分析之后，上述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

(1)继续实施内地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本研究发现内地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于棉农生产决策行为具有正向的激励效应，内地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政策效果显著，实现了政策出台的目的，应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继续实施该项政策，维持内地棉花种植面积的稳定。

(2)适当提高内地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水平。目前内地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是根据新疆自治区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水平制定，不仅补贴标准偏低且有上限制约，建议在今后的政策调整中，适当考虑提高内地棉花目标价格补贴的水平，进一步发挥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内地棉花生产的正向激励效应。

(3)完善内地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方式。目前内地棉花目标价格补贴主要依据种植面积进行发放，在未来可以考虑按照固定的产量发放棉花目标价格补贴，从而实现补贴与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的脱钩，使补贴政策成为“蓝箱”补贴。

[1]中国棉麻流通经济研究会.关于完善我国棉花生产扶持政策的研究报告[J].中国棉麻产业经济研究，2015(4)：1-10.

[2]黄季焜，王晓兵，智华勇，等.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J].农业技术经济，2011(1)：4-12.

[3]江喜林.基于农户模型的粮食补贴作用机理及效应分析——兼论“直补”模式的弊端[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54-60.

[4]吴连翠，谭俊美.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及产量效应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23(9)：100-106.

[5]钱加荣，赵芝俊.现行模式下我国农业补贴的作用机制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J].农业技术经济，2015(10)：41-47.

[6]吴海涛，霍增辉，臧凯波.农业补贴对农户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分析——来自湖北农村的实证[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25-31.

[7]刘克春.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与作用机理分析——以江西省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10(2)：12-21.

[8]王欧，杨进.农业补贴对中国农户粮食生产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14(5)：20-28.

[9]王利荣，赵永南，李明.棉花，目标价格补贴对经营主体种植决策影响研究——以江苏省南通市为例[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10)：47-49.

[10]王力，董小菁.“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棉农种植意愿的影响及政策优化建议——基于2013、2015年调查问卷的对比分析[J].江苏农业科学，2016，44(1),430-434.

[11]常江，孔哲礼.基于农户行为视角的农业补贴政策效应研究——以棉花目标价格补贴为例[J].金融发展评论，2016(4)：88-94.

(编辑：武云侠)

Impactofmainland'scottontargetpricesubsidypolicyonfarmers'productiondecision

Yao Sheng

(InstituteofAgriculturalEconomicsandInformation,Anhui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Hefei230031,China)

Based on the micro-data from the survey of cotton farmers in Anhui provinc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s of the cotton target price subsidy policy on farmers' production decis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cotton target price subsidy policy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farmers' production decision, and it stimulates farmers to increase cotton areas, therefore it has significant policy effects.

Cotton; Target price; Production decision

F323.3

：A

：1671-816X(2017)09-0036-07

2017-04-01

姚升(1983-)，男(汉)，安徽定远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农业技术经济方面的研究。

安徽省科技厅2016年度软科学研究项目(1607a0202025)；合肥市2016年度软科学研究项目(2016-023)；安徽省农业科学院2017年宏观农业研究项目(17A1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