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汤建伟

我与两位徐姓抗战老兵

文 汤建伟

题记：徐，安行也。《庄子·天道》：不徐不疾。

——《说文·二篇下》

徐天成（前右）和他的远征军战友1946年9月摄于昆明

徐天成1958年摄于上海

国民革命军中士、人民解放军中尉、中学教师——徐天成

这是我第二次写他。

2009年，我第一次写他时，他84岁。

今年，2017年，七七事变80周年，我又有了写他的冲动，可他已不在人世。

1978年，我由一个县城工厂调入这个城市第一中学教书时，由于“理化不分家”的缘故，我所在的物理教研组和化学教研组挨门相依。彼教研组的组长就是徐天成。他，50来岁，挺直的身板，矫健的步履，剃着标准的“板寸”。他能在单双杠上做出我们只在小时候才能做出的标准而麻利的动作。据我同组的小伙子说，他们还曾结伴几次横渡过淮河。直觉告诉我，他一定有过当兵的经历。不久，在一次学校组织的八一座谈会上，我见到了他。他果然是一位转业军人！可后来的情况证明，我对他的猜度只是冰山一角。

他的性格随其姓氏，不徐不疾；他的作风像军人，严格、严谨；他的为人像一缕暖风，润物无声。我之前没在“国民教育”体系里教过书，所学也非物理。一天早晨在校园的路上，他突然走近我，递给我一本当时还不太好找到的物理习题集。而我，并不记得和这位近似长辈的同事有过什么过深的交往。我“充满深情”地看了他一眼，拿了书，默默地走开。后来我到另一所学校去“任职”，也是在路上，他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同样是无言。我知道，他是在给我信心和力量。

原以为和他的同事生涯到此为止，可没想到，过几年，我又“回来”了，又和他做起了同事，尽管他此时已退休。我对他的“起底”式了解就是在这一阶段。

那一阵，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播得很火。有一次我在行者书屋遇到了我校过去几位学生，谈起该电视剧时，有一位突然忿忿不平：“什么‘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化学老师徐天成才是真正的远征军！”我愕然。原先只知道他是部队转业，没想到他居然是在两支中国军队里都干过的老行伍！这老伙计“潜伏”得够深的！

于是我拉着一位学历史的同事，坐到了他的堂前。

徐天成祖居安徽怀远，1925年4月出生，1933年举家迁至蚌埠。1937年下半年，日本入侵蚌埠，已经读小学五年级的他，不得不辍学回到怀远老家。可翌年，日军旋又侵至怀远，徐家再也无处可以安身，于是便开始了漫漫的流亡之旅。家人决定由父亲携子女逃亡，而留在家中的人则惨遭不幸：母亲被日本兵杀死，祖母被日本兵刺成重伤侥幸活下来。父亲带他们随难民潮辗转于河南、湖北、四川等地，1939年来到四川江津。不久，父亲客死他乡，徐成了不折不扣的孤儿。

徐天成后来在安徽籍人办的学校里免费上学。1944年12月，正读高三的他，响应“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毅然投笔从戎，登上了赴印度的飞机，就此成了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X军）中的一员。他先在印度的列多集结，后被分配到兰姆伽的“技术兵教育团”学开汽车。后又去美国开办的汽车管理学校学习一个多月，结业后授衔下士，复又回列多待命。

此前，在缅甸掩护英军撤退的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已在印度休整训练多时。1943年春，美国派出两个工兵团在孙立人部的掩护下开始修筑由印度贯穿缅甸北部到中国的一条公路，人称“史迪威公路”。徐天成驾校毕业后，随所属汽车团运送作战物资沿该公路回国。600公里的路程，一路上不断遭小股日军袭扰和飞机的轰炸，历尽艰险，终抵国门畹町。然后沿大理、昆明一线到达重庆。抵渝后徐部被编为中国陆军辎重第十团，徐在该团三营九连，职务为中士驾驶。

抗战后，徐天成退伍。后来就读于安庆的安徽大学经济系。解放战争中，国民党节节败退。学校一迁南京，再迁广州。徐天成不愿为国民党政权陪葬，在南京解放后，他自动辍学回到蚌埠。

1950年12月，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信念的支撑下，25岁的徐天成又一次投身抗击外侮的行列，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但具有大学学历的徐天成最终没有能去成朝鲜，而是被分配到解放军南京海军联合学校，为新建的人民海军服务，1955年，他被授为海军中尉军衔。1958年徐天成从海军转业到上海某中学教书，1970年调至蚌埠一中。

采访中，我们和这位老同事开玩笑：“您在‘国军’里干了个中士，在解放军里干的是中尉，您该知足了吧？”他笑而不答。但下面我的提问有点唐突：“您是参加过国、共两军又没经过‘解放’、起义等‘中间环节’的极少数人之一，历次运动中，您就没遇到过什么麻烦？”徐天成沉思了一会，然后平静而肯定地说：“没有。”

他的言语，如同他的姓氏，不徐不疾。他的叙事，亦如他的军人作风，言简意赅，从无冗语。唯不时地冒出Stiwell Road（史迪威公路）、Ledo（列多）及Ramgarl（兰姆伽）等英语单词，以显示那段铁血的经历留给他的印记。

“国民党飞行员”、国营机械厂检验员、政协常委——徐承基

他每年11月由北京飞往海口，翌年5月由海口飞回北京。年复一年，像只候鸟。他在享受着生命。

七十多年前，他也是这样在空中飞来飞去，只不过，那是在玩命。

1970年，我们这批被称为“老五届”的大学生们一股脑儿地“被分配”。我和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同学，以及来自全国各地院校的十来个“家伙们”一起分到了安徽怀远的国营机械厂。我们结婚后，隔壁住着一对中年夫妇。每当我们这些“同年”们在我家那斗室里聚餐时，隔壁的阿姨总是为我们每人煎一只鸡蛋送过来。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一盘晶莹黄亮的油煎鸡蛋，真是太诱人、太珍贵了。那家的男主人就是我生命中注定要邂逅的又一位徐姓抗战老兵——徐承基。

听工人师傅们介绍，这位“徐师傅”可是个有“来历”的人，“是国民党的飞行员”！后来进一步了解，他还于建国前夕参加了“两航起义”

“国民党飞行员”徐承基，一双深凹的明亮的眼睛，一只挺拔略带钩的鼻子，铮光瓦亮的额头，一看就不是本地人。他曾在厂技术室呆过，但主要是在车间当检验员。但他的“手艺”远不止是推推游标卡和拧拧千分尺那么简单，他还会修“无线电”。他家的案台上永远摆着一大批工友家的“半导体”和交流电收音机。工作数年后，我家渐渐有了些许“积蓄”，终于从蚌埠买来一台红灯牌的六“灯”（指机内有六只电子三极管）收音机。可是，兴冲冲地回到家里一插电源却不出声。便赶紧去请隔壁的徐师傅。他摆弄了几下后说，功放的那只电子管可能在坐船回来的途中颠坏了。他二话没说，返身将自家收音机上的管子拆下来——果然是“歌声嘹亮”了。他说，哪能让你们头一天“开张”就失望？第二天他又上街按型号买来只新的，将他的那只换回。在这件事上，我感叹的不仅是他娴熟的技术、他的热心，我更要感谢的是他的善解人意。

2015年，徐承基在北京家中与作者会面

2013年徐承基九十华诞时，在北京的“两航起义”同仁赠送的贺匾

我们成了好邻居、好同事。1978年，我们调到蚌埠，徐师傅还来看过我们几次。再后来，我听说他被“落实政策”，到北京定居去了。最近几年，我们一直保持电话联系。他的“候鸟生涯”就是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们的。

2015年，我们赴京参加一位老将军亲戚的100周年诞辰的纪念会，决定借此机会拜访一下这位老邻居、老同事、老朋友。我们知道，这会儿时值盛夏，他一准儿在他北京的“夏宫”里窝着。

就是这一次，他向我们详细叙述了他“国民党飞行员”的全部经历。

徐承基祖籍广东，1923年出生于上海。其外祖父和孙中山是同学，祖父是海员，父亲为开滦煤矿中方经理的英文秘书。

他在上海由小学读到高中。1941年12月8日，徐承基到校上学时，赫然发现教室的黑板上写着“大东亚共荣圈”——珍珠港事件一爆发，日本人一天也没耽搁，顺手就占领了上海。“我明白，从那一天起，我就成了亡国奴。”徐承基说。

但他不想当这个亡国奴。于是，就到处去找能够让自己不会成为亡国奴的人和队伍。早在1939年，上海尚未沦陷时，读初三的他就和新四军取得了联系，在去往苏北新四军地盘的时候，被一熟人发现，将其带回。这次正巧国民政府在金华办抗日军训班，他将底下机构联系人开的“介绍信”缝入大衣领子，在前往杭州时，在火车站遭到了日军的搜查，幸好没被搜出来。日本兵打了他一耳光后放行。“要是当时被搜出来，我就被“鬼子”枪毙啦！”70年后，他还心有余悸地说。

徐承基先后在金华、上饶、长沙、成都、桂林等地颠沛，逐次在“中央军校”“空军机械学校”、“留美空军飞行军官学校”等机构“蹭学”和培训。其中在桂林空军机械学校取得了第一名的毕业成绩，受到了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周至柔的接见。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昆明附近的空军备降站，专门为陈纳德的14航空队提供弹药补充。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他萌生了要“上天”的愿望。1944年8月他考取了中美合办的“留美空军飞行军官学校”，半年后毕业，他成了一名“无线电飞行报务员”。

下面的情节就有点离奇而悲壮了：就在这所飞行军官学校行将毕业时，校方神秘地拿来一沓文书，说是要签协议。一看，后面有“死亡抚恤金5000美元”及抚恤“受益人”是谁的条款。结果全班33人中有10人签了这份“死亡合同”，徐承基是其中最小的一位。那年，他22岁。

持有“死亡合同”的人，飞的就是“死亡航线”——驼峰。

“一架飞机3个人：正副驾驶、报务员。大家按照年龄排，年龄大的先上”。

驼峰航线是抗战进行到相持阶段的最后关头时，中国与外界相连的最后一根输血管，在滇缅公路被切断的情况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从印度的汀江到中国昆明，飞行路程520英里。无论是航线的水平投影还是三维空间里的实际飞行路线，都像骆驼的峰背那样起伏不定。整个航线的平均海拔在4500公里-5000公里，个别地方达7000公里。大雾、冰雹、螺旋桨结冰等恶劣情况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死亡航线”。

徐承基说：“我归属的中航公司参与驼峰航运的有100架飞机，摔了40多架，死了100多人。我那个班就有3个人‘下落不明’。”

“您最终飞驼峰了吗？”我问。

“快轮到我的时候，日本投降了。”他平静地说。

我不知是遗憾还是庆幸。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庆幸。

“但您还不是‘飞行’员。”我不依不饶。因为工友们的那句“国民党飞行员”老是在我脑中萦绕盘桓。

“正副驾驶的死亡率高。我想，当驾驶员受伤或‘挂了’的时候，我就自己将飞机开回来。后来就偷着学，也就学会了。再后来也能单独飞了。”他同样波澜不惊地说。

我想起70年代我们做同事时，有一次他小声地跟我说：“要不是……我现在还能飞！”那时他刚五十出头，正值盛年，我相信。

正是这一句“偷着学”，方知当年那顶“国民党飞行员”的“桂冠”不虚，其“含金量”是真实的。

和他的“本家”徐天成不同，徐承基抗战胜利后继续留在国民党空军序列。他不无愧疚地说：“淮海战役时，我也随着飞机去给被解放军包围着的‘国军’空投过弹药粮食。差点让解放军的高射机枪给打下来！”我安慰他说，两军交战，各为其主。但这回我倒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庆幸，“你幸亏没被‘打下来’，否则，今天我们就不能这样面对面地坐着了。”我逗了他一句。

他“前半生”的经历注定了他的不平凡，可他似乎要将这不平凡进行到底。1949年11月9日，震动东亚乃至世界的原国民党的两航系统11架飞机投入人民的怀抱。史称“两航起义”，徐承基就是其中的一员。该次行动，不仅带来几千吨物资，还带动和影响了27个国民党系统一同起义。毛泽东专为此发了贺电。周恩来说：“你们相当于200万解放军的作用！”这样，从1939年他去找新四军，到1949年起义归来，徐承基用了10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对民族自立、国家自强、人民自由这一崇高目标的探索和追求。

可以预料的是，他的“国民党飞行员”的经历，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965年，宥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参加两航起义的人员被陆续“疏散”到全国各地。徐承基被分配到安徽怀远机械一厂。

“1966年文革开始后，人们都去‘造反’了，偌大一个厂子就我一个人看家。”徐承基说。

“到1969年，他们斗走资派斗腻了，开始回来斗‘牛鬼蛇神’。我是‘国民党飞行员’，容老师（徐妻，给我们煎鸡蛋的那位阿姨）的父母又都在台湾，兄弟姐妹有不少人在美国。这样我‘具备’了‘牛鬼蛇神’的全部条件。他不无诙谐地说。”1980年，民航派人向他送达了“两航起义光荣证书”，为他的前半生做了一个定论。于是，他后来当上了县政协委员、常委，（蚌埠）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委统战部和中国民航协调，给了他们一套在北京东北三环的两居室住房，工资也上去了。“反正比当时的县长高，我也满足了”。

在写这篇文字前，我又和他通了三次话。他说：

“我今年94岁了，再过6年就100岁了，我看我行！”

“建议您将目标定得更高些，比如110。取法其上，始得其中嘛。”我说。

这就是我认识的两位徐姓抗战老兵的故事。是的，他们的故事并不是很“轰烈”、很“刺激”，但他们的初衷是随时准备和日本人搏命、是和国家签了“生死状”、是排着队去为国捐躯的。

命运和机缘恰恰使我先后邂逅到这两位抗战老兵，我感到有义务要将他们写出来。

这是责任，更是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