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吕秀兰

摘 要： 本文主要以《史记·孔子世家》为材料，从继承和弘扬古代文化、从政原则、“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品格、作为普通人的孔子等方面分析司马迁笔下的孔子形象，以便更好地了解孔子的历史贡献、处世态度、性格特点及人格魅力。

关键词： 《史记·孔子世家》 六艺 孔子

孔子本是一介布衣，司马迁破格将其列入记载王侯贵族的“世家”。《史记·孔子世家》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篇比较系统完整的孔子传记，它详细记述了孔子的生平事迹及成就，包括他的身世与出生、求学与从政经历、创立儒学与传道授业、周游列国、整理古代文献等方面，线索清晰，重点突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复杂且具有多面性的孔子形象。本文撷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加以分析，从中可以看到：孔子是继承和弘扬古代文化的传道者；是“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士人；是为了救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者；是有着普通人情感和缺点的凡夫俗子。

一、继承和弘扬古代文化

孔子在继承和弘扬古代文化方面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整理“六艺”。《太史公自序》说：“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1]3310可见，司马迁之所以把孔子列入世家，是因为孔子“垂六艺统纪于后世”。联系下文“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2]1938，以及《史记·滑稽列传》所说：“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3]3197可知，“六艺”指的是儒家所尊奉的六部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整理“六艺”，除了冀图恢复周代王道政治以对当时社会拨乱反正，还希望借此为后世制定统治法则，使儒家学术成为纲纪永远流传下去。不仅如此，在《孔子世家赞》中司马迁又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4]1947孔子虽是一介布衣，但他的学说历久不衰，从普通学者到天子王侯，凡是研究“六艺”的都以孔子的学说为判断标准。很明显，司马迁突出了孔子在学术上的贡献，并因此把他称为“至圣”。

孔子与“六艺”的关系是这样的：“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5]1935-1936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历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6]1936-1937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7]1937

“……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8]1943

“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9]1936

分析以上材料，可知：《书传》、《礼记》是孔子编次的，《诗》是孔子删定的，《乐》是孔子“订正”的，《易》的一部分序及《春秋》是孔子创作的。

不仅如此，孔子还以六艺为教材，教出大批优秀的学生，这些人在政事、文学、言语、德行等方面都有所成就，他們汇集成为儒家学派，对后世影响深远。

二、从政原则：“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国争强争霸，对人才的需求空前增加，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士阶层崛起，他们身份自由，人格独立，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孔子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孔子热心政治，大半生时间都在为仕途奔波，但真正得以为人臣的机会很少，也很短暂。《孔子世家》用了相当多的笔墨介绍孔子的从政经历，孔子年轻时在鲁国当过管理仓库和牛羊之类的小官，后来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大约50岁那年才被鲁定公任命为地方的行政长官中都宰，之后一直做到掌管民生庶务的司空和掌管社会秩序、狱讼的司寇，孔子在鲁国担任大司寇代理国相职务期间，政绩斐然，在齐鲁夹谷之会上孔子负责主持礼仪，面对妄自尊大、恃强凌弱的齐国君臣，他大义凛然，据理力争，对被他认为是败坏德行的“夷狄之乐”和“优倡侏儒”之戏以严厉的手段斥据，取得了外交上的一次重大胜利。他“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10]1917可见，孔子具有很高的政治才能。

在从政原则的问题上，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11]116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择木之鸟”，一旦政治主张不被采纳，他从不降志求售，而是像鸟儿飞离枝头一样毅然离去。在鲁国，“自大夫以下皆偕离于正道”，他不同流合污，而是将精力用在学术事业上，“退而修诗书礼乐”。他在做大司寇期间，为了加强君权、削弱私门，企图堕三都（鲁国卿大夫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的私邑），最终失败，再加上他看到季桓子沉迷于女乐，举行郊祀典礼后，没有按规矩向大夫分发祭肉，于是丝毫不留恋功名，毅然离开。当鲁哀公时，孔子去鲁十四年而返，年近古稀，用世之心极其迫切，但终不见用，他泰然处之，“亦不求仕”。周游列国时，他本来想去见晋国的赵简子，结果因为听说赵简子嫉贤妒能，杀害本国贤大夫窦鸣犊、舜华而止步。在卫国，他虽然受到优待，但因为卫灵公好色昏庸，不理政事，他毅然离开。可见孔子虽然热心于政治，但始终坚持原则，没有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择手段。

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品格

有趣的是，孔子一方面主张“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另一方面，他又曾被一位看守城门的隐者称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12]219。两者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前者讲孔子的从政原则，后者则强调孔子对理想的坚持。endprint

孔子痛心于周王室衰弱、诸侯崛起、家臣当道、“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企图对乱世加以改造。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周游列国，辛勤奔波十四年，却“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遇难于匡，“干七十余君无所遇”，被人骂作“累累如丧家之狗”，可谓困窘之极，然而孔子却坚持理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据《孔子世家》载，孔子周游列国途中在陈蔡绝粮、弟子们都不耐烦的时候，为了坚定信念，依次把子路、子贡、颜回三位弟子叫到面前，问了他们同样的一个问题：“《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的回答是：“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主张。孔子则以伯夷叔齐和王子比干为例，责怪子路不该自我怀疑、自我动摇。子贡很会说话：“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他劝老师降低要求，与现实妥协，却被孔子批评一味迎合世俗，志向不远。只有颜回的话深得孔子之心：“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颜回认为，君子应该以自己的主张不完善为耻，如果自己的主张已经很完善而不被采纳，那是统治者的耻辱。即便主张不被采纳，仍然坚持下去，这才显出君子的修养。这种不顾现实、所求在己的精神深得孔子之心，所以他幽默地加以赞许：“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13]1931-1932

孔子的這种精神与他同时代的隐士长沮、桀溺、荷蓧丈人、楚狂接舆等截然不同，比如在《孔子世家》中桀溺曾批评孔子：“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他认为天下无道，不如放弃自己的追求，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但孔子的态度却不一样：“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4]1928-1929孔子认为，作为一个人，要敢于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积极地参与改造，承担起自己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

孔子虽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并不是一味进取，宁折不弯，当尽了一切努力仍然不能成功时，也能心地坦然，“达人知命”：“丘之不济此，命也夫！”[15]1926“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16]218可见，孔子承认外在的成败受客观环境影响，有些事情，即便主观上尽了一切努力，也达不到目的，那就是命。关键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虽然结果没有成功，但道德上的义务尽到了，因此，对于外在的成败也就无所挂怀。毫无疑问，孔子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这种悲剧是有力量的。正如韩兆琦先生所言：“我们从《史记》中读到的不是无所作为的哀叹，而是为壮丽事业而勇敢奋斗的豪歌；不是一蹶不振的颓丧，而是百折不挠、无所畏惧的进取；不是失败的感伤，而是一种胜利成功的快慰，是一种道德上获得满足的欢欣。”[17]114

四、作为普通人的孔子

可贵的是，在司马迁笔下，孔子有着普通人的情感，没有像“神”一样高高在上。他当大司寇代理国相事务时，成绩斐然，禁不住喜形于色。弟子宰予不争气，与齐国田常作乱，孔子深为羞耻。当他听弟子转述郑人骂他是丧家狗的话时，他不仅不难过，反而风趣幽默地自嘲，夸人家骂得贴切。弟子颜回去世后，他说“天丧予”，可谓伤心到了极点。当祖国有难，他大声疾呼，号召弟子：“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18]2197当他的政治主张不被采纳，又老又病时，感叹而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19]1944伤心之泪，感人至深。另外，孔子在冷静理智之余不乏浪漫色彩，比如他非常赞同弟子曾点说的这段话：“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20]2210这个时候的孔子，俨然一派道家风骨。

在司马迁的笔下，孔子的一些缺点也暴露无遗。《孔子世家》中晏婴批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有关厚葬和过于讲究礼仪规矩的缺点，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的。孔子还以言取人，对宰予判断失误，以貌取人，对澹台灭明判断失误。他有的时候太急于参与政治，所以当家臣公山不狃、佛肸叛乱的时候，他热心地昏了头，认为该是去完成文武大业的时候了。当子路制止他时，他虽然心里听从，嘴上却绝不松口：“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21]1924当他过蒲被围，为了脱身与蒲人订立盟约不去卫国，蒲人刚刚放了他，马上就去了卫国，当子路问他：“盟可负邪？”他又装聋作哑：“要盟也，神不听。”[22]1923他去拜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惹得子路不高兴，他急得发誓赌咒：“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23]1920一副急于为自己辩白的模样，引人遐想。

当司马迁刚刚把孔子拉到我们身边，成为一名普通人时，偏偏又把他写得富有神秘色彩。孔子明明不语怪力乱神，然而在《孔子世家》中，他却懂得木石之怪、山川之神、三尺的短人和三丈的长人，甚至可以预言大雨和火灾。司马迁笔下的孔子真如颜回所说的那般：“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让人不可捉摸。

正因如此，司马迁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缺点的孔子，他不像有些学者如董仲舒那样把孔子变成一尊神，也不像后来的一些政治家，打着尊孔的旗帜，实行专制的事实。他笔下的孔子是最接近于真实面目的孔子。

司马迁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给我们塑造这样一个孔子的形象，实在难能可贵。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孔子的思想已经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孔子的为人受到大家的景仰。所以不难理解司马迁在《孔子世家赞》中的这段话：“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迥留之不能去云。”[24]1947寥寥数字胜过万语千言，这是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4][5][6][7][8][9][10][13][14][15][19][21][22][23][24]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著.杨伯峻，译注.论语·泰伯[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2][16]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著.杨伯峻，译注.论语·宪问[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7]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18][20]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