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宜

摘要：20世纪后现代主义兴起以来，历史的“真实”遭到空前的质疑——既然人类的记叙总是主观而多变，建立在这些记叙基础上的历史研究又如何重现真相？史学研究的价值又在何处？人类漫长的过去，是否真就成为了众说纷纭却永远无法揭示的谜？本文将以此争论为背景，论述史学如何重构真实，兼谈如何重拾史学研究应负的使命。

关键词：真实，历史，镜花水月，后现代主义

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再也无法重现，留在时间的长河之中的只是一些历史的碎片。历史学家搜寻这些碎片，以这些碎片为基础便可以对历史进行还原。但是这些碎片之间难以完美的吻合，需要历史学家发现想象力进行粘合。这样的工作如同用一堆瓷器的碎片复原瓷器。既然历史学家的工作带有自己的主观性，那么他们所敘述的历史能算客观的吗？——对这个问题的反思似乎从古至今都困扰着撰写历史的文人与阅读历史的世人，特别是在一战之后后现代主义者们出现之后，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更是上升到白热化阶段，甚至似乎已危及到史学研究的根基。

可以说，这个问题之于史学界，就如同“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将往何处去”之于人，是一个关乎存在根本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不被提出还好，正如同没有人会在辛苦谋生时有空闲去想自己这么做的意义，大家在自然而然地信服史书时也不会恍然质疑历史的真相在哪里；可是一旦这个问题被摆到台面上，一切就变了。

一、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对历史真实性的动摇

1.后现代主义者的出现

为什么人们要研究历史？

有人回答：“我们学习历史就是为了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犯错。”

然而看看人类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从历史上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人们从来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是的。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学家，一直遵循着理性的唯物史观。我们的史学家讲究证据，强调事实，追求还原真相，并且总想要从中升华出一些道理。傅斯年当年就说“史学就是史料学”，这句话是王静安先生的二重证据法的精神延续，亦概括了许多学者的史观。这也不能说是错误的。从18世纪的启蒙主义开始，理性就被现代哲学尊为至上的权威，形成了那种以科学理性为基础，以单一的标准去裁定所有差异，进而统一所有话语的权威解释。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事事都要讲逻辑。这种单一话语背后的理念是真理的唯一性，这是理科飞速发展带来的对文科的革命。它顺应了科学主义的逻辑，却难以完成对文化意识的替代，更不具备人文科学的多重价值关怀。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对“唯一的真实”产生怀疑。结果就是从19世纪开始，以兰克（Leopold？von？Ranke）为首的史学在西方历史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被称为历史主义学派（historismus）。他们强调历史世界与自然世界不同，自然世界是普遍一致的，历史则有个性，一国的意识形态、制度、价值观完全受自己的历史发展所决定。他们认为历史学就是要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所以十分重视历史文献的考证，因而是实证主义的史学。因为质疑，所以要用证据求索。

再后来，实证主义也无法说服所有人了。很多厉害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产生了一样的疑问——我们是不是真的能接触到历史的真相？或者，历史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真相？

这便是后现代主义历史观。没人能确切地说明“后现代主义”是什么，因为如果它有定义的话，那它会制造出一个悖论——因为后现代主义就是一种“反对定义”的思潮。这一理念强调情境和认知主体的多样性、复杂性造成了差异，使得我们作为单个认知主体不得不对“后现代主义”放弃追求同一性的确切定义。牛津大辞典，新华字典，似乎为每一个词做了定义。但是他们就是正确的吗？

时间是断裂的、不连续的，历史也并非以直线形式展现，而是变化无常、混乱和中断的，没有起源，也没有终点，更不会在进展过程中逐渐揭示出真实。我们没有在发展，文明不是在进步，混沌才是真相，真相在秒针走动的下一格就根本不存在了。

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史学以科学理性、线性进步观为主要特征的思维模式和以民族国家史为主的宏大叙事，强调了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一致性以及东方与西方、先进与落后、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使“先进”文化成为历史唯一的主角和目标，抹杀了历史的差异性、多样性，忽视了历史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它设定有许多真理的可能性，反对权威的、确定的解释，？认为个人的经验、背景、意愿和喜好在表达或理解过程中更具有决定作用，对于设定的一个文本和符号，有无限多层面及多角度解释的可能性。

后现代主义动摇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理性的深邃和结构的规范不再重要。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成为了唯一的真理。每个人都要用同一套是非观念，价值观念思考，那人类全部历史岂不是马克思来定义了？将来出来一个王克思主义，是不是历史就全部被改写了？可是不管你怎么想，如何思考，历史已经发生，无法改变，并且就在那里。

2.后现代主义者的质疑

后现代主义者对唯物历史观的主要质疑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历史是由文化来赋予意义的，杨广乱伦，如果是一个部落的巫师来记载，可能只是一个浪漫的邂逅。太平天国作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把全中国一半的财富毁灭，现在不也是具有一定先进性的农民起义？更不用提解放战争双方的宣传了。第二，就算历史学家全是克隆人，成长在完全一样的环境。他们所记载的内容也可能说谎。这是因为文字这一载体先天不具备描述客观的能力。词汇的意义在传递中可能消逝，你试着用语言描述一下你接下来一分钟的肢体动作，读者都已经很难复原，更何况庞杂错乱的历史事件。更别提，同一个事件还会有不同的人来记载。对于那些执着于真相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个灾难。

严格意义上来说，历史的真相只存在于它发生的那一瞬间——连真相都无法留存，谁还能评价历史呢？至于试图从历史中总结出规律，教育后人的，恐怕也都不过是想假托一个历史，说他自己想说的故事罢了。那么，假设一部以勃列日涅夫时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它到底反映的是哪个历史呢？endprint

倘若写在当年苏联境内，受环境影响，自然可以从浓浓的苏联风里看出文学审查的力度。倘若是苏联境外，受之前赫鲁晓夫“文艺解冻”的影响，反而可能对体制抨击力度加大，现实主义加倍是很有可能的。

又或写在当下，有了之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改革的对比，怀念起了相对停滞而稳定的年代，更是罗曼主义了起来也不可知。

无论是描写的歌舞升平，还是凄风苦雨，又或是充满了怀旧的平和，到底哪个才能真正代表历史呢？

我想，后现代主义者读至此处，怕是会拍案而起：“所以说，历史根本没有真相！”——然而他们忽略了，这个逻辑在此恰恰是行不通的。对一个事件的记录，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当然会有不同的描述，就好像对一朵花的描摹，从侧面看不到花芯、从正面看不到花茎，难道我们就要拿着两张照片质疑：“这朵花到底有没有花芯？到底有没有花茎？”——这显然是可笑的。

后现代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他们错把事物不同侧面之间的关系看成是非此即彼的，仿佛只要有一个是正确的，那另一个就必定是错误的。在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的回溯中，他们又错把“好”与“坏”的不同价值判断当成了绝对的历史“真实”。然而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对同一事物都可能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可这并不代表我们所描述的“真相”是相互矛盾的。换言之，一朵花盛放在众人面前，总有人觉得很美，而另一些人觉得很难看。但是“花是美的还是难看的”这点本身并不是“真相”，花本身才是真相。

在讨论不同史料所揭示的历史的真相时，或许人们真的该好好品味一下小学语文课本中的课文《画杨桃》。美术课上全班临摹同一颗杨桃，坐在教室不同位置的孩子们画出来的杨桃形状各不相同，可以说画在纸面上的画没有一张可以概括这颗杨桃的全貌，甚至两个对立的角度画出来的杨桃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因此就能得出“这些画画的都不是杨桃”的结论么？——错。毫无疑问它们都是杨桃，问题不在于忙着判断哪一副最能代表杨桃，而在于，日后看画的人如何根据这么多方向的描绘，来还原出这颗杨桃？

三、从《历史的真相》出发，展望今日史学应处之立场

从种种迹象看来，历史学家们的处境不是很乐观。历史的“真实”饱遭摧残，而就算重构了历史的“真实”，他们的使命也远未完成。毕竟，倘若追求历史的真相是史学家们的唯一工作，那岂不是从某一代研究完了所有上古史开始，后来的人们就再不需要研究上古的历史了么？這样，历史对于现世的价值又从何处体现呢？

因此，历史学家并不仅是3D投影仪一般、将不同侧面的历史映像结合起来就大功告成的存在。史学研究要有时代的温度，史学家们就必须找清自己的立场。

阿普比尔的《历史的真相》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一部关于美国史学发展历程的反思。它不是像我们司空见惯的那种罗列史学家和史学流派的教科书式的史学史，而是把史学史、历史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社会变迁结合起来。因此，在这部不太厚的书中，包含着美国史学史、美国（乃至西方）的社会文化思潮史和美国社会政治史的众多侧面，还包含着历史哲学的思考。

在这，需要重复的一点是：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再也无法重现，留在时间的长河之中的只是一些历史的碎片。历史学家叙述历史只能以这些碎片为基础。因此，黑格尔也说：“历史学家不能捕捉完整的往昔经验，正如人的记忆做不到这一点；历史学家只有往事的痕迹和残渣，叙述出来的故事一定是片面的。”但是，“我们不认为，因为事实和叙事（事实之叙述）之间有差距，所以叙事根本上是无效的。不可因为叙事是人制造出来的，就说它等于虚构或神话。”如果我们否定历史叙述的客观性，我们便会陷入不可知论，甚至是虚无主义——相信没有哪个理智的人会喜欢不可知论或者虚无主义。但是历史的叙述既然是客观的，为什么对同一件历史事实的叙述却存有差异？这是因为“人类的心智追求准确性，心灵却在找寻意义。”具体地说，“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观察视角，过去时代在不同的探索目光下现出的形貌各异，记叙述过去的故事也就不是一个样了。”这就要求我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要有所选择。这种选择，正如书中所说的：“我们的选择也是政治、社会和认识论上的选择。从政治性和社会性看，这些选择反映了我们对某种历史学家社群和美国人社会的信念。在认识论的层次上，它们反映了我们对于可知之事与如何认知所持的立场。”

毫无疑问，这个立场位于客观和意义之间。

参考文献

[1]Appleby，Joyce Oldham， Hunt， Lynn Avery， Jacob， Margaret C，等.历史的真相[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2]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3]唐纳德.R.凯利（美）.多面的历史[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6.

[4]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