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勉 俞 方 洁

(1.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重庆 401331；2.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重庆 402260；3.南京师范大学 文博系，江苏 南京 210097)

里耶秦简“徒簿”类文书的分类解析

李 勉1俞 方 洁2,3

(1.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重庆 401331；2.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重庆 402260；3.南京师范大学 文博系，江苏 南京 210097)

里耶秦简中的“徒簿”类簿籍文书记录了秦代迁陵县“徒隶”劳作的相关信息。根据简文中的名称，可将这批文书分为“作徒簿”“徒作簿”“徒簿冣”等三类。其中“作徒簿”为司空、仓当日作徒工作安排统计，为“作徒日簿”的简称；“徒作簿”由徒隶的接收方制作，为“司空/仓徒作日簿”的简称；“徒簿冣”在 “日作簿”的基础上制作，或称“月作簿”，一般是对当月徒隶劳作情况的累积统计。从“徒簿”看，秦政府从管理方、接收方、劳作内容等方面对徒隶劳作的管理十分细致。

里耶秦简；徒簿；徒隶管理

秦汉简牍涉及政府运作和社会控制的多个方面，对这些出土文献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秦汉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论及的里耶简“徒簿”等簿籍简出土数量较大，格式较为一致，内容较为详细，记录了秦代洞庭郡迁陵县“徒隶”劳作的相关信息。[1]对这批“徒簿”简进行分类解析有利于我们了解秦代县官府如何管理官徒，如何利用徒隶进行劳作，如何对劳作徒隶和监管官府进行统计和监督。根据已整理、公布的里耶秦简，共有一百多枚名为“作徒簿”“徒簿”或“徒作簿”的“单独简”，[2]数量颇为庞大，其中不乏记录清晰、结构完整者，这就为我们对这批簿籍进行分类解析提供了便利。

里耶秦简中有“作徒簿”“徒簿”“徒作簿”“作徒日簿”和“徒簿冣”。其中“作徒日簿”是“作徒簿”的一种格式，两者可归为一类。“徒簿”与“作徒簿”格式相同，故“徒簿”即“作徒簿”，[3]或为其省称，两者可归为一类。“徒作簿”内容、格式与“作徒簿”不同，二者不可归为一类。“徒簿冣”的格式与“徒作簿”相似，但对徒隶的统计方法不同，二者不可归为一类。综上，根据名称，里耶简中的“徒簿”简可分为“作徒簿”“徒作簿”“徒簿冣”等三类。

一、作徒簿

首先来看“作徒簿”，简8-686+8-973“廿九年八月乙酉库守悍作徒薄(簿)”较为完整，笔者以该简为例，分析其格式及特点：

廿九年八月乙酉，库守悍作徒薄(簿)：受司空城旦四人、丈城旦一人、舂五人、受仓隶臣一人。·凡十一人。AⅠ 城旦二人缮甲□□。AⅡ 城旦一人治输□□。AⅢ 城旦一人约车：登。AⅣ 丈城旦一人约车：缶。BⅠ 隶臣一人门：负剧。BⅡ 舂三人级：姱、□、娃。BⅢ 廿廿年上之C(正)

八月乙酉，库守悍敢言之：疏书作徒薄(簿)牒北(背)上，敢言之。逐手。Ⅰ

乙酉旦，隶臣负解行廷。Ⅱ(背)(8-686+8-973)[4]203

正面第一行为该类文书的标题，一般格式为“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人作徒簿”，上简是“库”的作徒簿，迁陵县诸官中的三乡、田官、畜官、田、少内均有作徒簿。从该简背面文字看，所谓“库守悍作徒簿”当指“守库啬夫悍所负责作徒簿”[3]132-143。该简中的“库守悍”当为库啬夫的“守官”。作徒簿一般由迁陵诸官署的长官负责，如简8-1069+8-1434+8-1520之“库武作徒簿”，简9-564之“贰春乡徹作徒簿”等。里耶秦简中“某官+某人”的格式一般是“某官啬夫某人”的省称，啬夫不在署，由“守官”代理具体事务。由里耶简7-67+9-631看，迁陵吏员未满编，其中官啬夫满编为十人，缺二人，另有三人“徭使”，故仅有五人在署。[5]所以我们也多见“某官守某人作徒簿”，而少见“某官某人作徒簿”。

沈刚先生将文书主体部分分为三部分，即：接受刑徒的明细与数量，对接受刑徒所作工作的具体分工，部门长官针对上级的汇报文字。[6]乡部、田官、畜官、田、少内等县诸官是徒隶的接收方，因此作徒簿中均书“受”徒隶多少人。徒隶的派出方为仓和司空两官署。其中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债及犯罪的隶臣妾(如隶臣(妾)系舂、隶臣(妾)居赀等)均由司空监管，隶臣妾由仓监管。接收方均写明徒隶的派出官署，如司空城旦、司寇丈城旦、司空居赀、仓隶臣、仓隶妾等。

正文最后一行一般为“部门长官针对上级的汇报文字”，通过“敢言之”来看，该类文书递送的官署应为迁陵县廷。

该简背面所书为县廷的收文记录。高震寰先生根据简8-1069+8-1434+8-1520指出：“作徒簿的书写与上交都在庚子日，日中时文书到达县廷，可以知道作徒簿不是事后记录，而是在晨间安排好今日工作后，就要上缴。”[3]由此，我们认为“作徒簿”应为司空、仓当日作徒工作安排统计，县属各官署要把每日作徒劳作的详细分工情况上报县廷。笔者怀疑“作徒簿”的全称应该是“作徒日簿”，因此简8-1069+8-1434+8-1520才会书写：“疏书作徒日薄(簿)一牒。”县廷要监督各官署“作徒日簿”的上交情况，如某官署未上报某日“作徒薄”，县廷要予以责问，如简8-1436“六月都乡不上乙丑作徒薄(簿)”和10-688“丗四年十二月癸丑司空不上作徒薄(簿)”。都乡未上交六月乙丑日的作徒簿，司空未上交丗四年十二月癸丑日的作徒簿，因此这两个官署都受到了县廷的责问。

以上就是第一类“徒簿”——“作徒簿”，或称其全称为“作徒日簿”。

二、徒作簿

再看第二类“徒簿”——“徒作簿”，陈伟和鲁家亮先生已经注意到“徒作簿”与“作徒簿”的区别。他们指出“徒作簿”是司空、仓等管理机构派出作徒及自己使用作徒数量和劳作的记录，“作徒簿”是接受方接受作徒数量和劳作的记录。[7]根据现有资料，“徒作簿”只有8-145+9-2294“丗二年十月己酉朔乙亥司空守圂徒作薄(簿)”和11—249“丗一年九月庚戌朔癸亥司空色徒作薄(簿)”。笔者发现有仓上交“作徒簿”的例子，即简8-1559：

五月辛巳旦，佐居以来。气发。居手。(8-1559)[4]358

所谓“冣”即“仓徒簿冣”，见于简10-1170“丗四年十二月仓徒薄(簿)冣”。而此处仓称“上五月作徒薄(簿)”，似乎仓之“徒簿”称“作徒簿”而不称“徒作簿”。但此“仓作徒簿”与“仓徒作簿”并非一物。简8-1559与简8-207或有关系密切，书之于下：

里耶秦简(壹)整理小组认为“佐”前一字疑为“兹”字。根据简8-1559，“佐”前阙文疑为“叚仓兹”，简207可能是假仓啬夫兹与仓佐居率领徒隶捕捉猿猴的相关记录，包括所捕猿猴的种类、数量，所使用徒隶的人数及食物。从简207“百五十人”前一字似为“一”，我们难以想象捕捉猿猴需要150人，因此这里的150人应为累积人数，这与简10-1170“丗四年十二月倉徒薄(簿)冣”对仓徒的统计方式颇为相似，因此简207或与“冣”类徒簿有关，也就暗合了8-1559简的内容，因此我们认为简8-207和简8-1559关系密切。由之，里耶秦简(壹)整理小组认为“将捕爰”是“假仓兹说明上簿牒的原因”[4]258有其合理性，兹所上交的“作徒薄(簿)及冣(最)”是为“捕爰”作徒的簿籍，而非仓五月份所有徒隶的劳作簿。所以，我们认为虽然简8-1559记载有所谓“仓作徒簿”，但并不能否认“仓徒作簿”的存在。

下面我们以简8-145+9-2294“丗二年十月己酉朔乙亥司空守圂徒作薄(簿)”为例，解析“徒作簿”类简的格式和内容，为便于论述，将其录于下：

丗二年十月己酉朔乙亥，司空守圂徒作簿。AⅠ

城旦司寇一人。AⅡ 鬼薪廿人。AⅢ 城旦八十七人。AⅣ 仗(丈)城旦九人。AⅤ 隶臣毄(系)城旦三人。AⅥ 隶臣居赀五人。AⅦ ·凡百廿五人。AⅧ 其五人付贰春。AⅨ 一人付少内。AⅩ 四人有逮。AⅪ 二人付库。AⅫ 二人作园：平、□。AⅩⅢ 二人付畜官。AⅩⅣ 二人徒养：臣、益。AⅩⅤ 二人作务：雚、亥。BⅠ 四人与吏上事守府。BⅡ 五人除道沅陵。BⅢ 三人作庙。BⅣ 廿三人付田官。BⅤ 三人削廷：央、闲、赫。BⅥ 一人学车酉阳。BⅦ 五人缮官：宵、金、应、椑、触。BⅧ 三人付叚(假)仓信。BⅨ 二人付仓。BⅩ 六人治邸。BⅪ 一人取箫：厩。BⅫ 二人伐椠：始、童。BⅩⅢ 二人伐材：□、聚。CⅠ 二人付都乡。CⅡ 三人付尉。CⅢ 一人治观。CⅣ 一人付启陵。CⅤ 二人为笥：移、昭。CⅥ 八人捕羽：操、宽、□、□、丁、圂、叚、却。CⅦ 七人市工用。CⅧ 八人与吏上计。CⅨ 一人为舄：剧。CⅩ 九人上省。CⅪ 二人病：复、卯。CⅫ 一人【传】徙酉阳。CⅩⅢ

•小城旦九人：GⅠ 其一人付少内。GⅡ 六人付田官。GⅢ 一人捕羽：强。GⅣ 一人与吏上计。GⅤ

•小舂五人。GⅥ 其三人付田官。GⅦ 一人徒养：姊。GⅧ 一人病：□。GⅨ8-145+9-2294

【丗】二年十月己酉朔乙亥，司空守圂敢言之：写上，敢言之。/痤手。Ⅰ

十月乙亥水十一刻刻下二，佐痤以来。Ⅱ8-145背+9-2294背[8]

与“作徒簿”类简一样，“徒作簿”第一行为标题。从标题看，“徒作簿”由“司空”制作，仓很有可能也是制作“徒作簿”的机构之一。“徒作簿”负责者是司空和仓两个机构的长官。

“徒作簿”与“作徒簿”最大之不同在于前者由徒隶的监管方——司空、仓制作，后者由徒隶的接收方制作。因此，我们在“徒作簿”中既可以见到为司空、仓劳作者，又可以见到司空、仓派遣到其他官署劳作的徒隶，这部分徒隶前书“付”字。从简8-145+9-2294看，接受司空刑徒的官署有迁陵三乡、少内、库、畜官、尉等。简10-1170“丗四年十二月倉徒薄(簿)冣”虽非“徒作簿”，但与“徒作簿”关系密切(我们将在下文予以论述)。由该简看，仓监管的隶臣妾派遣给了库、牢、铁官、它县、田官、司空、贰春、少内、启陵等官署。可见，迁陵各县级官署都接受了司空和仓监管的徒隶，部分徒隶还派遣给了其他县和都官(如铁官)。

一般来说，“徒作簿”的正文部分根据徒隶性别和年龄记录了徒隶的分工。第一类是成年男性徒隶，包括城旦司寇、城旦、鬼薪、丈城旦、隶臣系城旦、隶臣居赀、大隶臣等；第二类是成年女性徒隶，包括舂、白粲、隶妾系舂、隶妾居赀、大隶妾等；第三类是未成年徒隶，包括小城旦、小舂、小隶臣、小隶妾等。详见表一。

表一 《徒作簿》徒隶身份统计表

“徒作簿”的背面为司空、仓上报县廷的文字。从简8-145+9-2294看，该“徒作簿”制作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十月乙亥日，发出的时间是“十月乙亥水十一刻刻下二”。那么“水十一刻刻下二”是该日几时呢？关于里耶秦简中的“水十一刻刻下若干”的计时格式，李学勤、张春龙、胡平生、孙庆典等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9]我们认为孙庆典先生的观点较为合理，他指出白昼漏刻为十一刻，夜晚漏刻为五刻，全天总计十六刻，恰与十六时制对应。根据孙先生的研究，“水十一刻刻下二”就是十六时制中的“平旦”，即早上4：30至6：00。由此可见，“徒作簿”实际上也应该叫做“徒作日簿”，司空或仓在安排、统计完该日徒隶的分工之后要立即将“徒作簿”上交县廷，这与县廷对其他官署的要求是一致的。

以上就是第二类“徒簿”——“徒作簿”，其全称或为“司空/仓徒作日簿”。

三、徒簿冣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类“徒簿”—— “徒簿冣”。

“徒簿冣”见于简10-1170“丗四年十二月倉徒薄(簿)冣”，为便于论述将其录于下：

丗四年十二月，仓徒薄(簿)冣：AⅠ

大隶臣积九百九十人，AⅡ 小隶臣积五百一十人，AⅢ 大隶妾积二千八百七十六，AⅣ 凡积四千三百七十六。AⅤ

其男四百廿人吏养，AⅥ 男廿六人与库武上省， AⅦ 男七十二人牢司寇，BⅠ 男丗人输戜(铁)官未报，BⅡ 男十六人与吏上计，BⅢ 男四人守囚，BⅣ 男十人养牛，BⅤ 男丗人廷守府，BⅥ 男丗人会逮它县，BⅦ 男丗人与吏□具狱， BⅧ 男百五十人居赀司空，CⅠ 男九十人毄(系)城旦， CⅡ 男丗人为除道通食，CⅢ 男十八人行书守府，CⅣ 男丗四人库工。CⅤ

•小男三百丗人吏走， CⅥ 男丗人廷走，CⅦ 男九十人亡，CⅧ 男丗人付司空，DⅠ 男丗人与史谢具狱，DⅡ

首先来看标题，关于“冣”，张春龙先生在《里耶秦简》(壹)的序言中将其写作“最”[10]3，贾丽英先生因之认为“最”是考课中成绩最好者，因此她认为“仓徒最簿”是仓属徒隶管理考核优秀者[11]。里耶秦简牍校释小组将该字释为“冣”。按：《说文》曰“冣，积也”，其注曰：“冣与聚音义皆同，与冃部之最音义皆别。《公羊传》曰：‘会犹冣也，何云，冣之为言聚。’《周礼》太宰注曰：‘凡簿书之冣目。’刘歆与杨雄书《方言》曰：‘欲得其冣目。’又曰：‘颇愿与其冣目，得使入录。’按：凡言冣目者，犹今言摠目也。”[12]上引“丗四年十二月仓徒薄(簿)冣”隶臣妾的数量非常大，其中大隶臣有990人，小隶臣为510人，大隶妾为2876人，总数为4376人。考察里耶秦简中的“徒簿”简，除了简8-1143+8-1631和8-1095外，各官署接受的司空、仓的徒隶数量多为个位数，最多者仅见简8-1566“田官日食牍”中的“舂廿二”人。即使以此作为每个官署获得隶臣的平均人数，根据简7-67+9-631中官啬夫的数量为十，派往迁陵各官署的隶臣总数也仅有220人，即使再加上行徭它县、铁官、郡府的隶臣数量也很难达到990人。况且简7-304“廿八年迁陵隶臣妾及黔首居赀赎责作官府课”记载了二十八年迁陵县隶臣妾的数量，仅有189人。因此“丗四年十二月仓徒薄(簿)冣”所统计的隶臣妾人数绝非仓监管的实际隶臣妾人数。从“积”字看，该简记录的是十二月参加劳作的隶臣妾的累积人数，是仓根据“徒作日簿”而作的月度统计，因此这种文书才取名作“冣”，即《周礼·太宰注》所言“簿书之冣目”。“冣”也可写作“最”，居延汉简中多见“最凡”和“冣凡”，有总共、合计之意，表示对事物数量的统计[13]，如“最凡吏百石以下七十四人(214·76A)”[14]340、“最凡卒阁三十一人，帛百亖十六匹(EPF22·263)”[15]494等。简8-1143+8-1631和8-1095与该简相似，以简8-1143+8-1631为例，将其录于下：

该简是贰春乡八月使用作徒的统计，学界一般称作“月作簿”。该简也采用“徒隶身份+积人”的格式，因此是贰春乡对该月作徒累积数量的统计。这类“作徒簿”与“徒簿冣”十分相似，似可归于一类。

前引简8-1559载假仓兹上交五月捕爰的“作徒薄”，提到“上五月作徒薄(簿)及冣(最)丗牒”，为何会有30牒呢？丗一年五月辛巳日即五月三十日，仓兹率领徒隶捕爰很可能耗时29天，每日书写一牒“作徒簿”，外加本次捕爰活动的“徒簿冣”，共计30牒。前文提到“作徒日簿”要在每日的旦时上报县廷，为何仓兹要把29日的“作徒日簿”一并上交呢？我们认为因为捕捉猿猴要深入森林中，无法按时上报“作徒日簿”，只能待该任务完成后一并提交“作徒日簿”和“作徒冣”。

除了以上几类明确定名为“徒簿”的简外，还有几种简与徒簿简相似。例如简8-284：“丗一年司空十二月以来，居赀、赎、责(债)薄(簿)，尽三月城旦舂 廷。”[4]128居赀、赎、责(债)薄(簿)是对特定身份徒隶劳作情况的记录，可将其归入徒簿类简中。再如简8-1665：“廿七年十一月乙卯，司空昌【薄(簿)】黔首□大男子四人。其□人载粟。”[4]375相似的简还有8-1586。 “载粟”见于张家山汉竹简《二年律令·徭律》“节(即)载粟，乃发公大夫以下子、未傅年十五以上者”[16]64，“载粟”是百姓在地方官府服役的项目之一，因此这枚简很可能是司空对黔首徭役的安排。

以上就是笔者根据现有资料对徒簿类简所做的分类和解析，从“徒簿”看，秦代对徒隶劳作的管理十分详细。仓和司空是监管官徒的官署，负责派遣徒隶到各个官署，根据徒隶的年龄、性别、身份安排劳作。司空和仓在安排完徒隶的劳作后要及时上报县廷，接受徒隶的官署也要把徒隶的分工情况及时上报官署。各个官署在“日作簿”的基础上要制作“作簿冣”，或称“月作簿”，一般是对当月徒隶劳作情况的累积统计。

[1] 李力.论徒隶的身份——从新出里耶秦简入手[C]//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八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山里耶秦简之“徒簿”[C]//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十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1;高震寰.从《里耶秦简(壹)》“作徒簿”管窥秦代刑徒制度[C]//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十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1;曹书林.里耶秦简“作徒簿”劳作者身份问题研究[D].郑州大学.2014；贾丽英.里耶秦简所见徒隶身份及监管官署[C]//卜宪群,杨振红.简帛研究(二O一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沈刚.《里耶秦简》(壹)所见作徒管理问题探讨[J].史学月刊,2015,(2).

[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山里耶秦简之“徒簿”[C]//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十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1; [日]角谷常子.论里耶秦简的单独简[C]//简帛(第八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3.

[3] 高震寰.从《里耶秦简(壹)》“作徒簿”管窥秦代刑徒制度[C].//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十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1.

[4] 陈伟.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5] 里耶秦简牍校释小组.新见里耶秦简牍资料选校(一)[EB/OL].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68.

[6] 沈刚.《里耶秦简》(壹)所见作徒管理问题探讨[J].史学月刊,2015,(2).

[7] 鲁家亮.里耶秦简所见迁陵三乡补论[J].国学研究,2015,(4).

[8] 里耶秦简牍校释小组.新见里耶秦简牍资料选校(二)[EB/OL].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69.

[9] 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简[J].文物,2003,(1)；张春龙.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J].中国历史文物,2003,(1)；胡平生.读里耶秦简札记[N].中国文物报.2003-09-07；孔庆典.10世纪前中国纪历文化源流——以简帛为中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0]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11] 贾丽英.里耶秦简所见徒隶身份及监管官署[C]//卜宪群,杨振红.简帛研究(二O一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2] 许慎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3] [日]永田英正.居延汉简集成之一——破城子出土的定期文书(一)[C]//简牍研究译丛(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国艳.居延汉简“最凡”使用情况及其用法演变考察[J].兰州学刊,2006,(11).

[14]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1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16]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刘力]

OntheClassificationofTubuintheLiyeBambooSlips

Li Mian Yu Fangjie

(1.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2. Chongqing Engineering Vocational Technical Institute, Chongqing 402260; 3. Colleg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97, China)

The document of Tubu in the Liye bamboo slips recorded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of Qianling Tuli in the Qin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name of Liye bamboo slips, these files can be divided into 3 classes of initials, such as Zuotubu, Tuzuobu and Tubuzui. Zuotubu was the abbreviation of Zuo tu ri bu, which was the work arrangement from Sikong and Cang. Tuzuobu was written by Tuli’s receivers, which was the abbreviation of Sikong/Cang tu zuo ri bu. Tubuzui was written on the basis of Rizuobu, which was also called Yuezuobu. Tubuzui was cumulative statistics about Tuli’s working conditions in that month. Considered from Tubu, government of the Qin Dynasty detailed provisions on the management party, receiver and job description.

Liye bamboo slips; Tubu; Tuli management

2017-04-26

李 勉(1987— )，男，山东滨州人，历史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俞方洁(1986—)，女，重庆人，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秦汉考古。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秦代县政研究——以简牍资料为中心”(2016BS021)。

K232

A

1673—0429(2017)04—0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