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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恺民初1911—1922的理财活动

2017-09-15李日幸

课程教育研究·上 2017年31期

李日幸

【摘要】廖仲恺作为孙中山忠实的追随者,为中国革命奋斗了20多年,他协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建立国共首次合作战线,在孙中山逝世后,他忠诚地执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直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其光辉的一生中,廖仲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众多,其中,当家理财,努力为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提供稳定的财政保障就是他的突出贡献之一。他在筹措军饷、整顿财政方面的努力,表现卓著,最终成为国民党的理财专家。本文拟对廖仲恺在首次国共合作前10年间的理财活动做一梳理,以展示他的理财能力及其贡献。

【关键词】廖仲恺 辛亥革命时期 两次护法斗争 理财活动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31-0135-02

一、前言

廖仲恺作为孙中山忠实的追随者,为中国革命奋斗了20多年,一生中贡献众多。其中当家理财,努力为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提供稳定的财政保障就是他的突出贡献之一,尤其是在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廖仲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筹措军饷、整顿财政方面的努力,表现卓著,最终成为国民党的理财专家。

本文是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廖仲恺在首次国共合作前10年间的理财活动做一梳理,以展示他的理财能力及其贡献。

二、廖仲恺在辛亥革命中的理财活动

廖仲恺1877年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十六岁后才回到香港和广东。其家族境地颇好,父亲廖竹宾在旧金山汇丰银行分行任职,叔父廖维杰是清朝的洋务官员。廖仲恺最初接受的是美式教育,因而英文造诣颇深。由于其少年就居住在外国,加上当时19世纪后期美国群众反华的运动,种族歧视的不平等待遇,大大激发了廖仲恺的爱国心理,从而为其日后埋下了革命救国的种子。自孙中山领导的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始新一轮的反清革命运动。在这种大环境下,廖仲恺夫妇相继到达日本留学。随后结识了孙中山,胡汉民等人,从而走上了艰难并辉煌的革命道路。

1903年抗俄运动爆发后,廖仲恺和何香凝积极参加并捐款,这是他们到日本后参加的第一次政治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其后各省相继宣布独立,清王朝统治岌岌可危。11月,广州宣布独立共和,由胡汉民出任广东军政府都督。刚刚从吉林回到广州的廖仲恺担任了财政部副部长。当时军政府财政部长为李煜堂。廖与李两者无论在财政学识,家庭背景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差距。廖仲恺对于当时广州绅商缺乏相当的认识,再加上对李煜堂施行的理财措施又不认同,1912年初便辞去了副财政部长之职务。

1912年4月25日,孫中山回到广州。5月23日,廖仲恺被重任都督的胡汉民委派为军政府财政司司长,开始了对广东财政长达一年多的掌理。廖仲恺上任后,向都督胡汉民提出筹办广东银行以改良币制,同时还通过行政的措施颁布决定;确立纸币本位制,取消原来的“纸银各半”的规定,他还呼吁商民支持使用纸币,以维持纸币信用。

财政司在对纸币实行行政及经济相关措施后,收到一定的效果,纸币之市价相对稳定;金融市场逐渐平稳。在此基础上,廖仲恺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推行了地价税契法案。但是廖仲恺提出的地价税契法案实施起来遭遇了种种困难:首先就得不到临时议会的支持,后又因为孙中山离粤、胡汉民被罢都督及二次革命爆发后的失败,廖仲恺被逼避走日本。尽管辛亥革命的成果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二次革命也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廖仲恺在此期间所做的种种财政及经济改革上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三、廖仲恺在第一次护法斗争时的理财活动

袁世凯的自毙及其帝制的失败,并没有真正使民主与共和重新回到国民的手中,而真正掌握实权的还是皖系军阀。为捍卫共和民国,孙中山重新领导中国革命志士进行了长达六年多的护法运动。

孙中山于1917年6月19日通告中华革命党:“所有各地筹饷局长及委员,立即照旧执行职务”,“希迅速筹备款项,以便协助本部维持共和之用”。此时,廖仲恺以中华革命党财政副部长的名义主持党内一切财务。他积极协助孙中山“运动北洋海军官彭春源等南下护法”,同时为了筹备款项,又多次致电南洋爱国华侨极力筹款。正是廖仲恺不余遗力并卓有成效的筹款才在财政上保证了孙中山能够召集国会议员多达一百二十名南下护法,这样非常国会才得以召开。同时也因为有廖仲恺在财政上的保证,海军总长程壁光能在7月21日率领七炮舰队离开上海南下护法,给广州军政府的成立提供了军事上的保障。9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宣誓就职大元帅之职。在此届护法军政府中,廖仲恺担任财政部次长,由于财政总长唐绍仪并没有到任,所以他实际上以次长的身份署理财政总长之职。

护法军政府成立后,财政极度困难。为了筹措可以维持军政府和护法战争需要的经费,廖仲恺独自承担了此重任。其筹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发行公债,二是向海外华人募款。在发行公债券的方面,军政府财政部设立了筹饷公债局,廖仲恺被委任为局长一职。从1917年10月公债局成立后到1918年6月近九个月中,公债局共发出公债票及相关收条共计款额15545930元:在海外筹款方面,廖仲恺在此期间多次致电海外华侨同胞,尤其是呼吁南洋侨胞踊跃捐款。

但是,当时的广州护法军政府只是依托同北洋军阀有利害冲突的西南军阀,而没有真正掌有兵权。西南军阀并非真正追求民主与共和,只不过是希望通过与孙中山的合作,以“护法”为名,同北洋军阀争夺权益而已。正因为这样,护法运动一开始便预示着必然走向失败,廖仲恺之前为军政府所做的一切筹款努力也付之东流。

四、廖仲恺在第二次护法斗争中的理财活动

第一次护法斗争失败后,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们对中国革命和三民主义重新进行了思考。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重新宣布“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中国国民党本部设总务、党务、财政三部,而廖仲恺被孙中山指定为财政部主任。

把桂系军阀驱逐出广东,重新确定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地位,是孙中山护法的先期目标。早在第一次护法期间,孙中山自感护法军政府无军队而西南军阀又不听指挥,故利用其大元帅的职权与威望,下令从当时的广东警卫军中抽出一部分组建了“援闽粤军”,以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而援闽粤军的组建及训练等得到了当时任财政部次长的廖仲恺在财政上的大力支持。1918年,援闽粤军开抵汕头,廖仲恺在当时筹款极为困窘的情况下,仍然每月向其拨军饷6万元,同时又支持陈炯明开采当地矿藏,以助饷费。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正式组建中华民国政府。廖仲恺被任命为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次长,后因财政部长唐绍仪没有到任,故其以财政部次长代理部长职,掌握了处理军政经费的大权。廖仲恺面临着筹措军政两款的大任,又需处理整顿金融市场,稳定币值等问题。当时的广东财政情况极为紊乱。由于桂系军阀数年来的盘踞,其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不断的购买军备。据统计,1918年至1919年两年间,桂系军阀的军费支出多达2725万余元。而广东财政自1917年后,收入只在2400万元以上,财政收入仍然抵不过其军费的开支。同时,桂系军阀还大举外债,滥发纸币,导致纸币贬值,币值只有“四成以下”。

面对这样严峻的财政窘况,廖仲恺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1.通过行政命令,统一全省财政的开支。对于各地自行截留的税款及厘金,廖仲恺通过省长陈炯明指令“征收机关,所有收入厘税及一切捐项,均应解缴财政厅核收”,“毋得稍有隐瞒浮滥,以重公款”。而各机关单位需要支出的款项,也要上报省长陈炯明,由省长核准,“毋得向财政厅支领”。廖仲恺意图通过行政上的规定从而达到统一全省财政开支,规范财政核销手续。廖仲恺还要求,对于各地征收的田赋税契、厘金等,必须及時上缴省财政厅。不及时上缴税款的,将给予记过及撤职等处分。这样规定有利于省财政厅及时地掌握各地上缴的税款。2.扩展广东银行,维护广东纸币金融的安全。廖仲恺希望通过整理银行,发行“准备金之固定纸币,以为永久之计,将来此种不低折之纸币流通市面即足以救济银荒,而杜绝奸商炒买之弊”。1920年12月,廖仲恺下令“所有库款出入,悉以省立银行纸币为本位,以归划一”,同时还规定广州市区之征税机关,一律专收该行兑换券,不收银毫。在他的努力下,到了1921年4月间,“广东银行纸币,十足兑换,信用甚固”。通过以上几方面的治理,广东省的财政逐渐得到恢复,广东政局因此得以稳固,从而有力的支持了孙中山讨西南军阀及北伐的工作。

孙中山再次建政广州仍高举护法旗帜:“此次军政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他认为要扫除北洋军阀,则必须先要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而广东革命根据地最大的威胁是盘踞在西南的桂系军阀,故讨伐桂系军阀成为军政府初期的军事目标。廖仲恺在此期间,为讨桂系军阀筹集了大量的军费,从而保证了粤军讨桂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当时担任陆军总长、内务部长、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四职的陈炯明却怀二心,他既不支持西伐桂系军阀,又不支持北伐,企图凭借自己掌控的粤系部队排挤孙中山以达到独霸广东的目的。1922年6月14日陈炯明派人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廖仲恺扣押起来,两天后又发动了叛变,炮轰总统府。北伐军回师在韶关失利。广东护法运动再一次遭受了失败。而廖仲恺在被囚两个多月后,于8月18日才被何香凝等营救出来。

五、结语

在辛亥革命以及孙中山领导的两次护法运动中,廖仲恺都参与其中并且都获得财政的署理权。尽管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因为遭到反叛而以失败告终,但廖仲恺在这期间所作的理财活动是值得肯定的。正是廖仲恺卓有成效的筹款,直接保证了军事和政务上的经费开销,同时也促进了广东地区的稳定,并为以后国民党的理财积累了经验和教训,也为日后他对孙中山第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作出的重大贡献和国民党迅速发展,打下了铺垫。廖仲恺的理财活动及在其它的工作上的建树,如国共合作的努力和他在政治、经济思想上的探索等,都表明了他不愧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和最得力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