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梦遥

期末临考前在教室里上自习，我嘴里轻轻念着，在笔记本上写着字。女朋友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创作说唱歌词，她不可思议地笑了。

那是11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对hip-hop音乐着了魔。我看过电影《八英里》，就想着电影里穿着帽衫的艾米纳姆是自己。我听龙门阵、黑棒乐队，听美国匪帮说唱，穿oversized衣服，留一头冲天的爆炸头。在那所作风严谨的法律院校里，嘻哈文化属于旁门左道，我大概是校园里唯一的Hiphopman。

那年我总想象自己变成一个rapper，却从来没有找到入门之法。后来，我成了一个特稿记者。

这些年我一直想围绕说唱写点故事，也曾报过相关选题，但这个文化实在太小众了，又没有什么触发事件。直到2015年8月，机会似乎来了，文化部下架了100多首网络歌曲，其中有很多是说唱。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说唱组合，被禁了8首歌。

我联系了那位主唱，我们面对面地坐下聊了3个小时。其实我很想听到他坦白，从文艺自由或者政府行为边界的角度，禁令本身有值得检讨的地方。但他并不认可，或者说，他根本不愿面对真正的问题。出于种种原因，那个稿子最终也搁浅了。

我一直在等待，终于等来新的机会。这个夏天，《中国有嘻哈》风靡全国，但早在节目筹备期，我就注意到了。我不敢肯定它一定成为爆款综艺，但我觉得小众文化走向大众的过程，本身就构成新闻。也是自那时起，我就开始了采访。提前启动是有利的，7月前我就完成了大部分6强选手的采访—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的赛绩，据说后来他们的档期非常难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