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文性理论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必然融入过去和现在的系统，和过去或现在的互文本发生联系。《铁器时代》与其他作品也有“互文关系”。通过对《铁器时代》的解读，聚焦主要意象“铁器时代”，本文认为该文本弥漫着强烈的互文意识，具体体现为其对赫西奥德和奥维德的“铁器时代”的借鉴化用。通过互文性意义上的用典，该小说生动再现了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动乱的社会状况，即一个真实的“铁器时代”。在这样一种互文背后，小说明显展现了库切对人类苦难的深刻思考、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深切关注，彰显其人文情怀。

关键词： 《铁器时代》；互文性；用典；赫西奥德；奥维德

一、引言

南非小说家兼诺贝尔奖得主库切所著的《铁器时代》，视野独特，构思巧妙，是一部寓意丰富的文学作品。截至目前，《铁器时代》已经吸引了世界范围批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库切早期作品之一，《铁器时代》通常会不可避免地被视为是对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一种回应。库切在小说结尾处特意附上“1986-1989”，将之作为该小说的写作时间。而在这一时期，南非正处于种族隔离政策晚期。此外，该作品存在着众多描写小镇暴力的场景，不由使人想起于1986年发生于开普敦的大规模政治动乱。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下，小说主人公卡伦太太意识到，正是这个殖民历史，更确切地说，是南非白人民族主义直接促使了“铁器时代”的到来。

除了频借卡伦太太之口，悲叹南非种族隔离时期为“铁器时代”之外，库切还将该小说命名为《铁器时代》，勾勒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其实，“铁器时代”最早可追溯至赫西奥德和奥维德。二者均对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进行了详细阐释，并用不同金属名为之命名，象征每况愈下的不同时代。而该小说通过对赫西奥德和奥维德二者“铁器时代”的巧妙用典，详细刻画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黑暗时代及人们的生活状况——人与人之间冷漠，恰似回到了远古文明未开化的“铁器时代”。

二、互文性与用典

互文性，又称“文本间性”，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指文本与其他文本，文本及其身份、意义、主体以及社会历史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转化之关系和过程。”[1]（李玉平，5）。“互文性”理论最早是由法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和论述的。她是在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Saussure）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Bakhtin）的对话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了“互文性”这一概念。后来，在罗兰·巴特、哈罗德·布鲁姆、德里达、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吉拉尔·热奈特、米切尔·里法泰尔和安东尼·孔帕尼翁等著名学者的努力之下，“互文性”理论逐渐趋于成熟完善。

“用典”是文本中互文性表现类型之一，是对其他文本具有肯定价值的间接引入。除此之外，互文本还有其他三种存在形式：直接引入具有正向肯定价值的“引用”；直接引入具有否定价值的“抄袭”与“拼贴”；间接引入具有负向价值的“戏仿”与“戏拟”[2]（董希文，14-17）。

从互文性角度切入《铁器时代》，就会发现，《铁器时代》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独立文本，而是同前代和同时代的文本发生着联系。本文选择从间接引入、具有肯定价值的“用典”着手切入文本，聚焦该文本对赫西奥德和奥维德“铁器时代”的巧妙“用典”，认为该小说与赫西奥德和奥维德的“铁器时代”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相似性。而且，借助这一文学典故，库切设法完成了通过文学的方式表达一种受难和死亡的痛苦经历，给讀者提供了一种将永远萦绕于他们脑海的体验。

三、赫西奥德和奥维德的“铁器时代”

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Hesiod，750-650BC） 在其著名的《工作与时日》第109至201行中对人类社会经历的不同时代进行了详细清晰的阐述。他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五个时代，即黄金时代、白金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铁器时代。其中，铁器时代是最后也是最糟糕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孩子让父母蒙羞，兄弟相残不断，主客间没有任何尊敬可言。罪恶四处蔓延，强权即公理。甚至连上帝都彻底抛弃人类，因为已无处可求助以抵抗罪恶（no help against evil）[3]（Hesiod， 17）。

同样地，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1st BC – 1st AD）在其著作《变形记》中也详细描述了人类社会的四个不同时代。除了省去“英雄时代”外，奥维德其他阐述和赫西奥德的大致相似。在奥维德看来，铁器时代的人类崇尚武力及战争，而且极尽贪婪，毫无任何信仰。简而言之，于赫西奥德和奥维德而言，铁器时代没有爱、责任感、友谊、信仰，更没有真理、公平和正义。

四、《铁器时代》的“铁器时代”

《铁器时代》中卡伦太太发觉自己正置身于这样一个冰冷的“铁器时代”之中。在饱经身心折磨之后，卡伦太太悲叹道，当一位老人也开始不断渴求爱时，社会中的“一切早已化为肮脏污秽”[4]（Coetzee， 67）。

《铁器时代》集中描写南非种族隔离冲突，着重描绘种族隔离时代人与人之间，尤其是白人与黑人之间始终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当卡伦太太初次踏进暴乱中心古古莱图（Guguletu）时，眼前是一片“蹂躏的景象”：冒着熊熊黑烟的棚屋、烈火焚烧过后满目疮痍的黑人小镇及女仆弗洛伦斯（Florence）儿子满身枪眼的年轻躯体。更有甚者，那些自封为优等民族的白人甚至将血淋淋的屠刀砍向无辜天真的黑人小孩：他们被警察追赶得四处逃窜，努力躲避朝他们乱飞的子弹、黑洞洞的监狱[5]（Coetzee， 49）。然而，这一切终究不过是种族隔离制度之下南非黑人社会的一个小小缩影。

而暴力中心古古莱图还是个内乱之地。面对强大的政府压迫，黑人感到深入骨髓的绝望与无助，变得麻木无情，愤而将自己的愤怒和挫败感撒在自己的黑人同胞身上，用白人对待他们的方式，对待他们自己的同胞，发动了大规模对自己同胞的残忍杀戮。受害者有“被认为勾结政府”的叛变分子，有“拒绝与他们合作”的异己分子[6]（ Eze， 30）。更令人震惊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甚至连黑人小孩都恣意妄行，随意将自己的拳头砸向老者。贝基和约翰仅仅因为黑人流浪汉范库尔（Vercueil）喝酒，就残暴地对他拳打脚踢。而弗洛伦斯作为母亲，非但不予以阻止，反而坚持认为他们是在为自己群体清除废物，公然表示自己对儿子这一代人的无比自豪之情。endprint

同样，由于当时南非特殊情况的存在，白人与这个国度也有着不可消磨的矛盾，白人内部也存在着种种冲突争执。身处“铁器时代”，白人彼此相互敌视。亲眼目睹约翰无端被白人警察戏弄而生命垂危的事件，卡伦太太愤而驱车前往卡列登广场（Caledon Square），试图控告那两个无耻的警察。出乎人意料的是，面对卡伦太太的沉痛控诉，冷漠的工作人员闪烁其辞，以搪塞糊弄卡伦太太。其身后另一名面孔铁青的工作人员更是置身事外，装聋作哑。如此种种，使得卡伦太太不由绝望感叹道：在她的年代里，警察跟女士交谈的时候，举止非常绅士[7]（Coetzee， 48）。

最糟糕的是，本该最为善良无邪的孩童也熔炼成了残忍暴躁、满口脏话的恶魔。他们径自略过童年时代——原本充满好奇心、灵魂逐渐成熟的时代。自然，他们欠缺同理心，丝毫不懂得尊重他人，甚至，纵火烧学校也早已成为他们的日常。一次，狂舞的烈火在一位妇女身上迅速蔓延开来，嘶嘶的火舌贪婪得舔过她的每一寸身体。然而，在妇女嘶声裂肺的呼救声中，一群孩子竟幸灾乐祸，丧心病狂得欢呼起来，甚至朝烈火缠身的绝望妇女泼洒更多的汽油。

显然，无论是在白人与黑人不同种族之间，还是在黑人与黑人、白人与白人同一种族内部，混乱苦难无处不在。甚至，连本应最纯真的孩童都变得凶残无比。这其实就是个真正的“铁器时代”。

五、结语

在《铁器时代》里，库切以后期的种族隔离制度为背景，借鉴化用赫西奥德和奥维德关于“铁器时代”人类生存状况的阐述，用生动细致的笔调再现了南非种族隔离政策下生活的恐怖，将特定历史时期南非社会种族分裂、暴力肆行、冷漠异化、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直接暴露在人们眼前，刻画出一个真实的“铁器时代”。这一对赫西奥德和奥维德的“铁器时代”互文性意义上的用典，体现出库切对腐朽的种族隔离制度的质疑，对殖民主义统治下的社会问题的批判，对种族隔离制度下人们生存状况的密切关注及深切反思，彰显其人文情怀。

参考书目

[1] 李玉平：《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2] 董希文：“文学文本互文类型分析”，《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14-17。

[3] Hesiod and Hugh G. Evelyn-White. Hesiod， the Homeric Hymns， and Homerica. London：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32.

[4] [5][7] Coetzee， J. M. Age of Iron. London： Martin Secker & Warburg Limited， 1990.

[6] Eze， Chielozona. “Ambits of Moral Judgement： Of Pain， Empathy and Redemption in J. M. Coetzees Age of Iron，” 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 27 （2011）， 17-35.

作者簡介：李静（1992-），女，汉族，江西省九江市，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2015级英语语言文学。研究方向：英美文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