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福兴

摘要：梁启超的“三世说”是当时史学界的新见解，笔者认为梁启超“中国之中国”为内部交流阶段的观点存在片面性，“亚洲之中国”为初步交往阶段的观点存在不完整性，“世界之中国”为全面交往阶段的观点存在合理性。笔者通过史料分析这些观点，认为梁启超的“三世说”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在现在也具有借鉴作用，值得我们学习。

关键词：梁启超；“三世说”； 世界之中国

梁启超是近代历史学家，他在《中国史叙论》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三世说”这种新观点，引起了学术界许多反响和共鸣。本文是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分析 “三世说”的观点，他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又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中国之中国”为内部交流阶段的片面性

从人类起源到有记载的历史是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开始的，梁启超把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秦始皇统一全国时期称为“上世史”，是为中国之中国。华夏与夷蛮诸部落交流。“炎黄以前，氏族的范围大约还很小，社会自身还没有变化的倾向，社會秩序的问题还显不出很重要，及至炎黄与蚩尤大动干戈以后，散漫的氏族扩大成部落，再扩大为部落联盟。”[ ]他们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也有战争和冲突，通过这种关系，开始了他们最初的交流。《左传·哀公七年》中有“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记载。夏商时期奴隶制国家建立，国家机器初步形成，王把各要地分给功臣子弟进行管理，同时与周围的其他部落发生联系和交往。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朝统一，这一时期，有的国家进行合作，有的国家进行战争，交流始终是进行的。

中国在进行内部交流的同时与外部也保持着联系。中国古籍中就有关于西方的记载，《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前976—前922）西巡至昆仑会见瑶池西王母的故事，学术界对书中地名众说纷纭，但反映出中国人对西部乃至中亚地区有一定的了解，存在某种交流。西汉司马迁《史记》中，记载了殷商遗民箕子率族人到朝鲜避难的史实。在《山海经》中，对倭人也有记载，证明先秦时期与日本也有交流。通过翻阅史料和考古资料，发现先秦时期和东南亚也有早期交流。西方文献中也有东西交流的记载，希罗多德《历史》的一篇神话诗《独目篇》中，可知公元前七世纪左右欧亚内陆人们的交流。亚历山大东征也促进了东西文化交流，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大量希腊人移居东方，他们也与中国发生了交流，在中国发现的带有铭文的铅饼，据考证是已经失传的希腊文，证明中国与古希腊也有交流。

通过以上史实分析，梁启超所说：“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此实汉族自经营其内部之事，当时所交涉者，惟苗种诸族类而已”[ ]的观点具有片面性，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看中国与其它国家确实存在一定的交往。

二、“亚洲之中国”为初步交往阶段的不完整性

西汉统一全国之后国力强盛，与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当时汉武帝想和大月氏结盟打击匈奴，就派张骞出使西域，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与西亚之间的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也与西方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等人来中国译经，传播佛教文化。在甘肃陇西发现一枚金币“索里得”[ ]是当时东罗马拜占庭狄奥多西斯二世时期。《魏略》记载：大秦（罗马帝国）“常利得中国丝，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与海中”。证明了魏晋时期中国与罗马帝国也存在交往。唐朝经济发展，社会繁荣，是中外为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史料记载，与唐朝通交的国家有陀拔斯单（位于今里海南岸）等”[ ]证明唐朝与里海地区的国家也有交流。“公元六世纪到八世纪，中国和大食帝国、拜占庭帝国来往密切。”[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繁荣，中国的丝绸、陶瓷等物品大量运到北非、欧洲等地区，促进了中国与欧非等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元代访问中国的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h，1304—1377）就乘过中国海船。”[ ]证明中国与非洲国家也有交流。蒙古西征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蒙古军在里格尼茨（今波兰西部）打败德意志联军，也是一种交流的方式。明朝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清朝乾隆时期英国使者马戛尔尼访华也是中外交流的一种形式，只是当时清朝比较保守，没有答应英国使者的请求，阻碍的交流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以上史实分析，梁启超所说：“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 ]并不十分严谨，梁启超只是限于交往频次和地域范围的角度看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的问题，并没有从中外交流的角度看这一问题。这一段时期，中国与欧洲、非洲国家也有一定的交往。

三、“世界之中国”为全面交往阶段的合理性

自乾隆时期以后，中国专制社会走向衰亡，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这一时期，西方列强通过对华战争对中国进行掠夺式交流，西方各国通过坚船利炮打开清朝国门，清朝逐渐灭亡。改革运动彼此起伏，中国进一步向前发展。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在这一时期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在中国投资设厂，中国在无奈与被迫中同列强资本主义进行交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用发展的眼光同世界其它各国进行平等合理的交流，促进了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这种交流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是合理的交流。

通过以上史实分析，梁启超所说：“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 ]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站在时代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只有交流才能促进各国的发展，中国只有通过自身努力，不断发展，不断同其它国家进行交流才能进步。

梁启超的“三世说”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有许多的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他学说的提出在当时有许多进步意义，引起了学者的许多共鸣和热烈讨论。再说，史学界本身对历史时期的划分存在许多争议，梁启超的学说打开了研究历史的一种新思路，值得我们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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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国史叙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月。

[3]牟世雄：《甘肃陇西发现一枚拜占庭帝国金币》，载《考古》200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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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云泉：《中西文化交流史》[M].济南：泰山出版社，1997年，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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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国史叙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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