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轶航

我的人生巅峰停留在了18岁，那年我写出了一篇高考满分作文。

当年的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考虑到那是在1999年，这个命题画风还是挺骨骼清奇的。

对当时的高中生来说，这种半开放式带悬念的命题能当场吓哭不少人——完全在平时的训练范围之外。而且卷子上写得清清楚楚——文体不限，光是在考场上纠结该写记叙文，还是议论文，就已经让人很痛苦了。

其实，过了那么多年回顾我当年的考场作文，你会发现它是一篇特别主流正能量的演讲稿。演讲稿不是记叙文，也不是议论文，而是抒情诗和咏叹调。

这篇作文，如果让中学生拿到共青团组织的演讲比赛上，让小粉红们声情并茂地朗诵一遍的话，绝对是催人尿下的。大量的排比段落，夹杂着各种漂亮的词藻，中国人和外国人生僻的名字，积极地拥抱未来，对“记忆移植”这件事的伦理和社会效应只有歌颂和期待，没有质疑和批判，要多主流有多主流，要多正能量有多正能量。

在这篇800多字作文的前半部分，我用了3个排比段落，分别“移植”了钱锺书、余纯顺和邵云环3个人的大脑，然后用华丽丽的语言地歌颂了钱锺书的渊博、余纯顺的探险精神和邵云环的爱国主义。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跟这3个人都不太熟。

我在高中时代，经历了从“为了兴趣而读书”到“为了装X而读书”的过渡期。小的时候因为识字早，所以提前读了不少书，古诗词、历史和军事政治，都是兴趣所至。到了发育阶段，作为一枚男生，外表和体育能力都不太出众，求偶方面比较吃亏，自然就期待在阅读量和课外知识上找优越感——别人没读过的书我读过，别人不知道的冷僻知识点我知道，别人没读过我也没读过的书——我也假装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