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昕

2014年北京高考的作文材料是“老规矩”，我拟的题目是《“木头裙子”与公民社会》。

“木头裙子”的比喻来自春节时电视里一遍遍重播的《家风是什么》特别节目，幸好我在最紧张的高三依然有闲心陪家人看电视。现在想来，除了从报刊社论中化用来的语言，恐怕这篇作文最大的特点就是问题意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同样在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当年的我果然很胆大，指望用800字写出韦伯一厚本书都没敢说分析透的问题。

然而，这篇作文有一个致命缺点——从头到尾，都没给公民社会下一个明确定义，只是模模糊糊地将公民社会与公民自组织等同起来，并且强调公民社会相对于政府的自治性。缺乏学理分析基础，未曾“我注六经”就在考场上“六经注我”，我把政治课上学到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往身边拽，把市场经济、私权意识等当时认为正确的名词与材料里种种“老规矩”一对对地贴起来。

诚然这没法怪一名高中生，直到大三出国交换选修了《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课程，我才真正从学理上了解公民社会意涵的多元与宽广，读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公民社会的反思，尤其是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中对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关系的表述，我才明白在现有制度下，公民社会根本就不可能有当年高考作文里的那种“自治性”。

当年的我對于公民社会还有另一层希望：个人对于“公民”的身份认同与行为确证，即人们不仅是作为个体关心自己和家庭，还普遍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一员关心社会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