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绍万

苏轼是个智者。他的智，在于能忍，在忍耐中等待时机。苏轼又有他愚的一面，他的愚，是愚忠，以一个忠字，削足适履，评价历史人物。

宋仁宗嘉祐六年，苏轼在应制科考试时所上的《进论》中，有一篇《留侯论》，主要观点是，刘邦之所以成功是“能忍”，项羽之所以失败是“不能忍”，项羽不能忍，所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刘邦能忍，养其全锋而待其弊。刘邦“能忍”是张良教他的。苏轼对张良充满崇敬之情：“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他认为张良有盖世之才，但年轻时候，雇勇士刺杀秦王，是匹夫之勇。在圯上老人的教诲下，有了能忍的肚量，此后帮助刘邦成就了帝王基業。功成身退，封为留侯。

苏轼对贾谊的评价就不是很高。他肯定贾谊有王佐之才，但碰到汉文帝这样的贤君都不能被重用，是什么原因呢？不是汉文帝不能用贾谊，是贾谊不能用汉文帝。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刘邦时代的老臣把持朝政，这些人都有功于汉文帝。像绛侯亲自把玉玺授给文帝，灌婴手握数十万大军，平息吕后家族叛乱，他们和汉文帝的关系，是父子骨肉情所难以企及的。贾谊不过是洛阳的一位少年，想把别人的想法全抛到一边，而推行自己的主张，这怎么可能呢？苏轼说：“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